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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创造者丛书09：言官与康乾政治（赵世瑜主持，楼宇烈、雷颐、葛剑雄、秦晖、杨天石、张鸣、吴思、马勇、陈明、高全喜一致推荐！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隆重推荐！）

書城自編碼： 212203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林乾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212065171
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48/18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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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第一套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普及历史读物。
◆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楼宇烈、雷颐、高占祥、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隆重推荐！
◆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推荐！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政治、思想、文化、江山的一统，无不令以往朝代汗颜；
但这又是一个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政治的神秘、臣僚的奴驯、精神的禁锢，
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
为268 年的清王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惆怅。
內容簡介：
1644年，一个拥有强健体魄的民族开始了纵马弯弓的时代，以儒家功利观所追求的“大一统”而言，清代是值得骄傲的。然而，通过言官所表征的士大夫的心路历程时，确有一种悲凉而又悲哀的强烈感觉。《言官与康乾政治》将视点对准在官僚大臣身上，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雍正对理学名臣的迫害，乾隆厉禁讲学，丑化道学先生的种种行径，如此种种，都在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作者以宏观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跳出历史的局限来反思历史，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
關於作者：
林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传统中国的权与法》《曾国藩传》《清代衙门图说》《嘉靖皇帝大传》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北京市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专业论文六十余篇。
句华，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发表论文多篇。
目錄：
序一
序二
卷 首 一叶落知天下秋
中国人把民主的希望、把限制君权的责任曾寄托在监察官员身上，希望他们像传说中的异兽獬豸一样，时刻把角顶向理屈的一方。这个梦想在一定时间内曾经实现过，但在这头异兽置身其中的大厦将倾时，它也就免不了要破灭了。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魏徵已无接班人
海刚峰留下的教训
草昧初创还是有意回避
毕竟是个窗口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章 “亡天下”和改朝换代
明清兴亡表面上一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然而，晚明表征新时代的种种因素在铁蹄声中被碾得支离破碎，这并非简单的游牧文化战胜农耕文化，它带给士大夫的是“亡天下”的感觉和无所适从的“选择”。
晚钟敲响为哪般
因言获罪的流放者
政治婚姻与福临的悲剧
改朝换代和士大夫的选择
第二章 美化的圣祖和真实的历史
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守之。奠定大清200余年基业的康熙大帝力图缓和满汉两种文化冲突，然而他又终为“汉家传统”所困扰，晚年“太子风波”使他心力交瘁，终于发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感叹。
巡按之废与裁减科道
言路的沉寂和风闻言事
震惊朝野的弹劾案
河务案与英主认错
“汉家传统”与太子风波
第三章 走向极致的秘密政治
把中国的秘密政治发挥到极致的是有诸多之谜的雍正皇帝，他驾驭军机处这个“小班底”办大事；把密奏这种“小报告”转向制度化；他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员，对言官极为轻蔑，他终于完成了“君主不再受监督”这一体制的最后过程。
猜不完的登位之谜
说不清的“华夷之别”
小班底办大事
“小报告”的制度化
台谏合一：君主不再受监督
科甲朋党谢济世
书院不闻读书声
一种发明：“选优”的皇位继承法
第四章 儒家传统政治的终结
把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推向顶峰的乾隆帝无疑是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完成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并把传统的“君臣共治”体制彻底打破，重新界定为主奴关系，这是儒家传统政治的终结。
从曹一士的奏折说起
从“君臣同体”到主奴界定
为那拉皇后鸣不平
修书、禁书与焚书
盛世夸赞与天子的陶醉
讲真话者可杀
卷 尾 天下艰难谁共肩
“戮心”的“盛世”终将昭示：这是难以走出的“中世纪”，儒家文化的“困境”不始于被动挨打的近代，而应到剥夺精神的那个时代去寻找。一个只有强健体魄没有强健精神的民族是悲哀的。
人口专家走西口
理学、汉学与士风推移
为一代言官把脉
后 记
內容試閱：
修书、禁书与焚书

倘若中国的王朝史上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尚文儒雅、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那么中国古代图书中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便难以编纂完成。此书的卷帜浩繁，是无与伦比的，它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过去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三倍多。从更为浩瀚的历代文化典籍中甄别遴选，校勘增补，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并且历时20年，全部用人工办理七部《四库全书》，没有雄厚的国力是难以支撑维系的。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有着征书、修书的传统。“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被每个帝王深信不疑，奉为真理。开国之初，皇帝无不重视文治教化、编纂典籍。在他们看来，这不单单是立国兴邦的良策，更是国运昌盛的标志。
