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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对现实的忧思和焦虑，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2. 作者对现实的观察和问题的反思，常常是深入历史，放眼世界，既有深厚的学养，又有独特的视角。
3. 本书还有几篇涉及作者自己治学经验、人生特殊的经历等，读来感人、新奇、有趣，可以反映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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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自谦说：题材庞杂，东拉西扯，没有什么足以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无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谈》。
其实作者本着事实和逻辑，怀揣很大的勇气和思维的力量，娓娓道来，时而尖锐时而苦口婆心，其实是给人们上了一场思想启蒙课，也给这个时代提出了某种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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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等。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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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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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
毕生的追求：学识、思想与独立之精神
身居斗室观天下
美国研究三十年
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常识·良知·底线
公民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与启蒙——对“为中国而教”成员讲话
百年中国“人”
个人的独立与社会健康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留学生
人性·文化·制度
沉渣泛起之一
沉渣泛起之二
一根萝卜的革命
复古与现代化
要启蒙不要运动
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几个问题
关于“冷战”研究的几点看法
对外关系的理论：国际主义？民族主义？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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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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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本集子大部分是近年来的一些讲座的记录稿、接受媒体或个人的采访，以及少量自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出版之后写的文稿。题材庞杂，东拉西扯，没有什么足以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无以名之，名之曰《老生常谈》。虽说是老生常谈，却也引起一些注意。一方面，有热心者广为传播，本人常常接到一些反馈，不乏共鸣和鼓励；另一方面，也听说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以其不合时宜。对同一问题，众说纷纭，观点各异，本是正常现象。本人自问所恪守者一是事实，二是逻辑。正因为见到太多无视或故意蒙蔽基本事实的谎言和违背常理、不合逻辑的立论，才忍不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我产生共鸣者，大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只要本着事实和逻辑，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争鸣，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本来是常识，在某种情况下却成为不可言说的“异端”；本来是平常的交流，却被认为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常想，如果在正常的言论环境下，事实和逻辑都是常识，我的“老生常谈”也就没有听众和读者了。既然这一时候还没有到来，就还有一定的保存价值，集结成册，也算是立此存照。
本集中有几篇是应几位青年学子的提问，谈自己的工作、思想经历和治学之道。大部分是应各种讲座之约，围绕某个当时关注的中心话题谈一些看法。在形式上我称之为“信口开河”，因为一般事先都没有稿子，只有提纲或腹稿，面对听众的过程中，往往自然而然又流出一些新的想法。拜现代技术之功，录音稿很快就整理出来，自己再加以修整。其好处是畅言、少羁绊，更直白；缺点是失之涣漫，语言欠精炼，且难免重复。在编辑本书过程中虽经作者和责任编辑努力修葺，这一缺点仍不能完全避免，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
不论是动口，还是动笔，我的一贯思路总是将现实问题与历史思考相联系。或是先为某种现实现象所触动，想到中外历史；或是倒过来，读到某段历史，联想到当前现实。不论何者，都是有所感悟，发而为言、为文，与人共享。我大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后从事外事工作，学术研究领域又是国际问题，但我能汲取的文化资源绝大部分是中国的。忝列“学人”，我的“中学”还是超过“西学”。越到晚年，越出现“返祖”现象，深感我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西学”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可以扩展视野，提供广阔的参照系，这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为今人，比古人幸运的，可能就是有这个参照系，有没有是大不相同的。学问之道深不可测。自知来日无多，只有常叹“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了。
资中筠，2013 年11 月
制度与政治文化
现在中国人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文化。当前，官方把发展文化提上优先日程，高调唱响“主旋律”，要以政权的力量建设“核心价值观”，国家财政投巨资支持主流文化产业，并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强“软实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与西方抗衡。
实际上，这是以文化问题掩盖了制度问题。一个民族或群体在某一种制度长期统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特色”；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又可以影响制度，或阻碍制度的革新。许多民间谚语，也是长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长期在言论受到钳制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会在公民社会流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皇权专制时间最长，在两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维习惯，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处。例如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维权，等等。
关于对自由的追求，有人说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追求，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乐业。这只是天性受到长期压抑的结果。其实安居乐业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没有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和台湾的居民为什么表现出比内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内地居民肯定比闭关锁国时期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实际上相对来说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许多看起来是“文化特色”，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时段内的制度造成的。对社会发展来说，在某一个时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个时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与文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关于制度文化，这里提出两点大的概念：
