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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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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一座高峰，作品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的生动描绘成为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典范。本书在深入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余，剖析了一个个极具代表性的鲜活的人物，如范进、马二先生等，旁征博引，见解独到且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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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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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儒林外史》中一个个具代表性、个性鲜明、能够让读者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的人物如周进、范进、严贡生等，从沉寂的书中挖了出来，联系明清现状，旁征博引，剖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及通病，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压迫及其形态特征。让我们看到一个深处古代的自己，看到读书人的辛酸苦辣，看到读书人的末路悲鸣，也看到读书人的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坚持和坚定信念。同情与批判之余，深入探讨现今社会如何让知识分子向上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以及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进退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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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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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卫强，80后，邯郸永年人，曾出版《史上十大海盗》。现为一名初中政治老师，课上纵横谈，课下笔尖游。热爱历史和古代文学，梦想写一本文言文版的史书（进行中），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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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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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说不清的清高
第二章咸鱼翻身，你的人生观变没变
第三章它是一门生存技术
第四章“仁”是个什么东西
第五章知识分子的回归
第六章“官二代”的困惑
第七章“名士”培训班
第八章我们都缺一个老师
第九章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第十章榜样的副作用
第十一章精英的活法
第十二章知识分子的先进性
第十三章信仰与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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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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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官二代』的困惑
有人说，知识无国界，当真是这样吗？为什么知识分子却有明显的高低区分呢？记得某位作协会员曾经这样说，网络作家中，有99.9%是垃圾，有必要消灭他们的文学作品。这就带有明显的歧视和否定性，一则这位传统作家必定在当地社会或者说较大的圈子里有很大的名气，二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网络作家现在的卑微处境，如若是相等的，岂不自己的传统作家地位就一文不值了。
对于一介布衣的东汉名士祢衡来说，他和曹操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当孔融向曹操推荐他时，他却称病不去拜见，而曹操原以为俯就穷儒，自然得到的是积极回应，可祢衡如此冷淡，便激怒了他。这是一种互相都有些看不起的因素作怪，如果以后再不见面还好，但祢衡的性格是急躁，好骂人，不懂交际，反而转过头来骂曹操这不好那不好，惹得富有爱才美名的曹操非杀之不可，留之无用，便心生一计，将他转介绍给江南刘表。刘表也有“好士”之名，委任祢衡做个书记，可他又不会处事，得罪同事。因为受别人倾轧，还讽刺刘表。刘表也看不过，别有用意地将他转介绍给自己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去做书记。本来祢衡很得黄祖信任和喜欢，其公文做得也颇称心意，但祢衡总是三分钟热度，三分钟过后就旧病复发，又把黄祖也骂了。傲气，不会处事，急躁，出言不逊，一个身处底层的知识分子具备哪一个都没好下场，祢衡最后被黄祖杀掉，《颜氏家训》讲的“诞傲致殒”就是说他的。