正像托克威尔所说的那样：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45］。满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对强大的汉民族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已被融入同化。他们不但选择了汉族传统的儒学来统治人们的思想，更接受了汉族文治兴邦的观念。从顺治时期始，满族统治者便开始重视图书的编纂和访求了。还在戎马倥偬之时，清廷便着手纂修《明史》。康雍两朝官修图书不下数十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全唐诗》900卷和《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到了乾隆时期，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馆“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其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更是前代无法比拟。
乾隆皇帝决定编纂这部集古今典籍之大成的《四库全书》实属偶然。起初，他下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古今群书，不过是为博稽古文之名，并充实皇家藏书。但是，这种历来有之的征书谕旨，因为没有硬性的任务，往往得不到地方官员的足够重视。在上者无法督察追究，在下者也便虚应故事，敷衍了之。乾隆帝连下了三次征书令，皆如泥牛入海，所获寥寥。
不过，天底下总是有若干做事认真的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提出了一整套的意见，其中包括抄写数量稀少的汉唐、宋辽金元时期的书籍，搜集图谱金石碑刻，整理《永乐大典》、编立书目、撰写提要等。这给了乾隆帝相当大的启发。
在乾隆以前，历代朝廷都有动用中央政府的力量编纂书籍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有：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各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明代的《永乐大典》22937卷等。但是这些典籍都有着各自的弱点，例如《永乐大典》，虽然卷帙浩大，收录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书籍，却是按类分目，割裂群书，查阅极不方便。因之许多读书人包括乾隆帝自己对此都深有感触。于是，乾隆接受朱筠的建议，决定按照已被公众认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整理《永乐大典》。而后，整理的范围逐步扩大，令素有吞吐天下之气魄的乾隆皇帝萌发了编纂包括古今所有书籍的特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决心。
目标既定，那么如何在民间采访征集前代遗书、以保障《四库全书》的权威性，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征书效果不佳，除了地方官不够重视之外，还有着相当多的主客观原因。自康、雍以来，文字狱大兴、查出有碍书籍不但会罪及藏书人，也常常会牵连地方官员，因而地方督抚均恐受其累，不肯多事。再则，藏书人多是惜书如命，担心朝廷征书会有借无还，也常常将有价值的古籍秘而不宣。针对这些情况，乾隆帝特意颁旨申明：一、决不会因采访书籍而惩处藏书人及地方官员，相反如果藏而不缴，一经查处，将从重治罪；二、所征之书皆为官府借抄、用后定将完璧归赵；三、各省督抚必须在来年内迅速妥办，若仍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46］。
此谕一颁，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便很快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各省督抚在圣谕的督责和鼓励之下，想尽一切办法搜集书籍。各地藏书家也纷纷献书。一时间，各种珍贵书籍被源源不断地呈送至京城，《四库全书》馆内立刻珍籍荟萃，汗牛充栋了。
然而，《四库全书》的得以成书也并非偶然。18世纪的清代，正是汉学迅速发展，并逐步取代宋明理学的时代。与注重“理”、“气”、“性”、“天”等抽象议论的理学不同，汉学注重实证，强调读书，主张探本溯源，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汉学家们看来，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得真知的宝藏，因而他们这一学派被称之为汉学。当时这种朴实的学术思想和作风已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据了上风。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民间藏书、读书、校书、辑佚书甚为流行。特别是在江南文化发达地区，藏书之风甚盛，涌现的藏书家更是不可胜数。有一位名叫周永年的学者，就曾著《儒藏说》一书，大声疾呼将天下儒家经典征集到一起、藏入各地学宫、书院以及名山古刹，以便保存流传和供士人观览。因而，从这一方面讲，《四库全书》正是应时之作。
伴随着文化典籍的征缴，大批“违碍悖逆”的书籍被发掘了出来。这是乾隆帝的意料中事，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河南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就让乾隆帝警觉了起来。这次借修纂《四库全书》访书之际，寓禁于编，是他早有的预谋。他无法听任大量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著述流传下去，那将是对大清国千秋伟业的最大威胁。为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当全国范围内的征书尚未结束之时，乾隆帝便正式发布了禁书谕令。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却相当冷淡。各地督抚的奏折几乎千篇一律，都声称没有见到荒诞不经，语涉诋触，应行销毁的书籍。只有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说查到了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毁的屈大均的遗稿。这令乾隆帝极为恼火。于是他借屈大均一案指责各省督抚、尤其是江浙一带督抚办事不力。因为在那个时代，江浙一带文化发达的程度远比两广要高得多，两广一带查到禁书，而江浙一带却久查无果，是有悖常理的，乾隆还警告说，若藏书家隐匿不缴，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并于该督抚是问［48］。
此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各省督抚殚精竭虑，唯恐查办不力。这一时期是乾隆年间文字狱的另一个高潮。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1777—1783），短短7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达五十几起。大部分的狱案都与查办禁书有关，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案被称之为“书祸”。其中，王锡侯的《字贯》案和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是最为严重的两起。
