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锂电储能产品设计及案例详解
》
售價：HK$
110.9
《
首辅养成手册（全三册）（张晚意、任敏主演古装剧《锦绣安宁》原著小说）
》
售價：HK$
121.0
《
清洁
》
售價：HK$
65.0
《
组队：超级个体时代的协作方式
》
售價：HK$
77.3
《
第十三位陪审员
》
售價：HK$
53.8
《
微观经济学（第三版）【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作品】
》
售價：HK$
155.7
《
Python贝叶斯深度学习
》
售價：HK$
89.4
《
启微·狂骉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
》
售價：HK$
78.4
|
|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本颠覆你的政治理念，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独特之作。
2.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选择的历史关头，需要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本书对此做了创新性的阐释。
3.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利益？有没有共同正义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建立普遍认同的公理系统？这是设计改革方案时必须回答的建设性问题。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观点新颖，富有建设性建议的书稿。全书涉及的知识信息量丰富，有生物学、动物学、政治、历史。语言丰富生动，雅俗共赏。全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为：人类的纳西索斯情结；寻找共同正义的基础；权杖的魔力；上天迟来的眷顾；被误读的民主；在迷失中走向衰落；制度设计的蓝图；实现互利的途径。
|
| 關於作者： |
|
陶永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之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先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参加中国外贸经济体制改革、中国2000年国际经济环境等重大课题研究，并获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一等奖。发表过《中国外贸经济效益研究》、《社会经济领域的测不准效应》、《人类重新寻找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文章。曾出版专著《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影响力至今不衰。后期任深圳国际经营战略研究中心证券咨询部主任、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培训中心主任、深圳巨澜投资分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全天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分析师。当过兵，下过乡，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投资人。
|
| 目錄：
|
第1章 人类的纳西索斯情结
1.1 宇宙中心殿堂的坍塌
1.2 偏见带来的自我迷失
1.3 骄矜背后的羸弱
1.4 “正义”的冲突与尺度的混乱
第2章 寻找共同正义的基础
2.1 人类群体的包容性适应
2.2 蛋糕如何来分？
2.3 社会公理存在的区域
2.4 公共价值的内涵
第3章 权杖的魔力
3.1 天降大任于斯人？
3.2 王冠上的光环
3.3 权杖的分割
3.4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第4章 上天迟来的眷顾
4.1 天赋人权乎？
4.2 一个不知所踪的梦想
4.3 枷锁中的自由
4.4 共同正义的尺度
第5章 被误读的民主
5.1 让民众直接做主？
5.2 你可以被人代表吗？
5.3 多数决定的误区
第6章 在迷茫中走向衰落
6.1 议价资本的不对等
6.2 偏离的自我加强趋势
6.3 筛选机制的缺陷
6.4 阶层的固化
第7章 制度设计的蓝图
7.1 如何做出互利的决策
7.2 给体制安上一只慧眼
7.3 筛子里剩下了谁？
7.4 权力的互补与制衡
第8章 实现互利的途径
8.1 突破口的选择
8.2 冲出困境的路线图
8.3 亦取亦予又如何？
8.4 各退一步的智慧
8.5 不用枪杆子解决问题
结语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
| 內容試閱：
|
大约五百万年前①
，我们人类的祖先在非洲一条清澈的河水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倒影，在经过一番搔首弄姿的试探之后，他们已经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什么水中的妖怪。自从有了这种自我辨识的能力之后，人类落下了在所有可以反光的东西面前流连忘返、顾影自怜的毛病，并且开始被几个“自作多情”的问题所困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几百万年过去了，人类并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圆满的回答，或者毋宁说，是给出了太多似是而非又相互冲突的解答。认知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独立存在，科学家称之为自我意识。据说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②
。自从人类获得了这种“奢侈的本领”之后，就开始围绕自我定位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议，各方不仅在判断上极端对立，而且还由于这种对立而相互仇视。自我意识带给人类的与其说是愉悦的感受，还不如说是无穷的烦恼。
看到那些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生活，且不会用诸如“我是谁”这样的无聊问题给自己添堵，人们不禁要问，自我意识这种并非生存竞争必需的“奢侈品”，为什么没有被生物进化的“奥姆剃刀”①