那上层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知识分子该怎么交往呢？会走祢衡那样的极端路线还是互吃对方一个闭门羹呢？
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身处布衣的我们自然不敢妄拟上层知识分子的心理。如果有，也是凭空想象罢了。历史上比如蒲松龄也这么做过。他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至他出生时已经穷困潦倒，本人又只考中过秀才，到了七十多岁才被推选为贡生，一生无缘于庙堂，只当过几年县长大人的幕僚。也就是如此处境的蒲公，却在《聊斋志异》中将官宦大族、王公九卿的故事描绘得有声有色，如同亲见。其实，以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权势家族的生活，有点雾里看花，隔窗观景的意思。到底真相如何，谁都不知道。只是文学家道听途说的一句话，便将豪门大院里的人物想象出来，然后加工一下，变成了知名度甚高的真实存在了。
而《红楼梦》就不同了，曹雪芹是在富贵乡里生活了十几年后，家族才因政治斗争而败落的。虽然那些个贵族物什不甚遍知，但这记忆中的好东西还是见了不少的。于是家族生活中的奢华被他尽情描绘，有的没的，都细细道来，而其周边的人或事也在金粉之家一度上演，其有自传成分，也有杜撰情节，但又八九不离十大部分都是真的。因此，《红楼梦》可谓是一部大家族的史诗了！
再看《儒林外史》，它主要写的是封建社会下的一大群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之所以写这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不朽佳作，完全是因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吴敬梓亲身经历了由祖上明末“一门三进士”的辉煌到入清后，身逢康乾盛世，自其祖父辈却开始担任地方小官，家境也随之走下坡路的巨变过程和本人由富裕到贫困，由受人尊敬到成为败家子典型，由当年的进士门第变成了只是个秀才的穷书生，由到处是奉承的目光变成了屡屡遭人白眼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更因为他在家庭败落后，处处需要靠所处的知识分子圈中之人的帮忙来维持生计，故而对此感触颇深。在这类人群中，穷、富、高、低，什么人都能遇见，简直包罗万象，论起来，吴敬梓比曹雪芹见识得多、杂，比蒲公看得深、广，且他出过省到过南京，比曹、蒲在经历上要更真实，更深刻一点。虽然年未半百就猝然去世，但这丰富的人生确实值得写好几本书，我们大可将《儒林外史》看作是他要写就的和未来得及写的很多本书的大集成！
同时，吴敬梓将知识分子的范围又定得极广，连“官二代”型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比如娄氏兄弟。平民型知识分子我们清楚得很，而身在上层的知识分子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闲话少说，且先听听吴敬梓给我们讲的关于娄家大院的那些事儿！
先说娄家之祖是明武宗正德年间的辅弼大臣，“在朝二十余年”，官至太保。有子四人，长子官居通政司通政使，位阶三品；老二早殁，书中不表；老三娄琫，字玉亭，“是个孝廉”，即举人；老四娄瓒，字瑟亭，是个秀才，“在监读书”。他们的亲姑父是上一章中的前南昌知府蘧祐。
在通政司做通政使的娄老大，吴敬梓着墨不多，最有特点的是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在他们眼中，通政司是个清闲衙门，没什么事干。当初他们跟着兄长到北京度假，刚开始还觉得新鲜，后便渐渐“转觉无聊”，于是决定回老家湖州。
为啥要回呢？不是他们主动提的，而是他哥要求的。原来，“这两位公子，因科举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他们每逢“酒酣耳热，更要发这一种议论”——“自从永乐篡位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长兄看他们这么胡说，生怕惹出事来，因此才劝他们回浙江。
想想怪可笑的，父亲曾是国家领导人，长兄又是三品大员，这地位何等尊贵，可功名和学历怎么也考不到手，难道显赫的家世真就不能给他们一点照顾吗？
说起这照顾，到让我想起两件事：
第一，科举能不能给高官子弟照顾呢？如果按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解释，做官的好处就是能博个封妻荫子的美名。封妻也就是老婆是个诰命夫人，何为荫子呢？就是凭借父辈的功劳给予子孙做官的机会。功劳较大者荫一子为官，功劳很高者最多荫三子为官。而那些权臣还可以让子侄辈很多人做官，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但在明朝那会儿，靠祖上福荫得官，算不得正途出身，比较受人轻视。比如明神宗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功劳大多了，他的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都能靠父荫得官，但老张觉得科第出身才是最为荣耀的，遂坚持让三子参加科举，老二老三一个榜眼一个状元，只有老大嗣修第一次没考中，为了让儿子当进士，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多方“活动”，最终如愿。我想娄老大可能就是通过父荫才做得官吧，可惜娄父已去世，或者碍于朝廷规定，娄三、娄四兄弟俩只好走科举这条道了。
