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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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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张充和、唐德刚、夏志清、王鼎钧等十二位海外名家倾吐旅美心史,评点过往风云。他们大多成长于战乱频仍的民国岁月,旅美生涯或短或长,家国之情或隐或显,但无一不是远离中国乡土而承继中国文化的衣钵,内心涌动着深沉的中国文化情怀。
☆
作者亲赴北美访问,以生动畅达之笔记录受访者人生历程、音容笑貌与创作生涯,见证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海外奋斗历程,展现出一幅幅交织着人生与历史的多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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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一波波战火的蹂躏与政治的动荡,许多华人被迫远渡重洋,在异乡找寻避风港。尤其美国东岸,不仅是政治中心与财经重镇,更是常春藤名校云集的人文荟萃之所,一向吸引许多华人菁英在此处落脚。他们之中不乏举国闻名的学者、权倾一时的政客,以及名门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庐的学子。因缘际会下,他们打破阶级的藩篱,谱出一段段患难中的情谊,也共同在他乡为自己留下历史的告白,在异国的土壤播撒故国文化的种子,在海外耕耘出一片成果丰硕的文化园地。
本书作者特别远赴美东,走访十二位海外名家,倘佯于哈佛等名校优美的景致中,在平易近人的笑谈中,倾听他们畅谈人生与创作生涯,并藉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细数一页页风卷残云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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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知识人》、《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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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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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英时:知人论世
张 灏:探索时代
唐德刚:历史三峡
夏志清:重评小说
张充和:古色今香
孙康宜:文学虔诚
赵如兰:剑桥新语
林同奇:哈佛潜学
董鼎山:纽约梦寻
王鼎钧:通达文章
巫宁坤:受难心史
刘再复:悟证人间
后记
简体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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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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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会友集》、《中国文化史通释》、《情怀中国》等。
张灏
1936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等。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著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另有包括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作品。
夏志清
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谈文艺
忆师友》等。
张充和
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1934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代起,活跃于文坛,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抗战爆发后,在重庆从事古典音乐和昆曲曲谱研究,师从书法家沈尹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教昆曲及书法。1948年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49年赴美定居。张充和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二十多年,1985年退休。
孙康宜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赵如兰
1922生于美国剑桥镇,赵元任和杨步伟之女。音乐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44年获哈佛女校Radcliffe西方音乐史学士,1946年获西方中古音乐史硕士,1960年获东方语文与中国音乐博士。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与音乐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访问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等。
林同奇
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49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前后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随即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至今,
定居美国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译著有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著有《人文寻求录》。
董鼎山
1922年生于宁波,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职纽约市立大学,1989年退休。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著有《美国梦的另一面》、《纽约客书林漫步》、《西洋镜背后》、《天下真小》、《纽约客闲话》、《最后的罗曼史》、《西窗漫记》等。
王鼎钧
1925年生,山东临沂兰陵人。1949年到台湾,1978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赴美,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著有“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作文三书”(《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海水天涯中国人》、《一方阳光》、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
巫宁坤
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泪》、《孤琴》,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
刘再复
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读沧海》、《人论二十五种》、《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红楼四书》、《告别革命》、《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飘流手记》十卷等。
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后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么。”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1952年4月发生了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有时候,余英时的父母请钱穆到海滨去喝茶,常常谈一天。钱穆《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余英时从那时候就听起了,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的事情,我查了吴宓日记,也是相当准确。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我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在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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