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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铸强国梦》以60个讲述我国核工业创建历程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故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原了“两弹一艇”的历史真实，谱写中国核工业创业正史，可谓是填补了一项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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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英明决策，一场举全国之力建设“两弹一艇”的伟业拉开了强国梦、强军梦的序幕。本书以时间为经线，用纪实文学的手法，通过追寻核工业战线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记录了中国核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彰显了中国核事业从“零”的起步到成就“两弹一艇”的辉煌业绩，描绘了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彭士禄等科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们不畏艰险、永攀高峰的英雄诗篇，诠释了核工业精神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展现了中国核工业人的责任与使命、追求与梦想，奏响了我国从核大国向核强国阔步迈进的时代强音。
第一章“英明决策”。主要讲述中央领导对发展核事业的决策、关怀，以及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意义。
第二章“开拓奠基”。主要讲述一批海外科学家和青年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核科研事业，举全国之力建设核工业生产、科研体系的创业历程。
第三章“苦战攻关”。主要讲述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和国民经济困难所带来的两大难关，核工业人克服重重困难，开展核燃料技术攻关的艰苦岁月。
第四章“东方巨响”。主要讲述奋战在核工业战线的科学家、领导者、科技工作者以及核工业建设者，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付出的无私奉献。
第五章“聚变之光”。主要讲述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开展氢弹研制攻关，并最终获得氢弹爆炸成功的突出功勋。
第六章“国之重器”。主要讲述一批核工业院士组成核工业“梦之队”，推动并完成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进而实现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的巨大业绩。
全书文风清新，文字洗练壮美，感染力和表现力强。书中每章首都有概述的图文，每篇故事都有见人见事见精神的题记，文中还配有大量反映核工业创业历史的珍贵老照片，融历史、人物、事件、科普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科普性和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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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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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明决策
1. 小居里先生给毛泽东捎口信
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小居里先生请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主席，要
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
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2. 开业之石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
的铀矿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3. 一封给毛主席的特殊信函
作为“两弹一艇”的组织者，周恩来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
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
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研制到试验工作事必躬亲，辛勤
操劳。
4. 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心系核工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军用核生产反应堆工
程，并欣然题词：我们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
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5. 原子弹不能“下马”
聂荣臻自愿选择科技工作，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
像1927 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两弹”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
6. 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
一位美国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你厉害，别人就不敢揍你。而张爱萍
将军说得更形象，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棒。
7. 绝密会议开辟秘密历程
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
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
制的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8. 从皇城根、中关村到大石河畔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沧桑巨
变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当代科学精英科技报国的生动写照。
第二章 开拓奠基
9. 毛遂自荐搞核工业
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搞核工业，行伍出身的宋任穷上将向
周总理毛遂自荐，就把我调出来吧，我对穿那一身上将制服不习惯。
10. 这是关系命运的大事
当铀矿石摆在毛泽东主席的桌子上时，毛主席笑着对刘杰说，这是
决定命运的。
11. 一面飘扬在原子能科技战线的旗帜
钱三强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
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
12.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十七年的悄无声息和无影无踪，是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忠诚
