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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实录毛泽东.2（1927—1945）（距离毛泽东最近的观察和描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德怀、李锐、张玉凤、赫鲁晓夫、米丘诺维奇等273位亲历者，226万字，实话实说毛泽东一生的所有事件。）

書城自編碼： 213881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李捷，于俊道 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802048102
出版社： 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10-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75/457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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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毛泽东. 1（1893～1927）（距离毛泽东最近的观察》
編輯推薦：
★信息量巨大。226万字，近两千页的篇幅，是最全面的毛泽东传记版本，详细记录了毛泽东一生的所有事件。
★客观。与其他毛泽东传记最大的区别在于，本书绝对没有作者的主观评价，只是客观记述，并且全文未做任何技术性的修整。
★细节。本书收录了273人的观察和描述，这些人曾在不同时期与毛泽东有过近距离接触，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內容簡介：
本书精选了毛泽东的老师、同学、战友、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以及外国领导人、驻华大使等273人的回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 本书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详细深刻的记录，从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以及当事人的亲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观生动的写照，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本卷为第2卷，由谭震林、徐海东、胡乔木、埃德加?斯诺、杨成武、习仲勋、程子华、何长工讲述1927年—1945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首创农村根据地、指挥反“围剿”、从兵权被夺到重掌兵权、引领长征、延安休养整风等事件。
關於作者：
李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参加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著作《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
于俊道：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交往录》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目錄：
第三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3
在长沙 3
“霹雳一声暴动” 8
三湾改编 15
二、非凡的创举 23
跃上井冈山 23
争取“山大王” 25
水口分兵 30
红旗不倒 33
朱毛会师 43
工农割据 50
“黄洋界上炮声隆” 52
三、“红旗跃过汀江” 58
出击赣南闽西 58
古田会议 63
实践出真知 75
四、“横扫千军如卷席” 80
直捣湘和鄂 80
第一次反“围剿” 90
第二次反“围剿” 99
第三次反“围剿” 103
五、来自“左”的排斥 112
剥夺军权 112
调查研究 119
在瑞金 121
六、伟大的历史转折 134
力挽狂澜 134
遵义会议 139
四渡赤水出奇兵 150
新的考验 157
七、“三军过后尽开颜” 164
北上与南下之争 164
奠基陕北 183
直罗镇大捷 191
八、迎接抗日救亡高潮 201
“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201
东征和西征 206
三大主力会师 215
时局转换的枢纽 216
第四编?“兵民是胜利之本” 227
一、统筹全局 229
指导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229
主持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236
艰辛的理论创作 242
皖南事变前后 247
二、养精蓄锐 259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 259
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267
文艺工作的方向 287
机构调整与审干运动 304
三、高瞻远瞩 316
主持起草历史问题决议 316
召开中共七大 328
中美苏之间 338
內容試閱：
第三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在长沙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于1927年8月12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这已是毛泽东一年之中第三次到长沙。第一次是在1927年一二月间，为了回答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第二次是在长沙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奉命回湘，重新组建湖南省委。如今，在白色恐怖下，毛泽东第三次回长沙，以便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据当时在湖南省委主持工作的易礼容回忆说：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是哪天回长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阳历是8月12日，长沙人们正在祭祖烧包。他到长沙就找到我。这个日子没错，我可以负责。
毛泽东在长沙活动后是哪一天离开的？不是8月30日，就是31日，或9月1日。我记得，他离开长沙是到浏阳乡下去。头一晚，我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是去浏阳，他临走时穿农民衣服。那时，我们都很善于化装。毛泽东刚刚下乡，同部队没有很好联系，同我们的联系也少，所以我知道的情况不多。
我是被中央开除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安排。1927年12月，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时，我找过几次省委书记王一飞。我向他要求去安源上井冈山找毛泽东一道打游击。他答复两条：“第一，我同意你上井冈山；第二，你自由走，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结果发给我30块大洋作路费。于是我在1928年春节那天离开长沙，前去安源。为什么要选这一天？因程潜西征军在这天打到长沙，特务混乱，军队惊慌。我趁此良机，离开长沙，坐火车从株萍至醴陵。在醴陵的滕代远迎接我时说：“现在是省委代替中央，县委代替省委。”当时也的确如此。我在安源住一个矿工家，首先找到了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李润钧，看他的态度不好，就避开他。在安源，我派人去井冈山茅坪找到了毛泽东。毛看到我的信后即回了信。大意说：我到农村6个月，斗争6个月，中央、省委没有一个与我联系。今接来信，我很高兴，你是头一个同我联系的人，真是空谷足音。——空谷足音，这是原话。他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决定由你担任行委书记，我任前委书记，希望你快些来。”信是由交通员带回来的。那个送信的交通员对我说，从井冈山回来，看见沿途的屋墙糊了黄泥，农民说这是赤化。
当我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时，恰好中央连续来了两个命令：一是调我任长江局书记（当时长江局书记是罗亦农）；另一个命令是调我去江苏任省委书记兼农民部长。我历来主张打游击，但由于上级的命令，只好告诉那个交通员，说我不能去井冈山了。〔1〕
另据当时在湖南省委协助工作的中央委员罗章龙回忆：
1927年，革命处于高潮时，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突然叛变。在此严重关头，党中央有个部署，就是把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调到一些重要省份，以加强地方工作。中央本来决定毛泽东到四川，毛泽东认为四川没有基础，坚持要回湖南，中央同意了。我本来是决定回北方去的。有一天，我和毛泽东从中央开会出来，一路步行到毛泽东住处，他邀我到湖南去工作，组织对敌进攻。我们二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以五届中委的身份，巡视和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
毛泽东先离开武汉赴长沙，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找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我说：“这里很难找到既熟悉湖南情况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干部。”毛泽东说：“只要你认为可以就行。”之后，经过物色，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加派了一个蔡以忱。
毛泽东回湖南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的组织，改组省委和县委，如浏阳、平江、衡阳、郴州等都重新派人组织起来。湖南省的班子也重新恢复起来。自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省委涣散，通过毛泽东活动之后，成立了新省委：毛泽东为书记，夏明翰为组织部长，望三为秘书；曹典琦为宣传部长，秘书龚际飞；军事部长易礼容（毛泽东不在时，代理省委书记），秘书李子骥；农民部长彭公达，秘书禁林；工人部长罗章龙，秘书翦去病；妇女部长熊季光；民众部长何资深。
我这次到长沙，主要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去帮助湖南省委，对马日事变进行善后和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我没有正式参加省委，只是分担了职务，但因安排曹典琦做宣传部长，他坚决不干，离职而去，因此，我又兼宣传工作。还有工人部，原来的主任是翦去病，他自觉工作困难，说压不了台，于是我也就负责工人部的工作，翦就当了秘书。
新省委中有些是从下面提拔上来的，例如彭公达。我记得在省委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大家不认识彭，毛泽东特地介绍了几句。