给剔除掉呢？现代生物学发现，奥姆剃刀似乎只对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生物比较严格，当人类这种生物具备了足够的脑容量，并且在获取食物之外还能有大把闲暇的时间来胡思乱想的时候，奥姆剃刀好像就没那么尽责了，自我意识逃过了奥姆剃刀的“审查”，使人类获得想入非非的特权。不过，正是由于这种能力来自于生存的“闲暇”，逃避了直接生存竞争的严酷考验和无情筛选，它仅仅是生存能力发达到一定程度而衍生的一个“副产品”，即使出现重大偏差，也不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计问题。因而，自我意识的定位功能就不会像狩猎时瞄准野猪那样来得精准，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判”，当判断误差大到有些太不像话时，人类只能借助外部参照物来加以校正，比如“以镜为鉴”、“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等等。无奈这些参照物的映射，本身就多了一道折损，再加上人类的自我取舍，同样的“以史为鉴”，“鉴”出来的竟然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更不用说由心理扭曲而产生的幻觉，丑陋如东施者，在浣纱的溪水中，看到的也是一个大美女呢。
自我观照的方式，或者心理学称之为“内省”的方式，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因人而异，而且对同一个问题，人们会做出完全对立的解读，人类的自我意识实在是粗放得离谱。以人性的自我判断为例。中国的先哲们就曾经展开过有关人性的善恶之争。大学问家孟子认为，人都有善的本质，孟子称之为“善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人的。此外，人都有“良知”和“良能”。“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①
果如孟老先生所言，这世界不知会有多么美好。而同样的大学问家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②
。在荀老先生看来，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君子和小人全是一路货色。两千多年前的“老愤青”，其偏激程度与当今的激进青年相比，丝毫不遑多让。大学者们对人性的认知判若云泥，把我等凡夫俗子搞得一头雾水，不知听信谁的才好。西方人也有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争来斗去也是莫衷一是。最通达的说法，不过是和稀泥，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弄得我辈不知道是该庆幸呢，还是该悲哀。
不过，就主流文化而言，人类似乎普遍存在着纳西索斯情结③
，即强烈的自恋倾向。那个爱上了自己水中倒影的古希腊美少年纳西索斯，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缩影呢？这也难怪，人类借助自然的力量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占据了生物界的统治地位，来点胜利者的盲目自尊也属情有可原。如果人类的自恋仅限于此，倒也无伤大雅。糟糕的是，人类在所有反光物前顾影自怜的同时，又派生出了另一个嗜好—“对镜贴花黄”。这就是说，人类出于自恋的需要，开始美化自我。不论是簪花佩玉，还是涂脂抹粉，其作用无非是掩饰缺陷、放大美好，从平复脸上的麻点和皱纹，延伸到粉饰太平和掩盖劣迹，这给人类的自我判断平添了更多的混乱。一旦人们真的相信文过饰非的影像，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彻底被忘却了。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这种自我美化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1.1 宇宙中心殿堂的坍塌
当人类刚刚在水中的倒影中产生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就企图对自己是什么以及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做出解释。人类的早期文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试图把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它超自然的特性。从最初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企图运用自身的力量摆脱外部束缚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错觉，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错觉的基础上，人类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盲目自尊与神学联想，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类处于仅次于神的位置上，宇宙万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在旋转。尽管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做了严格的划分，但就人和天地万物都服从于神的意志这一点而言，人与自然，以及人类关于这两方面的认识，在这个王国中达到了神圣的统一，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又是地球上唯一超自然的存在物，世间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在这个由虚妄构成的王国中，人类的盲目自尊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初使这个宇宙王国出现动摇的，是一个叫哥白尼的先生，他用了一大堆让人心烦意乱的数据，证明太阳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太阳的一个行星。这明摆着是和人类的神圣地位过不去，不用历史学家的描述，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出来，当时的主流文化对这种“异端邪说”是何等的愤怒。在经历了长时间固执、甚至是野蛮的抵抗之后，人类终于承认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却不无遗憾地发现，自己已经从宇宙中心的殿堂上被赶了下来，跌落到一个在茫茫宇宙中无足轻重、整天忙忙碌碌地围着太阳转圈的小行星上，这无疑是对人类盲目自尊的一次沉重打击。