的科学家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的诺言。
13. 回国不需要理由
彭桓武说，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刚开始没有谁懂得原子弹、
氢弹，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4. 与警卫员抱着公文包殉职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郭
永怀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15. 一位被称为元勋的人
邓稼先告诉夫人许鹿希，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会很有意义。
就是为它死了，也是值得的。
16. 火一样的爱国激情
朱光亚说，他一辈子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在苍穹之上，那颗被命名
为“朱光亚星”的小行星熠熠生辉并将永远放射出璀璨的光亮。
17.“一堆一器”奠定中国核科研基础
从基础研究，到“两弹一艇”技术攻关，再到和平利用原子能，“一
堆一器”的建成，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8. 迈向核门槛的将军
李觉是军人，造过炮弹，但不知道原子弹是啥样，然而，他却带领
科学家们创造了“两弹一艇”奇迹。
19. 没有专家靠大家
首任铀矿冶局局长苏华重视培养高素质的核事业职工队伍，着力建
立较为完善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铀矿冶生产系统，为我国铀矿
冶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 安下心 扎下根 戈壁滩上献青春
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茫茫戈壁深处，创业者们以坚韧
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建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
21. 一波三折的铀浓缩创业历程
王介福厂长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建设铀浓缩厂，靠
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攻克技术难关，粉碎核断援！
22. 穿着草鞋起步的铀水冶厂
衡阳铀厂的创建，是一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谱写的创业史，
是一曲大力协同、相互支援精神演奏的交响乐。
23. 荒原的追思
白天老鼠夜间狼，大风一来刮走羊；无风三尺土，苍蝇赛猛虎。核
工业创业者就是在这荒原上创建了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元件厂。
24. 金银滩往事
高山跑马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肩负我国核武器研制任务的西
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像一只五彩斑斓的凤凰，栖息在美丽的金银滩上。
25. 神秘的小站
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神秘的小站，它曾承担着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的
运输任务，为我国核工业的开拓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
26. 女子找矿班
野外找矿工作很艰苦，但女子找矿班的队员们却和男同志一样，披
星戴月，风餐露宿，顶烈日、冒寒暑、斗风沙，战胜了重重困难。
27. 仓库精神
在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创建历程中，形成了“仓库精神”，这
是核工业的宝贵财富。
28. 捕湟鱼
凡是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的科技人员，可以首先分享到一份
湟鱼佳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是何等的待遇啊！
29. 骆驼草
在戈壁滩上长大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树，当他们真的看到树时，却
高兴地大喊：“好大的骆驼草！”建设者们以“坚韧、自信、奉献”的
骆驼草精神，默默地献身戈壁滩。
第三章 苦战攻关
30.“596”的来龙去脉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从1957 年10 月15 日中国
和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到1959 年6 月，不到两年时间，赫鲁
晓夫就把这一协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31. 给苏联专家“变戏法”
在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国各方人员虚心向他们学习，
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以至于苏联专家撤离时对中国同行赞不绝口、
依依不舍。
32. 隐姓埋名一辈子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
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
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
33. 一个有胆有识的人
吴际霖毛遂自荐做九院第一技术委员会主任，并为研制第一颗原子
弹积极争取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34. 原子能工业的实干家
“你为什么要回国？”“我不愿寄人篱下！”“你为什么一定要
下现场？”“和工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刻
薄？”“我这样过惯了!”这就是姜圣阶，一位普通劳动者本色始终未
变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35. 核工业第一位全国劳模
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张同星是一个不畏艰险、不辞劳苦的拓荒者，
他是全国劳模，但在他家里却找不到被评为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的奖状。
36. 真是一支好队伍
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基地初建、部件研制、反应堆抢建、取水口
抢险等重大历史时刻，老书记王侯山讲述：“我们有一支高素质，敢打
硬仗、快仗的建设队伍。”
37. 难忘峥嵘岁月
在我国铀浓缩工厂早期建设设计工作中，潘恩霖告诉我们，他找到
了“五大连续、五大保证”的运行规律。
38.“宝中宝”高浓铀出炉
当我国第一座铀浓缩工厂——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共和国第一瓶高
浓缩铀产品时，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
39. 殚精竭虑抢建821 工程
毛主席说，没有路，骑着毛驴也得去；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
三线建设要快速建成、投产，拿出合格产品。
40. 戈壁作证
我国第一座大型核反应堆，历经六载。停工，饥饿，沙暴；奋战，坚守，
奉献。除了建造者的亲历，岁月的见证，还有沉默如金的戈壁作证。
41.“铁流”之歌
