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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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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长、大学生和决策者而言，《全球拍卖》是一本必读书，高等教育=好工作=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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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对工作和收入的“破碎承诺”（broken
promise）问题。接受更多更好教育就能带来好工作和高收入，这是教育曾经给人的“承诺”，但在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今天，这样的“承诺”已没有了往日的价值，也可能无法兑现。按照作者的观察，劳动市场正在上演两极化的“拍卖”。在顶尖大学受教育的精英继续留在市场顶端，企业为争取他们，愿意支付高价薪水，就犹如增价拍卖。相反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那么受市场青睐，在劳动市场上不得不压低薪水来换取就业机会，这就像是一场价格越标越低的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期待毕业后从事专业、管理阶层的工作，但一个国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当白领。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如何迎战这个挑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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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杰出研究型教授。
休·劳德（Hugh Lauder）：
英国巴斯大学教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
戴维·艾什顿（David Ashton）：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荣誉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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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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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虚假承诺
第三章 知识战
第四章 质量-成本革命
第五章 数字泰勒主义
第六章 人才争夺战
第七章 全球拍卖中的管理
第八章 高技能、低工资
第九章 陷阱
第十章 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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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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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们不会轻易投身于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淬不及防时，才被卷入革命。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 1835年。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四月初抵达美国时，这里给他的最初印象令他惊呆，他看到如此多非常有趣的事物，不过尤为重要的是，他视美国大陆为一片机遇之地。他在写给好友欧内斯特·沙布罗尔（Ernest
de Chabrol的一封信里坦言：“在这里如果一个人对过上美好生活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并且勤劳，他的未来就有了保障。”
如果托克维尔今天重返美国，他的反应又会是什么样呢？毫无疑问，他会再一次因这里发生的变化而感到震惊。19世纪30年代，那里还没有无线电、电视和计算机。他会为大大小小城市里的消费殿堂感到惊奇，当他认识到经济繁荣已经延伸到大多数美国家庭，他会想起他当初的远见。他还会惊讶地发现当今美国总统竟然是一个黑皮肤的人，在他印象里，美国黑人是被奴役的，是被白人社会排除在外的，他还会为妇女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但是，在强光之下，对于黑暗时代的现实，他是不可能错过的。
尽管他相信美国是第一个在平等事业（the cause for
equality）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毫无疑问他将会对美国人梦想的脆弱性感到惊讶，并且会惊讶地发现数百万美国人竟然依赖粮票。他还会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幸福的，他们为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恐惧。他还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根深蒂固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之路将不会恢复那曾经受到许多人希冀的美国梦。
如果托克维尔的重返旅程带他去过美国之外的地方，他也会注意到关于建立一个富裕而公平社会的想法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讨论中国梦或者印度梦同样是有效的，由于所有人都已经表达了要致力于经济增长，并将其作为让更多人拥有机会，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的途径。但是，他也会发现，不确定的时代并不唯独是一种美国现象或者欧洲现象。如今即使加入全球中产阶级排名榜的中国家庭和印度家庭的数量之多已是史无前例，世界上人口大国所实现的壮观的增长率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恐惧。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去重蹈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而是去理解美国梦的未来。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经不能再仅限于研究国界之内所存在的事物。尤其在经济活动方面，这个世界已经被整合得更加紧密，并且处于同一个网络之中。美国劳动者的市场价值不再是仅仅与他们的邻居相比较，而是要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工作拍卖当中来判断这种价值。为了发现这些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美国和欧洲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意味着什么，我们开始了对七个国家的长途旅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印度、新加坡以及韩国。这项研究长达十余年之久，在2008年华尔街发生第二次重创之前的连续三年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一项紧张而深入的研究，亲赴18个城市，其中包括一些亚洲经济发展重地，比如班加罗尔、北京、广州、香港、孟买、新德里、首尔、上海和新加坡。