经历了这次自我认知的“灾难”之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维护神圣王国的努力。尽管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但并不妨碍人仍然是上帝特别惠顾的生灵，人的产生显然只能是神的杰作，其他生物是神为了人的生存而顺便制造出来的。虔诚的信徒这样来论证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如果在大路边捡到一块钟表，很自然会联想到有一个制造它的钟表匠；而比钟表不知要精巧多少倍的人类，怎么能没有创造者呢？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具备这种能力呢？尽管宇宙中心的殿堂已经倾斜，人类还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神圣王国的壁垒。
可惜，就像世间许多倒霉的事情一样，只要一开头，就有点刹不住车。在那个“讨厌的”哥白尼翘辫子没有多久，又冒出了一个更加“不靠谱的”达尔文。这厮居然宣称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说人是猴变的，与骂人八辈子祖宗是畜生好像也没什么分别。最重要的是，承认进化论，就等于否定了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这给“上帝的子民”所固有的自我优越感带来了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一向自视清高的人类，如今要屈尊同黑猩猩和猴子们“称兄道弟”，承认这种令人难堪的血缘关系，实在是一件“有辱门风”的事情。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在大量让人不忍直视的证据面前，人类还是“屈辱般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人和猴子在进化的道路上属于近亲，这些浑身长毛的“亲戚”和我们的基因十分接近。进化论带给人类自我意识的，确乎不是什么值得振奋的消息。这一次是真的“伤自尊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放弃否定进化论的努力。只要有任何一件似是而非的物件，“证明”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就能给虚荣的人类带来再一次的“欣喜若狂”。
在丧失了王国的大部分领地之后，人类退守到自我意识的最后壁垒—精神世界。世界上只有人类能从事思维活动，其他动物仅靠本能生存。这是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人们开始反复强调的理念。按照这种说法，人类的精神活动超然于外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谈起精神活动，我们再次流露出那种久违的自我陶醉神情。可事实又是如何呢？现代脑科学和神经心理学对人类盲目自尊的最后堡垒发起了冲击，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一系列科学实验证明，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系列生化、生电、生物的反应过程，也就是说，是一种自然过程。科学家已经发现大脑的不同部位对应人类情感、逻辑和语言的联系，并对大脑不同部位的损伤与某种思维和情感功能的缺失，做出了可以重复检验的说明。①
人类的精神活动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它本身就是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且，人类的大脑进化，明显地落后于人类生存手段的进化，我们的大脑仅仅进化到适应村落生活，使我们感到舒适的“个人社交网”仅限于150人，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就会无所适从，产生过多的误判和误解。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过早”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一天都要和不认识的人打交道，并且经常不得不和一群几乎是陌生的人合作，这对我们的“村落智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科学家证明，如果我们的个人社交网扩大到500人，我们的大脑体积需要增加一倍。而要在一个到处都挤满人的地球上实现完美合作，人必须要有一座房子那样体积的大脑才足以应付。②
人类大脑体积的局限，使我们在处理大范围的合作和利益冲突方面，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村落人”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放到如法兰西大小的范围内，很可能是一个导致两败俱伤的可笑错误，更不要指望可以用它来实现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和谐共处。说到这里，读者应该对当今世界到处充斥的人类仇恨和误解，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立和冲突，能够见怪不怪了。
人类在自我认知方面的心路历程，说明人类的自我意识进化得远不够成熟，直到今天，我们作为个人，还会被自我判断搞得晕头转向。“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其实是人很难正确判断自己的一种客气的说法。作为人类的整体，我们仍然带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偏见。
1.2 偏见带来的自我迷失