实际上，乾隆帝对这两起案件大加渲染，有着督导各地查办禁书活动的私心。《一柱楼诗》中确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明”、“重明敢谓天无意”之类“悖逆”字句，而《字贯》不过是一部字典，只因在凡例中，直书了清朝诸位皇帝的名字，便惨遭横祸。乾隆对这两起案子的处理相当残忍，不但株连九族，而且将失职的有关官员治以重罪，江西巡抚海成就因对《字贯》一案督察不力被判斩刑。
于是成百上千部违禁书籍被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城。在军机大臣和四库全书馆员严格甄别审核后，这些书籍被分为全毁和抽毁两类，经乾隆皇帝过目之后，或全部被投入武英殿的字纸炉内焚毁，或被抽出违碍篇页销毁。在极端恐怖的气氛下，各地告讦之风应运而生，怨家片纸一投，被控告之人身家即破，拖累无辜。为消灾免祸，许多人家不问禁与不禁，将家中藏书一律烧毁，大量的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也因之遭到了噩运。那一时期究竟毁掉了多少书籍已无从查考，但毁书超过辑书，却是毋庸置疑的。乾隆皇帝的再举秦火，给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摧残文化的焚书与文字狱，是乾隆皇帝的一大恶政。尽管中国的历朝历代对于非正统文化的钳制与摧残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像乾隆帝这样大规模地焚毁、删改民间藏书，却是空前绝后的。
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位始皇帝统一霸业既成，便于公元前213年迫不及待地下令焚书，规定除医卜、种植之书外，凡秦纪以外之列国史记、私藏之诗、书、百家语皆毁；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妖言诽谤者族诛；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30日，不焚者，黥为城旦；凡欲学法者以吏为师。次年，他还下令将非议朝政的460名儒生残忍地活埋。
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为昭著的两起焚书事件，发生在专制王朝的前后两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必须以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来维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王朝的初建与末世往往是人们思想最为混乱，难于对官方意识形态产生认同的时期。秦统一以前正值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迅速生长的春秋战国时代。此时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逐步加深，思想异常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长期动荡不安的生活，极易使人们形成一种自由独立的个性，这当然是专制王朝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人们的思想完全统一起来，符合专制统治的需要，即使是表面上的统一，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而始皇帝采取了一种极端残酷的手段，以强行遏制这种思想界中无政府主义的滋生繁衍。
而乾隆皇帝所面临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早已成熟。经过宋代朱熹等儒生的阐发，儒家思想已系统化，完全成为统治者控制人们思想的强大武器，并早已深入百姓之心。那些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异端邪说”，不是被儒家思想排斥得无影无踪，便是被融合得走样走形。譬如先秦时期曾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在秦汉时期便已失去了朴素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的光芒，变成了手持三尺铁的游侠的形象；而纯粹的舶来品——佛教，则与道教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禅宗，并最终被儒家吸收了一些元素，促进了理学的形成。
单就学术派别的数量而言，乾隆朝根本难以望先秦时期之项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传统社会中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局面，便没有再出现过。儒教的强大力量，加上多年来清朝统治者钳制文化，制造文字狱，已使得清朝的知识分子不敢也无法跳出儒家学说的窠臼。人们所表现出的反叛精神，最多是对清朝统治者异族统治的难以认同，而并非触动作为专制王朝统治根基的意识形态。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并非现实的需要，而纯属他个人的主观行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专制政权对于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强控制，必然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僵化与单一，也必然导致君主对于非官方思想的容忍能力的不断降低。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包括每一个朝代的前后两端，都是文字狱极易发生的时期，因为这些时期往往最迫切地需要意识形态的重新整合。而从大的趋势来看，文网的愈加缜密已成定势。
当然，正像前文述及的，文字狱以及大规模地摧残文化典籍的行为的发生，除了政治需要以外，还有着相当多的先决条件，譬如，皇帝的性格以及皇权的力量等。在这些方面，秦始皇与乾隆帝则有着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自信傲物，好大喜功，嬴政自称始皇帝，希望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而乾隆则立志“为子孙立业，为万世开太平”；并且相对来说，他们所拥有的权力都是空前强大的，一个结束了诸侯的混战局面，完成了统一霸业，位于万乘之尊；而另一个则居于专制皇权的峰巅。这些都是罪恶的“秦火”熊熊燃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乾隆帝再举“秦火”的疯狂行为，给中国文化典籍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也许正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即将崩塌。物极必反，当大清朝社会的文化思想陷于极端的贫乏与僵化之中，完全丧失了生机和活力时，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势必将被取代。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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