我们想要对官方就如何在未来实现中产阶级繁荣所做的解释进行考证。知识型经济是否真的加速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雇员的需求？在过去，个人往往是通过投资于教育来增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通过自己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但是现在想要获得一份高收入工作，仅仅靠这样做足够吗？美国人能够成功地吸引来全球范围内所提供的一大份高技能、高工资工作吗？
为了发现一些答案，我们与200多名受访者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企业经理人和执行官，以及许多不同国家的决策者。我们会见这些受访者的地方包括公司总部、地区办公室、高科技厂房、研究基地，以及政府部门，同时我们还利用旅途之便同出租车司机、酒店雇员以及航班上的旅客进行了交谈。我们特别关注那些世界顶尖级的跨国公司，这是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美国公司。我们也访谈了一些在英国、德国、韩国、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先发展水平的公司。今后几十年，由这些公司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劳动者的机遇和繁荣。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所做调查的公正与严密，然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发现需要与广泛观众来分享，而不是被封锁在一些专业性期刊中。我们所观察的是一种经济权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威胁着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希望我们将我们所观察的这一事实公之于众。此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另外一个不便于被公开的事实（inconvenient
truth），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却有权利知道。
我们所会见过的那些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一个处于变革当中的经济世界。这种变革对我们来说既唤醒了一种羡慕感，同时也有一种不祥之兆。亚洲经济革命的阴暗面是对于妇女、男人及儿童的剥削，但是这仅仅是如今正在展开的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端线索是，中国和印度正在以突飞猛进的速度与亚洲、南美洲及东欧其它新兴经济体一起，加紧展开对高附加值物品和服务的竞争。这种情况正在动摇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世界仍将保持被分割为脑力国家（head
nations）和体力国家（body nations）的局面，前者是指美国、英国和德国，后者包括中国、印度、越南。
这种观点无法理解，全球经济怎么会允许新型经济体跳蛙般地跃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从而创造出一支高技能、低工资劳动力，这些劳动者完全有能力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些劳动力对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挑战，这些富裕国家中产阶级曾经一度安然地从事着稳定且薪水丰厚的工作。
公司一旦可以获得廉价的脑力（brainpower），它将会对西方劳动者的繁荣造成威胁，即使在西方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很长时间之后，这种情况也将继续存在。1831年托克维尔所发现的处于美国梦之核心要害的那些机会，如今却受到这种情况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当年也正是通过打出这张牌，才在美国民众当中树起了他重建美国的政治信度。
一、机会协议
二战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均享受着史无前例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济国家主义的模型之上：它原本打算是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收益传播至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享有特权之人。个人与家庭通过享有受教育机会和高收入工作，从而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同时，国家向需要福利之人给予福利支持。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通过对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批判，对当时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凯恩斯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并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陷入衰退的经济将会自动反弹到繁荣时期，且恢复完全就业的状态。
凯恩斯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政府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干预，从而解决衰退问题，或者如其另一同时代人所称的“创造性破坏风暴”。
因此，当物品需求疲软，劳动者将受到失业威胁时，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保持产业车轮继续运转。凯恩斯还承认，福利国家应该保护其国民免受持续性的不安全之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经历的这种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交替性，其特征就是一种持续性的不安全。