人类在自我认知上的偏见，首先表现在人对自我价值的盲目推崇，或者直观地说，表现为对人性的溢美和对“兽性”的歧视。千百年来，不管人们对人性下的定义有多么不同，一旦将人和其他动物加以比较，都会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个立场，肯定人性，否定兽性。人类社会对同类最恶毒的诅咒不外乎骂对方为“畜生”，被骂者也无不视此为“奇耻大辱”，最不济也得回应个“王八蛋”、“狗娘养的”、“兔崽子”之类（不知道这些动物招谁惹谁了），遇上个生猛点儿的，二话不说，直接抄家伙和你拼命。从这些价值取向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内心中对“兽性”鄙视到何种程度。人们把种种美德加在人性上面，而对人类社会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则斥之为兽性，或者用哲学术语称之为人性的“异化”。好像这一切与人类的本性没有关系。可是仔细想来，我们称之为“兽性”的那些东西，恰恰在野兽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倒好像是人类社会的“特产”。比如，有组织、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对持有不同政见的社会成员实施灭绝政策；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取其他动物甚至是同类的性命；用种种残害同类的手段，来实现一己之私利；……如果不带偏见地将人类的行为与其他动物做比较，那些被公认为最凶残的野兽都善良得犹如天使了。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在争夺等级序位的斗争中，比起我们人类来，要“文雅”得多，雄黑猩猩之间的挑战与迎战，往往是仪式化的炫耀武力，点到即止。其他动物也大体如此，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并不多见。倒是我们人类自己，动不动就玩狠的，看看我们手中的家什儿吧：大砍刀、红缨枪之类过时的东西早就不值一提，现如今，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都有点小儿科了，像什么化学弹、细菌弹、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是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的玩意儿。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可不是用来摆设的，只要有必要，随时都会拿出来操练一番，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在操练。据说人类拥有的原子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无数次。在这些可以瞬间置同类于死地的武器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彼此的仇恨与恐惧。手段的残忍，反映的是内心的残忍。我们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暴戾，是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无贬低自己同类的意思。人类个体表现出来的超越血缘和物欲的大爱，也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人类的许多能力，更为其他动物所无法企及，否则，人类不会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笔者只是想强调，人类自我意识的偏见，有可能把自己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其实，就是用人类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兽性也并非都是坏的东西，如狗的忠诚、猫的乖巧、牛的勤劳、蜜蜂的无私、海豚的互助……把人的价值作为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类自我中心理念的体现。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个部分，人类并不具有任何天然的特权。正确地认识人类的价值，还要先打破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我认知误区。
人类的第二个偏见，是强调行为过程中意识与本能的区别。在人类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者，不像动物，其行为完全受本能的支配。这是人类把自己看作超自然现象的依据。现代行为遗传学告诉我们，不管是动物行为还是人类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因的支配，基因的组成成分是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整个生物分子的架构是一条双螺旋结构的长链。基因就是形成这个双螺旋结构大分子的一个片段。每一个基因控制着一个或多个遗传性状，也有多个基因共同控制一个性状的情况。基因形成遗传密码，包含着控制细胞形成所需的全部信息，同时也包含决定整个动物形体和行为习惯所需的全部信息。基因把信息传递到细胞里，由细胞里另一种叫“核糖核酸”（RNA）的遗传物质予以转录，再由RNA作为模板，通过酶的作用，把细胞内对生存有利的各种氨基酸合成动物所特有的蛋白质。基因是通过合成具有一定结构的蛋白质来控制遗传性状的。
那么，行为模式是否由基因决定呢？遗传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动物的鸣叫、筑巢、求偶、攻击、飞行等行为模式，可以通过双亲的等位基因传递给后代，并且可以通过不同个体的相互杂交，形成新的行为模式。这方面的论著较多，由于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文献。
那么，人类的情况又如何呢？美国明尼苏达州孪生和收养中心对同卵双生异地抚养的双胞胎进行调查，得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答案。两个在异地分别成长的同卵双生兄弟，在39岁的年龄时，都保持咬手指头的习惯，都喜欢喝啤酒，且都喜欢喝听装的，都用小指开易拉罐。他们会有共同的喜好与相同的梦魇，以及类似的病症。在经过大量样本调查后，该中心得出了一些实证的数据。在一些普遍的性格特征中，遗传对性格和行为的影响程度，焦虑性占55%；创造性占55%；顺从性占60%；攻击性占48%；外向性占61%。剩下的部分为后天环境的影响。人类之所以有大量的行为需要靠后天学习，是由于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只有成人大脑的26%，而黑猩猩出生时则达到成年黑猩猩大脑容量的60%，①
这意味着人类幼儿的发育过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母体外完成的。人类硕大的头颅和直立行走形成的母亲产道的扩张极限，使人类不得不在没有发育完好之前就脱离母体，在母体之外完成生理的成熟和行为的培育。而不是像许多动物那样，一生出来就可以独立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婴儿都是早产儿。②