1. 政府和国家观念
1）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君权神授”和我国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打江山、坐江山”观念：政权基本上是武力打下来，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仅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一个家族，所以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拨人用武力推翻之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家族继承，大家也都承认。在这种制度下，国君有生杀予夺之权。
2）现代的统治权民授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必详述。到17世纪约翰·洛克集大成，写出《政府论》，是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个人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统治权力（power）不能继承，一个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来实行管理的人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们公摊一些钱物给他们以为补偿，这就形成纳税制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对“谁养活谁”的看法是相反的。
过去的观念是“食君之禄”，现代的观念是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是主人，所以必须监督钱是怎么花的。“无代表，不纳税。”不过中国过去也有过“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之说，这是个别官员的一种朦胧的觉悟。如果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足以颠覆整个“忠君”的伦理道德观。
3）第三种国家观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而为前苏联和一批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实践：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一个阶级有千百万人，如何实行统治？通过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个阶级选出来的，是自己组织起来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但是实际上政党人数也太多，只能通过少数领袖实行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中国“文革”时发展到全面专政，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从第一种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权力集中达到登峰造极。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合理化，这种理论硬把第二种政体也说成是“专政”，说一切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其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由于这种国家只考虑到第一代统治者，以后的继承合法性途径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2. 法治还是人治
1）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幸福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或者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系统，其依据就是“以德治国”。孔子的理想：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应该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但是几千年从来没有做到过，权力与道德从来没有统一过，因为孔夫子没有想到权力缺乏监督是一定会腐败的。事实上，历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人治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效率比较高。例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厉行改革，奠定了俄罗斯的工业化，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他采取的是专制的手段，谁反对改革就流放，或处死，没有改变制度，连农奴都没有解放。结果人亡政息，他儿子继任后，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废除。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统治者，起初很英明，时间长了，永远听不到不同意见，长期享受特权，必然走向腐化。
在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下，百姓可以“认命”，宣传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可能还有一定效果。现在一个靠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满身名牌，一面提议给每个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求大家学雷锋，只能成为莫大的讽刺。
2）法治：其理论的依据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和监督，绝对的专制，绝对导致腐败，到现在还没有例外。欧洲从13世纪《大宪章》形成的宪政观念：最高权威是宪法，而不是哪一个人。然后根据宪法原则，立各种具体的法律，对任何具体的事件都以有关的法律为准。如何实施？于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有各种不同，其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权力（power）制衡，保障民众的权利（rights）。
在高度工业化、复杂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时代，只能靠刚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让毒胶囊制造者倾家荡产，道德高尚的药商就只好破产。所以当前在中国以大力宣扬文化、回归传统道德来应对恶性的社会问题，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或天真，有的人则是有意掩盖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责任。
3. 当前中国是制度问题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看在什么特定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旧的文化势力、思维习惯；而当前中国表现出来的道德滑坡，实际是制度问题，是法治缺乏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个社会多数好人得好报，而不是相反。在保证好人有好报的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形成行善的习惯。诚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人在文化上、观念上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些旧文化、旧观念是十分顽强的，有了某种好的制度，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锲而不舍的推动，有时还要用强制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例如美国反对种族歧视从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实经过了一百年，期间还经过了联邦政府派兵到州里强制推行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所以百年前孙中山提出“训政”，不过，一是要真的向这个方向“训练”，二是要在游泳中学游泳。若是整个环境背道而驰，再过一百年也“训”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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