截至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重新获得了主流地位。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各种关于自由贸易、自身利益，以及市场具有传递繁荣与正义之力量的说教又重新抬头。由于凯恩斯的观点是被认为是大政府的食谱、日益壮大的下层社会群体的国家讲义，因此而被抛弃。
由此，新自由主义的信条鼓励人们去相信，20世纪50、60年代所引进的福利支持是错误的，因为它对失败和无能行为进行奖赏，而自由市场则提供了一个公平且有效率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才干与刻苦工作将得到适当的报酬。于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便极大地依赖于维持（如果不是提高）其知识、技能和文凭的市场价值。对于那些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的个人而言，由于他们能够满足于知识型经济所提出的竞争性条件，那么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就会有很多。由于知识型经济依赖于新的想法、技术和创新，所以人们认为知识型经济扩大了人们的机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政客与意见领袖们继续将未来经济解释为是一个关于聪明人的世界，即聪明人以聪明的方式办聪明的事。这是一个充满着新机遇的世界，那些坚信市场能够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美国劳动者及美国家庭，可以从中获得创造性才能和繁荣。这种信念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均出现了一种机会协议（bargain），在这些地方，国家的作用被局限于通过教育为人们创造机会，使人们在全球竞争中成为受青睐的劳动者。在这种全球竞争中，人们的经济命运取决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成功。
如今，在欧美国家，数十亿美元被用于动员劳动者们在为了最好的工作、技术和公司的竞争中超过其竞争对手。几乎所有富裕国家都在引进大量的政策、项目和行动计划，期待着进入一个以高技能、高薪工作为标志的创新性时代。高等教育被大规模扩张，而且它鼓励个人通过承担个人债务的方式去获取大学文凭，并且让这些人相信，他们一旦进入就业市场就可以拥有丰厚回报。
本书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说有很多这样的金钱、努力和进取心将会被浪费掉，由于这个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未能实现它在教育、就业及报酬方面所做出的承诺。许多美国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让他们相信“学习等于赚钱”，所以他们对一个并不亏欠其生活的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期待。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美国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这种知识资本主义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因为他们陷入了一场创造性破坏风暴，这种形势使个人很难找到解决办法，以应对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现实。在美国，对于管理性、专业性工作职位的需求量不仅是远远少于我们普遍所推断的那么大，而且与这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实际工作生活的质量与报酬实际上也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学习就等于赚钱”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美国大多数具有大学学位的人实际上还没用亲眼目睹到工资收入的增长。大学毕业生当中仅有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竞争最好的工作时获得成功的少数人。这种情况正在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压缩，并且出现了两极分化，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本书要为读者展示的是，美国劳动者的命运是如何与这种面向减价脑力的全球拍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拍卖削弱了许多管理者、专业人士以及技术人员的交易地位（trading
position），这种交易地位在以往是与个人的成功以及舒适的生活水准有关联的。对有能力且愿意刻苦工作的人所做出的那个过上好生活的承诺现在已经被违背了。美国中产阶级所遇到的这种挑战的背后，是权力在全球经济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无论花多少财力去开发美国劳动力的技能，这种转移都不可能通过就业市场来得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已经被撕毁，它曾经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一条通过教育去实现个人与国家繁荣的路径。
如果美国中产阶级是由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么他们现在是被这种全球性的知识资本主义力量而割裂了。西方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西方评论人士所预测的这种知识价值的提高并没有实现。
这并非是说作为创新源的新思想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公司仍然需要那些头脑聪明且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过，某些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却被认为是比其他人大得多，于是导致西方中产阶级繁荣所依赖的那些多种不同形式的知识型工作的价值大幅下跌。
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如果知识是公司利润的关键源头，那么公司的任务便是在购买知识时少花钱，而不是多付钱。这就是公司为什么要对两个方面做出区分的原因，即对于公司要取得业务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方面，公司要为其支付奖金，而在其他方面却减少成本。虽然是受到某种思想的引导，我们相信，大学教育的价值将会持续上升，因为经济当中的知识密集性程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那种亘古存在于雇员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即雇员想要提高其劳动价值，而公司却想要通过减少成本使得利润最大化。
