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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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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十年间涌现的几茬作家中，莫言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从农村到城市、从乡土到世界、从底层到“纯文学”、从技巧到故事等等），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由他作品构成的世界不仅是时代的一个结晶体，也包含着当代中国语言和文学创造力的内在秘密。选择《酒国》和《生死疲劳》作为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入口，用意只是想从莫言成熟期的主要作品出发，以此为参照建立起批评的基本眼界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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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旭东，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著有ChineseModernismintheEraofReionns：CulturalFever，Avant-gardeFiction，andNewChmeseCmema;PostsocialismandCulturalPolitics：ChiantheLastDecadcoftheTwentiethCentury;《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等。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红高梁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并著有剧作、散文多种。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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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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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妖精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叙事可能性
——《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
《酒国》读书会
土地·生命·轮回
——读《生死疲劳》
莫言、张旭东对话《生死疲劳》
我们时代的写作
——莫言、张旭东对话录
附录
莫言是通向当代中国文学的门户
莫言更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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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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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这是特别好的问题。这两个确实有关系，几层语码是套在一起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与“人乡随俗”、“苟且偷生”和“顺应”，“顶到底”，这两层语码好像有个因果关系。这个糊涂和各种生命形式确实有关系，猪或牛或狗，有一个直接的身份认同。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层身份认同首先是市场分工上的专业认同，这一层不清楚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涉及职位、利益、能分到多少资源，等等；或者文化研究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我是女性，我是后殖民，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样的身份是很明确、很直接的，是被当下的格局所确定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前世、前生，我们上一次投胎是什么？可能是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大院的或者农村的环境里，这样的记忆，被市场化、官僚化、商品化的这道大轮回隔开了，所以清醒和糊涂，是生命的各种形式——个体的和集体的形式，当代和前当代的形式，新时期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形式——之间的脱节。三十年和九十年和一百二十年，之间都是隔开的，一段一段的，你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然而当下的这一点，这一层轮回，作为博士生，作为教授，作为房产商，作为房产主，这一层并非严格的人的概念，而是很薄的一层生活形式的概念。所以，清醒和糊涂与历史构造有关，是我们本身对把握历史构造的无能为力。故事里就显现为记忆力的衰退，西门闹想不起自己，唯一自信的形象是最后的大头婴儿，但是，他摆出一副“要朗诵长篇小说的架势”，虚构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真是假？是不是过嘴瘾的？小说里的莫言是一个人嫌狗不理的、非常讨厌的文学青年，大莫言，叙述者，经常提醒读者注意小莫言说的话是瞎编乱造，千万别信，但是作为猪说的，牛说的，却“都具有史料价值”。
……
本书汇集了2007年以来就莫言《酒国》和《生死疲劳》两部小说所作的几次讨论，包括一篇先以英文出版的分析《酒国》的论文，在北大和华东师大所作三次研讨班、读书会讲课和课堂讨论记录，以及我和莫言就这两部小说和相关文学问题所作的三次对话。在本书整理出版过程中，适逢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兹收录两篇我在第一时间所作的中外媒体访谈，以记录当代中国文学这一重要时刻。
莫言的写作已有近三十年的个人史。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看，这三十年是从相对简单的“回归文学”、“文学现代化”或“形式创新”走向全面、总体性地重建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与现代史，乃至中国文学与中国文明之关系的伟大历史瞬间。其中积累的文学经验和财富，有待当下和后世的批评家、文学史家不断挖掘、探讨和回味。在这三十年间涌现的几茬作家中，莫言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从农村到城市、从乡土到世界、从底层到“纯文学”、从技巧到故事等等），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由他作品构成的世界不仅是时代的一个结晶体，也包含着当代中国语言和文学创造力的内在秘密。选择《酒国》和《生死疲劳》作为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入口，用意只是想从莫言成熟期的主要作品出发.以此为参照建立起批评的基本眼界和框架，以图日后再回溯性地去研究莫言早期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在世界文学语境里看，自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拉美“文学爆炸”（theBoom）的代表性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世界文坛上虽然不缺乏优秀作家，但同二战前后高峰迭起、大师辈出的阵势相比，可谓处在一个历史低潮期。只要想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获奖的叶芝（1923）、萧伯纳（1925）、托马斯·曼（1929）和尤金·奥尼尔（1936）-且不提在此期间没有获奖的普鲁斯特、卡夫卡、鲁迅、乔伊斯、庞德、夏目漱石，以及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作家群惊人的文学创造力，我们就能合乎历史尺度地去看待今天世界文学的状态。即便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框架内，以艾略特（1948）、福克纳（1949）、海明威（1954）、加缪（1957）接连获奖为标志的战后文学高峰，在今天看似乎也是不可企及的。随着战后社会发展，民族解放、反帝、反殖运动的勃兴，文化多元化、底层或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大趋势也逐渐反映在国际主流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领域。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多地授予非西方作家、女性作家，和有着混杂文化背景的作家，就是一个侧面的印证。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后（或以2010年略萨获诺贝尔奖为收束），还没有出现另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和文学史重要性的民族文学或区域文学创作高峰。当代中国文学，无论就其内在的准备还是它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动之剧烈深刻而言，无疑都最具创造出这种世界历史性高峰的条件。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谈不上是一个事件，因为它无非是对莫言个人创作成就和当代中国文学活力的名至实归且略显迟到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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