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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土地之恋——创“三农”理论时刻到田野去测量“三农”之温度
赤子之心——探究摒弃权宜之计而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之途径
当初，他以社会学家的冷静主编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今天，他推出《“三农”续论》这部关系重大的实践学说。咨政价值、学术品位与生动性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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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作者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最新研究专著。分为四章：一、“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二、“新农村建设”；三、“农民工问题”；四、“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
作为我国“三农”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作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精确的现实坐标，以科学实证的态度，极其用心地长期研究“三农”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者以探索最佳出路为目的进行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提出政策建议，并被高层吸纳，推进了我国“三农”问题的改革与进步，咨政价值、学术品位与生动性高度融合。
本书的创新性和重要性在于：1.作为亲历者，他对农村第一步改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2.他在2008年明确提出：农村已进入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三个发展的黄金期，但“三农”形势仍很严峻，其本质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需要进行第二步改革，户籍、土地和财政制度是改革的关键内容；3.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任务前景、实现路径进行了预测和判断；4.指出“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从体制和机制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5.对于城乡统筹和社会建设，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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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2000年至今兼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社会学和“三农”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目前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等课题。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持续畅销，影响很大。
主要著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编）、《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著）、《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主编）、《三农论》（著）、《“三农”新论》（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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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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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农村发展的三个“黄金时代”和粮食安全问题
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实一步
给农民更多优惠
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新农村建设
当前农村形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新旧临界点开始建设新农村
让农民当家做主是建设新农村的重点
新农村建设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个问题
新农村建设要给农民自主权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食粮和智力支持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新农村建设需要改革现行土地制度
把保护耕地的权力交给农民
土地与地产：当前城乡社会的两个主要问题
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修改《土地管理法》的意见
农业社会学，贵在突出实践价值
农民工问题
从体制和机制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
一论农民工
二论农民工
三论农民工
四论农民工
“农二代”难题：发达地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个案剖析：一个善良的农民工为什么成了杀人犯
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关系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实现路径
成都正在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
城中村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阶段
城郊农村实现城市化的好模式--宁波江东区调查
县域现代化的中国意义之一--晋江模式发展30年改革调研
县域现代化的中国意义之二--解读晋江
太仓实践者：县官是县域经济的领头人
昆山改革发展经验剖析
对安顺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建议
加强社会建设 实现社会现代化
在2012年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的演讲
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当务之急
后记：我做“三农”研究，是从芦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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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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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开展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最近，有位外国朋友拿着十八大文件，指着这两句话问我：“第一句话，我明白，第二句话，我不懂。为什么说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向他作了解释。中国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由来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那时，我们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经验，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
所谓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指：在全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把全部居民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一经登记入册，一般就不能变更。非农业户口的人从事二、三产业，基本上都居住在城镇，称为城市居民，农业户口的人，从事农业，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农村，称为农民。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严格限制农业户口、农村人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城市人口。政府对城市、对市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例如，在城市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则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再如医疗卫生，在城市对公务员、干部实行公费医疗，对工人实行劳保医疗，在农村对农民则实行合作医疗，农民自费。还有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基础设施等民生事业方面的政策也都是不一样的，学者对此概称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把全国的公民分成两类，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实行不平等的政策。这个思想来源于苏联。苏联在城市实行全民所有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在农村、在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未来也要过渡、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农民是应该向社会主义纳贡的。”所以苏联政府制定的国家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一贯偏低，实质是通过这种工农业剪刀差向农民征收高额的税。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批评苏联“把农民控得太苦”，所以农业搞不好。而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的。我们明知对农民控得太苦不好，但因为也实行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实践中，虽然反复强调要保护农民利益，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结果还是对市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例如在1985年以前实行棉布定量供应的政策，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发18尺布票，而农民只发15尺布票；又如车祸中轧死了两个孩子，一个市民的孩子要赔20万，而农民的孩子只赔6万多（这种同命不同价的政策，一直到两年前才废止）。
长期实行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结果，严重压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困苦，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农村落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城乡差距为1:2.57。当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处于极端贫困状况。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几次实践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形式，农民得到了实惠，不久又解散了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村的体制，这是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一次冲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但农村改革进入到流通领域、城乡关系等重要方面时，就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曾有几次农民要求改革户籍制度，都遭到了否决。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被保持了下来。
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本意是要把农民固定在农业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农产品大量增产，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这应该是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好时机。但这时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启动，城市的待业劳动力还很多，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动，城门还对农民紧闭着。于是就有了三项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产生：一是乡镇企业，二是农民工，三是小城镇。这是在户籍制度改不动、城乡二元体制不变革的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出路，农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长，一大批小城镇空前繁荣。乡镇企业被誉为“农民的第二个伟大创造”。不少学者（包括我本人）对小城镇也推崇备至。
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自从我们开展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至今正好60年，一个甲子。历届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农业，关注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取得了很大成就，保证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对十多亿人口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供给，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兴旺，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但是，直到现在，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2012年，全国仍有34%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已不敷供给，当年只创造10.1%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总人口近50%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1.9%，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一切同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经济结构已处于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同我国整个经济仍在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是很不相称的。