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冲突往往是隐蔽的，但是发生在美国和英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却暴露了华尔街利益与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冲突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依赖于向公司出卖一种财富——脑力，而公司的其他选择却越来越多。只有当美国国内受过教育的人才是处于有限供给的状态，而且只能在日本、德国或英国这些同样属于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里发现这些人才的时候，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才能在价格竞争中得到庇护。
二、财运的逆转
这种针对工作职位的竞争，已经从一种基本上局限于清晰界定的国界内部的竞争，转向了一种向跨越国界开放的全球拍卖。我们都熟悉苏富比公司（Sotheby’s）或者电子湾（Ebay）网站上的艺术品拍卖。在这些正向拍卖中，出价最高的人获胜。对于大多数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的劳动者而言，苏富比式的累进（progressive）拍卖被认为是反映了人们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价值在不断提高。有人认为，人们在从事于一些涉及到研究和设计的工作时所需的专门性知识是处于有限供给的状态，而且这种专门性知识也只是存在于西方世界。人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当涉及到某些高端活动时，只要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掌握着更加先进的技术，它们就总是会占优势。因此，竞争并不是被视为一个成本问题，而是在于对聪明知识的应用，公司则愿意为此支付奖金。
但是针对工作职位的全球拍卖却越来越是按着相反地方向在运作，它不再是那种出价最高者取胜的拍卖。这种逆向拍卖或者称为“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是一种出价渐降式的减价拍卖，其目标是拉低价格。这种拍卖在网络上变得更为流行，包括公司与公司之间在服务方面的投标竞争。有一家德国网站——jobdumping.d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逆向拍卖的鲜明例子。在这个网站上，由雇主为清洁工、办事员、餐馆服务员等工作职位提供一个最高工资价格，那么寻求就业机会的人们相互之间则进行减价竞标，获胜者便是那个愿意以最低工资来做这份工作的人。
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逆向拍卖活动正在扩大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劳动者。这种竞标战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限于雇员工资的多少，而且还包括工作时间的延长、低劣的退休条件、医疗保险覆盖项目的减少、衰落的事业前景，以及更大的就业不安全。在逆向拍卖中，雇主希望看到的是，工人能够少拿工资多干事儿。
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这种逆向拍卖只是局限于那些技能水平比较低的美国劳动者。如今，来自四个方面的重要力量正在朝一个方向聚集，便形成了一种面向专门知识的价格竞争。这种竞争迫使美国的学生、劳动者和家庭为了赢得一份好工作，而展开了一场严厉而不懈的（bare-knuckle）争斗，因为只要拥有了一份好工作，他们才能够继续享受到高水准的好生活。
首先，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供给方面，富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出现了一种教育剧增。即使当这种教育扩张只局限于富裕社会的时候，它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学教育机会的扩大降低了文凭在工作岗位竞争中的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育剧增也发生在了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内的这些新兴经济体中。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增加一倍的观点，但是我们在分析当中所发现的是，仅仅在十年之内全球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中国除了比美国拥有更多在校大学生之外，还培养出数量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时候，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质量上甚至比西方所发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加优异。
其次，一场质量-成本革命随着“最佳实践”在新兴经济体的应用之后而出现，由此产生了生产力水平和质量标准的快速提高。这种新的竞争不再是基于质量或成本，而是质量和成本。这就为公司不仅在对低技能工作，而且对高技能工作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分配布局时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性选择。西方公司正在开发更加成熟的途径，将许多高度技能型工作以外包或离岸经营的方式转移到低成本地方。在金融服务业，除了诸如数据录入或者开具发票之类的后台办公室工作，还有客户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也都放在新兴经济体里完成。
这种质量-成本革命也已经为亚洲公司打开了在商品和服务价值链的更高端与西方公司竞争的大门，这些亚洲公司可以利用其成本优势在拍卖中比西方竞争者出价更低。结果是，许多我们原本认为只能在西方做成的事情，现在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来完成，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有时候质量还会更好。但是，这种向低成本脑力工作的移动并非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第三，虽然公司将很多注意力放在了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方面，这说明公司需要那些具有创造性，并能够将聪明想法运用于实践的人才，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创造性破坏之后紧跟着的是对创造性的破坏。要将新的想法应用于生产实践，必须依赖于标准化，而标准化却让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了更大的控制力。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生产率的提高是依赖于由泰勒（Fredrick