所有的社会性生物，为了使个体适应群体的生存条件，都要规定个体的行为模式，膜翅目昆虫的个体行为模式在出生时就已经以基因编码的方式完成了。其他社会生物的行为编码，在娘肚子里都完成了绝大部分。只有人类的婴儿出生以后，还要在家庭的“社会子宫”内，完成大部分的行为和能力的培育过程，人类的婴幼期在所有生物中是最长的，这一时期应该是人类婴儿的“补课期”，用以培育个体的能力，以应付成熟后必须面对的复杂生存环境。这个补课期对于人类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期间（0～14岁），人类大脑中的“新新皮层”（这个脑区在最发达的类人猿大脑里几乎不存在）才得以发育起来，新新皮层也是人类大脑在出生后增加最多的部分。其神经活动和多种认知功能相关，包括意识、自我意识、思考、记忆、感情、想象和创造。③
日本的“狼孩”8岁才回归人类社会，错过了这一新新皮层的发育期，以致最终没能学会人类的语言和直立行走，并很快夭折。所以，把先天的本能和后天学习加以对立是不能成立的。况且，后天的学习过程也不是人类的专利，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部分生存本领，如鸟类学会对熟悉的稻草人不再惊恐（Habituation）；狗对伴随食物出现的铃声产生生理反应（Conditional
Reflex）；猫不断地尝试触动一根绳子从笼子中逃脱（Trial and Error
Learning）。更为复杂的学习过程，如老鼠对迷宫地图的认知学习（Cognitive
Learning）；黑猩猩经过思考，发现用棍子获取食物的内省学习（Insight
Learning）；灵长目动物对标的物意义辨识的学习集合（Learning Sets）……都在一系列的科学实验中得到验证。①
此外，许多社会性生物也和人类一样，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习生存信息和生存技巧，如黑猩猩从母亲那里学习钓取白蚁的方式；灵长目从同伴对报警的反应中学习逃生的模式；鸟类复制同伴的创新行为等等，②
只不过人类的学习过程要比其他动物来得更长，在行为模式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已。正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学习期，使人类获得了另一种加速进化的方式，即文化的进化。文化的发展具有基因进化的所有特征，它的原始构件十分简单，如英语的26个字母、汉字的几十个笔画部首等等，它们不断地组合、重构，形成了我们丰富多彩、变幻万千的文化载体。人类是把其他生物在母体内完成的行为模式的传承放到母体外，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文化对行为的构造，其实是生物进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以群体生存条件为模板，以符合这一模板的行为规范作为提高种群间竞争效率的
手段。
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后天影响时，不能忽略人类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生物这一事实。从个体本位的方法论出发，文化的影响可以是一个“外部的”因素；但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文化是没有内外之分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从不同的生存模式上找到存在的依据，不同民族创造出的不同种类的文化，显然还得由人类本身的生存需求来解释。文化只是人类作为群体相互协调、相互沟通的方式而已。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所发明的种种伦理、道德、法律、规章、信仰和教义，其作用在于提供某种行为规范，以协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意识的功能在于，使个体可以接受群体规定的行为准则，并对之做出适当的反应。个体通过将自身的生存要求约束在群体生存条件的框架之内，以获得生存适应性的提高。如果某些个体违反了社会的约定，就要通过舆论、伦理或法律的力量加以矫正，使之回归社会行为的规范。类似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社会性动物中发现，在膜翅目昆虫中，某些个体会出于自私的目的扩展自己的基因传播，例如那些等级地位较高的工蜂（或工蚁）会生产自己的单倍体雄性后代，不再抚养蜂后的子女，并与其他工蜂展开统治地域的竞争，这种做法会导致群体适应性下降。为了维护蜂巢的整体利益，其他工蜂会吃掉这个工蜂的卵，并将它驱逐或杀死，蜂后也会采取向对手涂抹化学物质（等于给对手贴上“匪类”的标签），引导其他工蜂对之进行“讨伐”，或采取直接攻击竞争者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①
从“本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上说，其适用范围应该广泛得多。人类把意识与本能对立起来，其实是出于人类自我优越性的误解。就社会性生物而言，本能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行为，还应该包含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能力。至于这种协调能力是以基因编码还是以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不能脱离开我们群体的生存条件，从个体角度观察的有意识行为，只有放到群体生存环境下，才能显示出特定的含义。当我们从群体生存竞争的角度来观察人类行为时，意识与本能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人类的第三个偏见是关于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区别。这是人类坚持自身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社会性是人的特殊属性，其他动物只具有生物性，并把社会行为看成是“超自然的”、非生物性的行为模式。这种观念自从人们开始更多了解野生动物的社会行为之后，已经有所收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告诉我们：社会性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许多生物都是以社群方式生活的，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和各个成员之间的协作，在有些方面，甚至连人类都要自叹不如。社会生物学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观念是：社会性有其生物学的基础。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往往采取群体竞争的形式，生物个体只有在适应群体的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被保留，这种适应群体生存条件的特性，形成了特定的基因类型。