不久，由长江局转来一个中央通知，让湖南派人到武汉，参加党的紧急会议，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让毛泽东和彭公达参加。
……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紧急会议精神，明确指出了在秋收季节组织武装暴动。这次传达会是在长沙市北郊沈家大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夏明翰、易礼容、林蔚、曹典琦、彭公达、何资深、罗章龙、熊季光、龚际飞、罗学瓒、滕代远、谢觉哉、李子骥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是彭公达（书记）、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
关于秋收起义，省委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以国民党的名义举行，也不借重邓演达、陈仁友等国民党左派，会上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
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毛泽东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前方、后方的作战部署，他对我说：把浏阳打下来，就向长沙进军，部队打到离长沙只有40里的黄花市时，我就派人送信给你们。再往前打，就是离长沙10多里的东屯渡。这时，你们就动员近郊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居民暴动响应。
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8月炎夏。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的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段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毛泽民把毛泽东送到浏阳张家坊才回来，并且还报告了毛泽东在张家坊脱险的情况。
我们留在长沙后方的任务，是我们的部队打下萍、浏、平、醴后，围攻长沙时，来个城市暴动，里应外合，占领长沙。
……
关于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意打长沙，大家满怀信心要把长沙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当时估计，如叶、贺顺利发展，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就会调离应战，本省空虚，我们就可以冲击长沙。只要拿下长沙，别的地方马上就可以响应。但是后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后轻敌被围，只好撤出县城，在过南市街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团的封锁，我军强渡，伤亡重大，损失不少。1团、3团也失利。毛泽东就给省委送来一封信，大意说：我们不准备进攻长沙，长沙暴动的计划停止吧！省委同意了。停止长沙暴动的事，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派任弼时来长沙进行检查，认为湖南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又进行了改组。〔2〕
1927年8月18日、30日，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会议情况，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记载，是这样的：
8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等秘密地由武昌搭乘火车星夜赶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这时的长沙，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反革命鹰犬在城乡四处活动，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我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
……
新省委由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9人组成。毛泽东到达长沙后，住在省委秘密机关。为了组织好秋收起义，他日夜紧张地工作，出席会议，起草文稿，找人谈话，派人外出搞枪支弹药，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他有时提着篮子装作买菜的，或者扮成军官，机智沉着，亲自深入市内进行调查。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省委会议，传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新精神，主持讨论和制订秋收起义计划。
会议在讨论起义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出现了两种错误主张：一种主张只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认为如没收小地主土地，就会增加敌人，对革命不利；另一种则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统一分配和使用。毛泽东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我们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同时强调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过程中，必须宣布废除反动政府盘剥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收农业税。这就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秋收起义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
关于起义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分析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秋收起义固然必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发动起义，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主要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这一论述有力地驳斥了忽视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
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会议在第一天开始讨论的时候，有的人主张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以宝庆（今邵阳）为中心，同时在全省发动暴动。当时党中央的意见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这种不顾客观条件而分散使用力量的错误意见始终持反对态度。他耐心地说服大家缩小范围，集中力量，搞一个中心，即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并保存有部分革命武装的湘东赣西发动秋收起义。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的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会议还讨论和解决了有关秋收起义的其他重要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大家认为，这次起义应竭力宣传和建立工农政权，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县以上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政府。关于起义的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对于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也作了大略的部署，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暴动。
8月30日，省委会议结束。毛泽东肩负着在湘东赣西组织起义的重任，当晚从长沙出发，经株洲前往安源。〔3〕
中国革命举什么旗帜，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那时举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湖南省委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举起共产党的红旗，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在1929年8月向上海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黄允升在《略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文中说：
毛泽东到长沙，经过实地调查，接触工农群众，觉得秋收起义举“左派国民党旗帜”是个大问题。8月18日，他向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引导大家联系湖南实际讨论秋收暴动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会议，透露共产国际新电令：我们制造的国民党不是简单的政党，是一鸡蛋壳子，由此蛋壳造成苏维埃的儿子出来；制造此蛋壳不能，则实行苏维埃，“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大家讨论秋收暴动举什么旗问题，议论纷纷，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无力惩办制造马日事变的那些暴徒，表明那时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汪精卫等叛变革命，说明国民党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唐生智，甚至到张作霖，新、旧军阀无一不拿国民党这块招牌来作他们欺压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已变成军阀的旗帜；而受压迫的工农民众，对国民党已普遍存在唾弃的心理。所以，湖南省委讨论决定，秋收暴动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也不用任何国民党名义来组织政府，而是用共产党红旗来号召工农民众起来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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