一支野战军式的建设队伍，用他们的双手和心血，把一张张核工业
设计蓝图化为宏伟的现实，建成了中国众多的“第一”：第一座研究性
重水反应堆、加速器；第一个铀浓缩气体扩散厂；第一个核武器研制
基地；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第四章 东方巨响
42.177 办公室的日日夜夜
177 办公室是我国首次核试验信息联络中心。它只存在一个月的时
间，但却记载着我国胜利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珍贵资料和惊心动魄
的故事。
43. 敢于从事危险作业
他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和那神圣的目标联系着，做了数百次原子弹爆
轰物理实验，这里的每一次炮声都是一个音符，终将汇聚成梦想中的惊
天巨响。
44. 十万分之一的力量
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周光召说，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
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
技术人员不下10 万人写出来的，而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45. 如果不回国，我不会幸福
程开甲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
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46. 引爆原子弹的“火种”
从不懂到懂，不断积累经验，掌握关键工艺，生产出比原定设计要
求更高的成品，王方定实现了“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延迟而拖了整个工
作后腿”的诺言。
47. 原三刀
来自上海的高级技工原公浦，凭借着娴熟的车工技术和高度负责的
精神，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奋战，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
件加工的最后工序。从此，原公浦就有了“原三刀”的美称。
48. 给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
原子弹能否试爆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了，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
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能否引爆成功。
49. 冲向核爆心
8 个月的大漠军营生活，陈明焌等一批人随防化兵完成了爆心周围
辐射污染区剂量衰减数据的预先计算和爆后的实验，并现场见证了首次
核爆过程。
50. 孔雀河畔的春雷文工团
高潮迭起的晚会，使连日来高度紧张、极度疲劳的基地建设者如春
风化雨，顿觉欢快、轻松。演员们虽吃了一些苦，但他们都为自己参与
了党的伟大事业而欢欣鼓舞
第五章 聚变之光
51. 炫目的“太阳”
美国用了7 年3 个月，苏联用了6 年3 个月，英国用了4 年7 个月，
法国用了8 年6 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 年8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从原
子弹到氢弹的跨越。
52. 中国的国产专家
面对大大小小的怪题、难题，于敏他们三天一个突破，五天一个过
关。这就是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
53.20 年的原子情
从1963 年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从事核事业，到1983 年底去世，曹
本熹将他生命的最后20 年献给了核工业。他留下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54. 在这里他“不是”国家主席的儿子
刘允斌是一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为了党的核
科技事业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共产党员；一位有着苦难童年、并且刚
正不阿、忍辱负重的高干子弟；一位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
献的科学家。
55. 刚刚完婚丈夫就“失踪”
作为妻子，她万万没想到刚刚完婚，丈夫就“失踪”了，连公公生
病、住院、病危、去世，他都不在身边。等他完成任务回到家，父亲病
逝已过“五七”了。
第六章 国之重器
56. 核潜艇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赫鲁晓夫的回绝并没有打消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决心，反而增强了我
国研制核潜艇的信念。1959 年10 月，毛泽东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
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
57. 激情澎湃的核动力人生
彭士禄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58. 为中国“潜龙”画心脏的人
赵仁恺和他率领的年轻的设计队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潜艇
核动力装置的蓝图，这是最新最美的强国防、壮军威的图画。
59. 一滴水能反射太阳的光辉
因为有一个团结协作、凝聚力强的领导班子，有一支素质高、作风好、能打硬仗、善打硬仗、吃苦耐劳的员工队伍，才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圆满完成各批次动力堆燃料元件的生产任务。
60. 为祖国设计核电“太阳”
从中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总设计师，到中国第一座核电站总
设计师，欧阳予见证了“国之光荣”的创业历程。
新中国“两弹一艇”研制大事记（1950—1971 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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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明决策
新中国伊始，面对西方国家的核威胁、核讹诈，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启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弹一艇”中国梦。
1951年6月，法国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捎口信给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
1954年秋，一块铀矿石被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
当刘杰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后，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会上，李四光讲了铀资源情况，周恩来总理让刘杰打开盖革计数器探测第一块铀矿石。当铀放射线通过检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领导都十分兴奋。接着，钱三强讲了原子能的概况和中国的现状与设想……最后，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此后，周恩来做为“两弹一艇”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研制到试验工作……事必躬亲，辛勤操劳。