尤其是现代基因遗传学的发展，许多社会生物的行为模式，已经可以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得到解释。就社会分工的专业程度而言，人类可能还比不上一些膜翅目昆虫，如蚂蚁和蜜蜂。它们的社会分工已经达到生理分工的程度，蚂蚁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它终生扮演的角色。蚂蚁的王国，由蚁后、工蚁、兵蚁、雄蚁构成，它们的外形和生理构造完全不同，在群体中的角色和作用也以不同的生理特征固定下来。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特定的社会职能，蚁后专门负责繁殖，雄蚁负责交配，工蚁则负责育婴、觅食、筑巢，兵蚁负责对外防御。这种分工使群体层面的适应性进化成为可能，诸如真菌培养、经营农场的蚜虫、交通拥堵的路径优化，以及完美调节温度的巢穴等等。这些行为模式单独分离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显示出生存的价值，甚至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脱离开群体之后都无法生存。事实上，在动物世界中，并不存在非生物性的社会性，社会性只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形式，人类的社会性最终也将在生物的进化适应性上得到说明。
以上三种最普遍的偏见导致人类自我定位的迷失，在基本评价体系中无可救药地过高估计人的价值，盲目陶醉人类优越的感觉，并下意识地赋予人类行为以“超自然”的特性。“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种由偏见带来的误解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自身事务的判断，并阻碍我们正确认识制度的功能。
1.3 骄矜背后的羸弱
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生存竞争中以千年为时间单位而逐步形成的，这种能力的发展服从于人类的生存目标。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能力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选择性，为了不被外部世界的海量信息活活累死，需要对各种信息来源做严格的筛选，对于人类生存有意义信息才能进入我们的认知通道，对人类生存无意义的信息则必须选择放弃。这当然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但由此而来的偏狭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人类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来认知外部的世界，但恰恰在这几个方面，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很大的局限。
比如，人类的听力范围，在16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人类把16赫兹以下的声波称为“次声波”，把20000赫兹以上的声波称为“超声波”。之所以给予这样的称谓，是由于人类听觉器官对这些声波是没有反应的。当然，人类的听力在16赫兹至20000赫兹的频率范围内，应付一般的生存需要是绰绰有余了，但对于全面地认知这个世界却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我们可以为贝多芬的交响乐而如醉如痴，为“二泉映月”的凄美旋律而潸然泪下，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别的动物从次声波和超声波中会得到怎样的感受。狗可以听到20000赫兹以上的声波；老鼠的听力可以达到40000赫兹以上；蝙蝠则能辨识100000赫兹以上的超声波！也就是说，人类的听力只是在宽广的声音世界中截取了对人类生存有意义的那一段，所以我们听到的世界，与蝙蝠听到的世界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在人体所有感觉器官中，嗅觉算是比较敏感的，科学家们发现，嗅觉比视觉更能令人记忆长久。1991年理查德?阿克赛尔和琳达?巴克共同发现了决定气味受体编码的一个大型基因族群（2004年他们为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其中包括1000个不同的基因。这些基因共同形成了相同数量的受体蛋白。气味受体处于鼻腔上部的嗅觉细胞中，他们能探测吸入气体中的气味分子。每一个气味受体能察觉一定数量的气味物质。我们可以识别和记忆一万种不同的气味，怎么样，不错吧？但狗能嗅出200万种不同浓度的气味，其灵敏度是人的200倍。骆驼能在80公里外闻到雨水的气味，老鹰在上千米的高空也能闻到地上腐尸散发出的物质分子。而鱼的嗅觉更为灵敏，有些比猎犬还强上千倍。和这些动物相比，人类差不多应该算是“嗅觉残疾”了。
人类最重要的感知器官应该是视觉。我们经常说“眼见为实”，其实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视觉器官完全无知的说法。以颜色为例，我们人类的视觉系统只有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对红、绿、蓝三种光有感知度。而鸟类拥有四种视锥细胞，能辨别出更多的色彩，它们看见的世界比人类要更加绚丽多彩。人类对光的感知是在波长380～780纳米之间，被称为“可见光”，这是就人类的感知范围而言。许多鸟类和昆虫的视觉系统对紫外线、红外线的光谱十分敏感，鹰隼类猛禽可以看到啮齿类动物的尿液在草叶上反射的紫外光，而人类对这类光线视若无睹。对于在时空中运动的物体，我们的感受范围也十分有限，我们分辨不出电影胶带每秒24格的闪烁，是因为我们视觉的暂留特性，当画面消失时，它在大脑的影像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保留一个短暂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电影画面是流畅的。我们看不见子弹的飞行，是因为我们眼球的随从运动（即眼球跟随物体运动的过程）最大速度为4～5度秒。这也是魔术能够欺骗我们眼睛的缘故。
由于视觉系统的差异，我们眼里的世界和其他动物眼里的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与其他动物彼此相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我们都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而对与己无关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眼睛看不见的也不一定为虚。