我们如此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为什么总是解决不好，解决不了呢？历史的经验表明，凡是一个问题不是一地一县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不是一时存在，而是长期存在，而且是久而不决的问题，那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而一定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这类问题靠改进工作、加强领导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改革体制，调整结构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这样一类的问题。
“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我国农村从土改以后就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农民组织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体系里，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结果。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限制、束缚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二三产业方面已经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因为各种原因，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等重要体制还没有改革，所以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还继续在进行着，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久解不决的根本原因。
五、根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三项重要举措
总体来说，经过多年探索，“三农”问题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途径是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几点，在实践第一线的同志们，在学界、政界，上下之间，已经逐步取得共识，应该说这是一大成就。至于如何破除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现在还在探索，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还同城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纠结在一起，真可谓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堡垒，改革的难度很大、阻力很大。但又非改不可，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解决不好，解决不了。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使农村也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里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形容。古语云：“鲁难未已，国无宁日。”用来形容当今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是很恰当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研讨、比较，我们已经积累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认识和经验，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个体制，应该而且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财政金融体制这3项制度入手。
六、关于本书的编辑过程
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一直做农村调查，写农村调查报告，也写一些对农村形势、农村发展的评论。文章积累多了，结集出一本论文集。第一本是《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1983年10月，我带一个调查组到山东省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调研，兼任县委副书记，工作繁忙，文章写得少了。1986年底回到北京，1987年初，就调到社会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翌年任所长。从此，转到社会学领域，但我还是关注农村发展，有机会还是到各地农村调研，写了不少“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调研报告。1991年在老朋友谢寿光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编成第二本论文集《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2002年，编成第三本论文集《“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编成第四本论文集：《“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2005年到现在，我还是经常到农村去，参加农村工作、农村问题的研讨会，还写农村方面的文章。8年过去了，迟迟没有出版新的文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夫人吴孟怡同志得重病了。她是我的贤内助，近50年来，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生活困难的年代，我们相濡以沫，她艰苦承担家务、抚养教育两个孩子，使我能专心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去农村，出差开会，有时一个月、两个月不回家，家里全靠她支撑。她原是我在北京工业学院时的同班同学，后来留校当教员，1986年转到中国土地报社（现在的国土资源报社）当编辑，副编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个孩子上了大学，她也常到各地出差，兼做记者，工作很忙。回到家里，又当我的文稿编辑。在她病前，写的几乎所有文稿，都是经她整理过的。早先没有电脑打印设备，是她亲手抄写誊清后发出去的。我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由她收集分类保管。隔几年，由她和出版社同志一起编辑成书，上述4本文集和其他论著都是这样出版的。1998年，她退休，又返聘了5年，2003年才不再上班。2005年她染病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出过农村文集。
2006年，重庆出版社为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定出版《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书系》，该社叶麟伟同志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并登门拜访，邀我担任这一书系的总主编，我婉辞了几次，但重庆出版社坚持。盛情难却，我答应出任，同时也承诺协助出版社在北京组织农业、农村方面的书稿。2007年至今，该书系已出版近60种图书。2008年10月，社方派杨耘同志来京组稿，同我商讨了几次，后来初定，在2005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和文稿中选出一部分，结集出版。随后，我的助手高鸽，学生颜烨、周艳等同志，下了很大功夫，从各种文档中汇集了这多年的文章和文稿，由北京工业大学李阿琳同志做了初步的分类加工，编印成册。杨耘同志非常认真、非常专业，很有见地地重新做了分类、编排、加工，校对了事实和各种数据。她多次打电话，有时来京，还多次同我核实、商讨，这种积极负责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现在这本文集行将出版了。在此，向重庆出版社，向叶麟伟同志，杨耘同志，向为本书做出了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陆学艺
2013年3月28日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1978年10月初，新华社内刊发表了我在8月写就的一篇文章，名为“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经中国社科院领导特准，我从哲学研究所出来，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1987年，组织上调我到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以后，社会学所的行政和科研成了我的主业，但一有机会，我还是常常到各地农村去调研。30年来，到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调研，同农业系统的多个部门打交道，探讨“三农”问题的学问。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突破的。一开始，就搞得轰轰烈烈、成效卓著，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跟上，农村形势时晴时阴，变化不定。30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风风雨雨，我都亲身经历了，深有感受。现就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个回顾。
一、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
斯大林1929年在苏联搞农业集体化，形成了集体农庄体制，从此，苏联的农业就陷入了泥坑。俄罗斯原来是欧洲的粮仓，集体农庄把苏联弄得粮食和农产品长期短缺，只好靠进口美国粮食来填饱人民的肚子。实践证明，集体农庄这套体制不符合经济人的原理，不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注定要失败的。但苏联的宣传机器很强，把集体农庄吹得神乎其神，蒙骗了很多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5亿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长，迎来了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形势本来是很好的。1953年我国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不久就产生了城乡和工业农业矛盾。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需要，粮食供应紧张，棉花等工业原料紧张。于是就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接着实行生猪等的派购制度，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实践发现，国家要从上亿个农户那里统派购粮油和棉花等工业原料，成本太高。于是就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包产到户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生产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对农户实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双方签订合同，超产者奖、欠产者罚。一年签一次合同，秋后社员按定产合同向生产队交粮食等农产品，统一核算后，再按合同向社员分粮分钱。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早在1956年就有了，几起几落，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只是又重新恢复，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推广和发展。
包干到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创造。它的直接来源是凤阳在1979年实行的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因为历史原因，连几家一起干也合不拢、搞不好，就把组的责任田和任务分到户，所以开始这里叫小包干（到户）。但这实际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表面上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简化，省去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繁琐手续，实质上则是免去了生产队这一级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组织。后来的实践证明，生产队这个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即包干到户）以后，绝大部分的生产队就名存实亡，这一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不再存在了。社员自主经营承包的责任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我家自己的。这样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所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据我在1980年代的调查，那时有关部门的统计，1980年12月全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9.4%，搞包干到户的占5%，到全国双包责任制推广以后，到1981年10月，包产到户占7.1%，包干到户占38%，到1982年6月，搞包产到户的占4.9%，包干到户的占67%。可见，自1981年以后，许多生产队就直接搞包干到户，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转为搞包干到户。到1983年全国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部分都是搞的包干（乾）到户。所以我们后来说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把大包干纪念馆建在凤阳小岗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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