Winslow Taylor）所概括出来的科学管理原则。
迄今，在办公室和专业性服务中新技术的生产率是令人失望的，新技术在办公室和专业性服务领域的应用方式大体类似于新技术在工厂生产中的应用方式，而工厂生产的潜力是在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公司在这方面的回应是，通过一种我们称其为数字泰勒主义的捕获知识的过程，尽量减少知识型工作的成本。在那种工厂生产过程中，公司是将汽车、计算机和电视机分解成可以组装起来的零部件，这些部件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来生产，然后再根据客户提出的规格进行组装。如今，公司将这种同样的生产过程应用到服务行业中无需个人感情参与的工作当中，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不需要面对客户。
概括地说，新技术提高了人们将知识型工作（knowledge work）转化为操作型知识（working
knowledge）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作、管理性工作以及专业性工作可以实现标准化。这种情况为我们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型工作与职业流动的未来。
最后一个趋势，是关于商业文献中所描述的那种全球性的人才战。
正当有更多个人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也在为提高本国熟练劳动者储备而投资的时候，企业界内部开始对学习与赚钱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一些主要的咨询公司坚持认为，我们需要对学习与赚钱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纠正，因为人们对这二者关系的原有认识已经不适用于当前这个竞争的世界。这种学习与赚钱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反映出人们在表现方面的差异，尤其是那些拥有最杰出才能的少数人的生产贡献。不仅是对于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的全球公司而言，而且也包括设在北京、上海和班加罗尔的全球公司，这种情况都被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由于公司考虑到需要雇用下一代有才能的员工，因此它们将招募重心投向全球的精英大学，因为它们相信这些大学里的学生都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这种关注于吸引、保留和发展最顶级人才的做法导致了更大的待遇上的不平等，因为公司是想设法在全球找到一支能力很强的核心业务骨干。这种情况还导致在中产阶级职业内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具有同样文凭和经历或者同等水平专门知识的人之间在职业前景上也出现了差异。因此，那些被界定是最好的雇员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雇员截然不同。
这些趋势导致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成为了高技能、低工资劳动力的一部分。
以前，人们认为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对个人成就实行论功行赏的金字塔（meritocratic
pyramid）。这种关系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一种简单而直接的因果关系，如今由于工作、报酬以及权限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构建，它也因而陷入了危机之中。
所有富裕国家都在经历着高技能、低工资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程度却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国家环境，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状况、大学毕业生的国内供应情况，以及工会的力量等。的确，在我们的论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要说明，在美国和英国这种弹性劳动力市场是如何使其劳动者受到这种全球拍卖全面力量的严重冲击。虽然我们是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关注对象，但是这本书几乎对全球经济中的每个人、每个企业以及每个国家都具有启示意义。
三、从另一边而来的全球化
由于在私人收益、贸易和全球市场竞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障碍已经被消除了，因此亚洲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在中国和印度与公司经理的谈话，让我们联想到了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或英国所听到的对话。在印度，尽管那里仍然有坑坑洼洼的马路和大范围的贫困，但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振兴与个人的机遇。当《印度时报》发布了一份题为“印度准备好了：我们的时代到了！”的报道时，该报道宣称：“我们已经从思考小的时代走到了思考大的时代”，由于印度企业家和印度公司在全球舞台上引起了轰动。在班加罗尔，街上的行人也同样感受着印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当我们经过一个购物中心时，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这是那些搞信息技术的人常来的购物场所，很贵的！”当我们问及更多有关于来这儿购物的人的情况时，他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相信他的孩子将会成为这类人当中的一员。他对于他孩子在学校中取得的好成绩非常自豪，因为他的孩子们在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但是，如果认为在这场全球拍卖中美国人是唯一的失败者，那就错了。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在那些分享着同一个邮政编码的地方，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一部分地段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而另一部分地段则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在印度，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继续在赤贫状态下生活。达拉维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有一百万人生活在那里，它位于孟买的中部，而孟买则是印度的金融之都。