也许有人会辩解，虽然人类的感知能力有限，但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的仪器来弥补感知能力的不足。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要意识到，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经过观测手段的折射，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与事物的本来面目已经有了偏离。例如，人类视觉系统的局限决定我们在观察微观物体时必须借助一些仪器，当我们在观察基本粒子的运动时，我们的观测源（观测仪器）会对观测对象（基本粒子）产生一个能量交换，以致粒子的运动轨迹会发生变化，因而我们无法同时测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得知在我们没有观察时，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这就是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定理”。人类对自身事物的观察也存在着测不准效应，即人类追求目标的手段会对目标本身产生影响，导致行为与目标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偏离过程。①
而现代最为时髦的超弦理论认为，各种不同的粒子是由宇宙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形成的。弦只是一根很微小的线，它可以开闭，也可以相互组合。但弦在空间移动时，我们所熟悉的三维空间已经无法容纳它的运动轨迹，必须在十一维（也有说十维）空间才能充分展开。我们处在一个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的四维时空中，其他的七维空间蜷缩在普朗克尺度（即10-33厘米）以内，小到用最精密的仪器也测量不到的程度。超弦理论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的空间结构是离散的，而非连续的。空间和时间都有各自的最小值，空间的最小尺度为10-33厘米，时间的最小值是10-43秒。因为当空间小到10-33厘米后，时间和空间就会融为一体，空间维度就会高达十一维。在普朗克尺度以下的七维空间，由于现有的仪器无法探测到，我们只能用数学方法推演出来，或者用间接的方式来证实。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以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式来理解自然，而这种方式的缺陷也是不言自明的。
人类感官能力的缺陷，决定我们认知的世界注定是片面和残缺不全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只是自以为正确，或者说，是以我们人类特有的方式所理解的正确。当我们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随时准备高举绝对真理的旗帜向反对派宣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认定它的正确性？回顾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多少我们曾经坚信不疑并准备为之赴汤蹈火的信念，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荒唐的笑话。人类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彼此的自以为是造成的。
除了认知能力的缺陷以外，人类的认知方式还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当我们看到腐臭的动物尸体时，会本能地产生厌恶的情绪和否定的倾向。如果让我们生活在腐烂的尸体中间，一定会生不如死，如下地狱一般痛苦。可是秃鹰对这样的生活会十分向往，对它们来说，生活在腐尸之中，犹如生活在天堂里一般。那么，谁的观点“正确”呢？我们还是秃鹰？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法体会到屎壳郎推动粪球时的兴奋心情。当然，我们是人类，有自己独特的追求，而且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至于秃鹰和屎壳郎怎么想，“去他的！”
把这种价值取向性进一步伸展，在对待人类自身的事务上，我们“真诚”地相信只有符合自身价值观的社会改革方案才是最好的方案，反对它的人不是脑子进水，就是内心邪恶，如同秃鹰喜欢腐尸、屎壳郎喜欢粪球一样的不可理喻。向“罪恶”开战，也就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我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彼此的排斥与厌恶。自由主义者不能理解权威主义者对权力的“崇拜”，权威主义者也不能理解自由主义者“唯利是图”的追求，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诉求非常“恶心”，且不可理喻。当我们为捍卫“正义”而义愤填膺，为坚持“绝对真理”而慷慨陈词的当口，至少要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做屎壳郎喜欢粪球那一类的事情？
1.4 “正义”的冲突与尺度的混乱
尽管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把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至少有一点使我们略感欣慰：在对待人以外的自然方面，我们还能保持大体的一致。自然科学可以在全世界用统一的教材讲授（除了个别例外，如进化论），而一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不要说社会科学不存在统一的公理系统，连类似于自然科学中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简单的法则都不存在。为什么人类在对待自身以外的自然方面表现了那么大的一致性，而一回到人类自己的问题时，却又表现出如此大的分歧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论问题。由于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观察世界的，人类在观察和把握某种事物时，首先要确定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坐标参照系，以人的观察立场作为参照系的坐标原点，同时，以人的利益、好恶和自然的特性作为衡量世界的价值尺度，如大小、轻重、利害、美丑等等。世界上的一切，都将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被评判，并在量度上同人类做比较。就对待人以外的自然方面，人类的观察位置和测量尺度是一致的，所以，自然科学有其统一的前提和