第二，他们难道就不知道通过在国子监读书也能当官吗？或许他们是知道的，可在国子监上学，时间太长，共需三年时间，还分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六个阶段，且学习科目较科举只考四书五经不同，除考试大纲规定书目外，写作、经史等都要学，当由正义升到率性时，就开始积分了，积够分才能获得分配官职的机会。然而，这还不太简单，到了率性一级，除学经史外，政策文件、皇帝诏旨、医术等都会涉及，每日还要考评，虽说学习任务重，但只要在一年内积够八分就算及格了。别看容易获得分配官职的机会，其实距真正当官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朝廷会经常选派及格学员到“六部九卿”等政府部门去实习，实习及格了，才能被分配官职，最终开始宦海生涯。当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聪明，学习时间短；有的人在国子监读了十多年的书，仍旧得不到一官半职。于娄氏兄弟来说，国子监这条路，时间长，风险高，获得机会概率低，相比科举采取直接考试难度大多了。科举很容易，不管学习好赖只要考上就是进士，别看分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一次录取的二三百人中，基本都称得上“进士”，只不过有的叫“进士及第”，有的变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还分着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虽说名号不一样，可当官的概率却一样多。
不仅娄氏兄弟看不上国子监这条路，在科举盛行的明清时期，只有通过考试当官才是正途，其余旁门左道，根本不受人重视。而娄太保死后的谥号是“文恪”，按惯例，只有科举成绩优异并考入翰林者在去世后才有资格在谥号中带一“文”字，这在当时是一种身后极大的荣耀了。更兼世俗社会人情浮躁，唯有科举考试才是当官的最快途径，难怪娄氏兄弟只对科举感兴趣呢！
不过，科举之路并不好走，加上先祖的官声产生的光环也未起到作用，一个停留在举人级别，一个竟还是个秀才，于是他们有点“不明白”，怀揣十分的困惑——这么好的条件和背景，就是不能升级，故而不免牢骚满腹，惯说不平的话泄愤。
为什么娄氏兄弟总是将“自从永乐篡位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等反动言论挂在嘴边，反而放过杀人如麻的明太祖，专批永乐帝呢？《明史?选举志》告诉我们，科举考试是在明朝建立三年后即洪武三年（1370年）才恢复举办的。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感觉科举选出的人才素质太低，决定废除科举，采用仿汉朝的“贤良方正察举法”，通过地方官的考察，将博古通今的人才推荐出来分别任用。可这个制度有个弊端，由于过分强调“学识”的分量，结果到后来选上来的竟都是儒士——学者型人才，这类人学识有余，实践不足。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又不得不再次恢复科举，不过要和察举法并行实施。双重制度保持了十多年后，到永乐时，因科举盛行，学子们也都觉得通过科考为官才是正途，察举法逐渐遭到冷遇。到后来，此种制度也不了了之，渐渐变成供士子们回忆的洪武朝佳话了。
至此，我们明白了，娄氏兄弟思想这么“反动”，原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若是在洪武年间，二人早就当上官了，要不是永乐帝篡位改变了既定制度，何至今日蹭蹬岁月呢！
在讨论宁王造反的问题上，娄氏兄弟也一反主旋律，将宁王与当年明成祖相比，认为他们一个是“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一个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他们这么说跟前面批评永乐篡位一样，满腹不平，总想找个地方说说导致他们经受如此遭遇的原因所在。
为啥知识分子总是好“怨望”，发牢骚，讽刺统治者？是他们大胆吗？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才进退机制越来越常态化，寒窗苦读十载，知识分子们用耗尽人生大部分光阴来投资，可收获甚微，一次失败可以，两次失败可以，若次次如此，科举道路前进不得，生活状况又得不到改变，于是怨怨怨，一路怨过去，失败的怨气最后便全部撒在了统治者身上。知识分子普遍都有怨气，只不过没有能力的会将气憋在心里，有气魄的就要全撒出来，比如唐朝武则天称帝后，替叛军写就檄文的骆宾王；黄巢搞暴乱时的尚让；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牛金星；清朝太平天国之乱时的洪秀全等，动辄搞一个天翻地覆。尽管国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可这怨气造成的结局总比蹭蹬一声，默默无闻，遭人白眼强多了。
尽管有这些“非典型”例子，但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认为科举之路应该年年去走。只不过，这一路走着走着，他们因怨气之作用，心里不免对科举逐渐产生一种游离感，想着在干希望渺茫的“正事”之余，是不是该干点其他什么事。同时，这种游离感又让饱受科举困扰而看不到成功希望的知识分子逐渐往另一条道上靠，比如在评论蘧夫不热衷举业，平时就是“做几首诗过日子”时，娄氏兄弟都说：“俗语说地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而在辞别姑父回乡的路上，他们并不摆什么高官家属的谱，也不像某位团长动不动叫嚣自己是“有身份人儿”，只是平常无奇地“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十分“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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