印度的劳动者，包括那些在外资企业里工作的人，仍然在为争取到体面的工资收入和安全的工作条件而努力。普力克（Pricol）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为本田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印度公司，该公司一位名叫罗伊·乔治的人力资源主管在一起尖刻的争执中被一名愤怒的员工杀害。《印度时报》一位专栏作者在对孟买-德里工业地带罢工中“令人憎恨的规律性”进行报道时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经历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印度不可能是个例外。这种对于投资的争夺不可能是以牺牲一种已经变得残酷无情的劳动力为代价。”
同样，尽管有些中国大学毕业生迄今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农民工和产业工人却已经卷入了这类暴动中，这些工人将这些暴力行为作为宣泄他们对不属于这场中国经济梦一部分而产生的挫败心理。
从国家经济或家庭平均收入的角度来讨论个人及家庭的命运，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没有抓住知识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东西。由赢者和败者所构成的复杂的网络已经穿越了国界，由于这种全球拍卖是与人们既定的那种思考中产阶级和国家经济的方式相反，因此出现了一些由赢者和败者所结成的复杂的网，这些网所覆盖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国界。诸如会计、教授、律师以及计算机分析员之类的职业称谓，已经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反映出他们在收入、就业稳定或者工作机遇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些职业是越来越以“赢者通吃”的竞争为特征。
与某些美国、中国或者印度的劳动者或公司具有同样经济利益的人或者公司，更有可能是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而不是街道的另一端。尽管他们所持的护照不同，但是他们有可能是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全球拍卖能够为他们创造出竞争优势，他们从这种竞争优势中获益，却是以牺牲其同胞的利益为代价。
在全世界，大多数职业中的精英们似乎都比其他任何人做得更好。不仅私营部门的情况如此，而且对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而言，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公共部门许多领域里的工作也面临着类似的市场力量，这些市场力量导致那些处于机构顶层职位的人所赚取的工资收入远比其他任何人高得多，即使是在国家对预算进行削减情况下，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全球拍卖所创造出的财运是分各种不同情况的，有少数人将会继续享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其他许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将会为实现中产阶级的外在标志而艰难地努力，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他们似乎越来越被隔离在财运之外，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职业上的流动性在下降，而且竞争工资的能力也在减弱。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找到最好的工作，以及拥有最好的事业发展机会而展开激烈的竞争。
四、秘密战
由于人们被迫依赖于一个就业市场，而这个市场却不能够对付各种日益增加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的期望，于是就出现了一场争取职位（positional）优势的秘密战。人们在这种全球拍卖中所处的位置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他们并不是被界定为顶级人才，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发现自己与那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高技能、低工资劳动者处于一场竞标战当中。
竞争几乎从人出生时就开始。如果孩子的父母望子成龙，那么这些孩子就被迫陷入无情的竞争当中，为了进入最好的预备学校、高中、大学以及“有名气的”企业而与人竞争。有些父母受到不安全感以及要为孩子尽力的道德责任的促使，为了给予他们的孩子一种竞争优势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比如将其住宅进行放贷抵押，用来支付孩子去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费用，或者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而送孩子去当地的一所声望很好的宗教学校。成年劳动力所面临的竞争压力甚至变得更加激烈，由于公司对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结构进行了扁平化处理（flatten），重新考察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员工招募的选择方案，并且对劳动力进行了分割，以致只有极少数员工被界定为是对于公司未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员工。
个人自由与求知好奇心已经成为次要于那些生计竞争所需要的条件。一个人的公共生活与个性自我（private
self）当中几乎各个方面都被牵涉到了要领先于他人的这场战斗之中。
这种机会协议至今并没有拓展个人的自由，但是却导致了一个机会陷阱，它逼迫人们在一些活动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这些活动却有可能在试图履行某人的机会方面几乎不具有任何内在的目的。这个陷阱就是，如果大家每个人都采用同样的战术，比如拿到学士学位，或者通过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而给雇主留下印象，那么就没有人能占据优势。