法则。
我们用一个平面坐标图简化标示人类的坐标参照系统，如图1-1所示。
图1-1 人类的坐标参照系统
图1-1中的坐标原点由人类的观察立场所形成的利弊切分点构成，我们用横轴标示价值尺度，即从人类的利益或生存需要出发，来标示外部事物的有益或有害的程度。原点右侧的横轴部分表示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事物，用正值表示；原点左侧的横轴部分表示对人类不利的事物，用负值标示。纵轴用来代表以人类自身为基准的物理尺度，如大小、轻重、冷暖、干湿等等。我们在观察外部世界的时候，就是以这样一个参照系统来评估其意义和价值的，并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取舍和评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终极价值判断”的东西。所谓“终极价值判断”，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容置疑、拒绝推理和无需证明的，一切逻辑系统在终极价值面前都必须止步，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推理的尽头，是我们所有逻辑演绎的前提。
人类在对待人以外的自然方面有着共同的视角和尺度，因而我们对外的终极价值判断是一致的。那些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都同意1+1=2，都认同子弹运行符合牛顿定律。但是当人类把目光转向自己的事务时，坐标原点同时成了被观察的动点，衡量的尺度同时又成了被衡量的对象。我们可以说，鲸鱼和非洲象很大，蚂蚁和细菌很小，这都是相对于人而言，而我们能说人很大或很小吗？这完全要看是站在大象的坐标参照系上，还是站在蚂蚁的坐标参照系上。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老鼠和蝗虫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吃掉我们赖以生存的谷物。可是老鼠和蝗虫的看法可能刚好相反，在它们的生存坐标上，人类才是大大“有害”的生物，是人类在使用诸如夹板和毒药等各种阴损的招数，不断剥夺它们的生存权利。那些被圈养的动物，在我们眼里意味着香肠、火腿、奶制品以及诸如此类的美食，可是对它们来说，这种观点完全是混账理论，如果它们中间的一些家伙会写小说的话，一定会把人类描写成把它们关进“牢房”，并任意役使、随意屠宰，还要煎炒烹炸的“恶魔”。我们看到，坐标参照系一旦发生变化，得出的结论会有多大的不同。
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的参照系统，当把目光转向自身事务时，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因为，确立坐标参照系是为了提供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具有最终裁决的意义。如果测量目标的尺度同时也适合测量尺度本身，我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无意义的重复，就好比我们用尺子去量尺子一样，说一米和一米等长，有什么意义？
面对这样的方法论困境，人类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即以各自的利益作为衡量的尺度，并把由此得出的结论赋予普世的价值。遗憾的是，人们的利益经常彼此冲突，且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才是最正当的；加之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和对信息的选择性取舍，我们在不断上演着“盲人摸象”的闹剧，一批盲人各自抓住大象的一个部位，抓住尾巴的，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抓到象腿的，说大象是一根柱子；抓到象耳朵的，说大象是一把扇子……每一个人都言之凿凿，都能提供“事实”的依据，并且都认为别人是在胡说八道。面对同样的经济形势，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片花团锦簇；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一团漆黑。双方都说的是“事实”，只是这些事实仅仅是复杂社会现象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紧紧抓住大象的耳朵和尾巴一样。
当我们在把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察方式用于内部事务时，也把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骄狂一并移植过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相互对立且自以为是的“正义”理论，也可以看到各种相互否定的终极价值判断。比如，这个世界是由安拉还是耶和华来统治？是天赋君权还是天赋人权？人是生而平等还是贵贱有别？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是自由主义还是权威主义？……你可以在这些相互对立的终极价值面前选择一个立场，但却永远不要指望能用自己的正义去说服对方，甚至不能指望通过说理来证明谁对谁错。在终极价值判断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当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统一”，那就是拿枪杆子说话，用暴力来“证明”什么是“正义”。只可惜，不管是哪一方取得了胜利，用这种方式所能证明的，与其说是“正义”，还不如说是人类的残暴。
那么，在对待自身的事务上，人类能否摆脱各执一词，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呢？能否不再相互仇视和进行无休止的争斗，走向和平共处的发展道路呢？问题很自然地归结为人类是否可以找到共同的参照系统和彼此承认的共同利益，以及在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正义”。这是我们下一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