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兴起而促发的人们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期望，已经将更多人卷入了这个已经非常拥挤不堪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期望在结束大学教育的时候能够获得金光闪闪的职业奖牌（vocational
prizes），但是有进取心的人在市场上的供给量大大超过了雇主对这些人才服务的需求。同时，人们下的赌注比以前更大了，由于失败的代价已经增加了，原因在于过去为运气不好的人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措施如今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这种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少数人可以实现的东西，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管他们的教育程度有多高。工资差距不可能通过更好的教育或者提高技能水平而得以缩小，因为全球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成本劳动者。目前，我们根本不是进入了一个“人力资本时代”，因为在人力资本时代，个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整个经济体的成功是依赖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广泛地、有效地对自身进行投资，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人力资本必须遵从于回报递减的法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言，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的供给将会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由于雇主试图通过更具生产能力的雇员来获利。这项声言似乎适合于另一个不同世界，比如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当时美国经历了教育大扩张，这种扩张是与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日渐增加的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当我们以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证过的巨大规模对人类知识进行讲授、认证和应用的时候，这种人力资本总体价值却有可能下降。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所采取的方式将是一种保护性的开支：教育是一项必要的投资，为的是获得机会去争取到体面的生活标准。但是对少数人而言，在努力、时间和金钱上的投资将会继续得到丰厚的回报。
机会已经成为了这种激烈社会冲突的焦点，而不是将个人与社会粘合在一起的胶水。这种情况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构建一个新的机会协议，通过这个协议我们可以在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中重新建立起信任与公正。
五、行事的良机
2008年金融风暴从根基上摇动了这种自由市场模式，这种自由市场模式一直驱动着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政府政策。那个愚蠢的观点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控，而结果却导致了一种无端的狂妄——我们大多数人将称之为贪欲。这场金融风暴又一次让我们因这个愚蠢的观点而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它也加速了有关于功绩、贡献与报酬这些原则之间联系的瓦解。
这种情况对各派政府所造成的问题是，学校、学院和大学在培养人的能力方面所创造出的财富，通过新技术和网络而实现的知识激增，以及高技能、低工资劳动者供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快的增长等，这些情况对民主社会在如何解决劳动分工（即谁来做什么）与报酬分配（即谁得到什么）方面所依据的合理化基础提出了挑战。
因此，当落实这种机会的核心手段已经在瓦解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机会协议呢？迄今，大多数美国人将这些问题解释为是个人对自身机遇进行充分利用的一个私人问题。这将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这种高技能、低工资相等关系（equation）并不能实现那种大多数人想要或者期待的生活方式。本书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本质做出了解释，因为对错误的问题提出好的回答是没用的。
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一样，都面临着残酷的选择。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试图躲避这种全球竞争，尤其是在失业率居很高的情况下，因此想要避免一种重返更大的保护主义将会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样的回应却糟蹋了当前所存在的一些机会，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机会，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一些既有利于我们自己也有利于未来几代人的方式，对美国社会以及这个更广泛的世界进行重新塑造。
由于在通常情况下，产业革命除了对经济利益进行重新排列，还会改变我们对个人潜力与社会潜力的理解，所以民粹主义诉求和即时解决办法（quick
fixes）必然会失败。重建美国梦的政治企图也同样会失败，除非我们愿意对教育的目的、工作的性质、报酬的分配，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我们如何把被排斥在社会两端的那些穷人与那些非常富裕的人重新团结起来，让他们以一种更加公正的方式来为生活而竞争？我们应该如何对成就进行回报，才能够有助于实现一种共享的繁荣，而不是促成少数人的富足？我们很难对创造一个新的机会协议所面临的这种挑战的规模进行夸大，但是这个挑战的难度已经加倍，因为它还对一个全球性协议提出了要求，而这个全球性协议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为了回答上述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这种虚假的承诺进行考察，正是这个承诺引发了这种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并且继续迷惑着美国劳动者和欧洲劳动者的双眼，让他们看不清楚自己所处的现实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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