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两弹”不应下马，应该攻关。
一位美国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你厉害，别人就不敢揍你。”而张爱萍将军说得更形象：“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棒。”
有了坚强的领导，梦想开始起航。
1.小居里先生给毛泽东捎口信
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小居里先生请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主席，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在我国著名放射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杨承宗先生的家里，有一幅珍藏了60多年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他与法国科学家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当年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门前的合影。这张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一个令杨承宗终生难忘的故事。
伊莱娜·约里奥·居里是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人称小居里夫人。她的夫君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先生，担任过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他们同老居里夫妇一样，也都是世界著名科学家，都获得过诺贝尔奖。
1947年，杨承宗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世界著名女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居里夫人进修放射化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6月15日，在实验室全体同人参加的庆贺杨承宗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酒会上，导师小居里夫人为杨承宗举杯：“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接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笔美元。为了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曾批给钱三强一笔外汇作为科学发展基金，钱三强托人辗转带给杨承宗一部分，让他在法国购买有关原子能科学研究的资料和器材。
对此，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在当时，美元比价很高，特别是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祖国竟然这样有远见，这样慷慨和信任。杨承宗接过厚厚的美钞，深深感到分量的沉重。他恨不得把回国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图书统统买回去。他用这笔钱加上他自己在法国五年中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购买了制造研究原子能设备的器材。通过小居里夫妇的帮助，他得到了10克非常珍贵的碳酸钡镭国际标准源，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在当时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
小居里夫人问杨承宗：“你要那么多标准源做什么？”
杨承宗回答：“我们中国大，地方多，各省一分开来，就没有多少了。”
夫人笑了笑说：“嗯，也对。”这10克碳酸钡镭是国际标准源，是由发现镭元素的老居里夫人玛丽·居里亲手制作的非常珍贵的国际标准源，是中国开展铀矿探测及电离辐射计量研究的唯一标准计量实物，是回国开展原子能科研工作的无价之宝。
然而，那时候的法国是不允许带放射性物品出境的。杨承宗便又买了一些胶卷与碳酸钡镭标准源一起小心谨慎地放在行李箱中，一起带了回来。1979年9月，杨承宗先生将碳酸钡镭标准源赠给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杨承宗还带回了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是一台世界领先水平的珍稀计数器，是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杨承宗是在小居里夫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特许，如愿以偿买到的。
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小居里先生是个胸襟开阔、性格豁达的人。他听说杨承宗要回国，便托其夫人转告杨：希望能在杨承宗归国之前详谈一次。
见面后，小居里先生问杨承宗：“你为什么要回国。”
“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
“好！”小居里先生十分赞赏学生的诚实、开朗和执著。
小居里先生习惯性地在空中挥动着左臂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呀、你呀、钱的夫人呀、汪呀。”
小居里先生所说的“钱”是指钱三强，钱的夫人当然就是何泽慧。“汪”指的是汪德昭。
小居里先生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表达了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以及对中国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期望。小居里先生相信自己的学生们，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这是莫大的信任。杨承宗激动不已，深感重任在肩。他反复默记着小居里先生的话，以便回国后，原原本本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但当时对于小居里先生为什么讲这番话，杨承宗理解得还不够深。后来他才知道，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紧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能取胜，就叫嚷要用原子弹，美国军方甚至把能投掷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调到了日本，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动用核武器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甚至还叫嚣要轰炸中国的东北。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小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此时，正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他，对此非常愤怒，因此，才要杨承宗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他的这段话。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杨承宗听着这谆谆嘱托，看着这位相处5年之久的既严厉又慈祥的师长，心潮起伏，兴奋不已。亲爱的老师、同学，我是多么敬重你们，愿意跟你们相处共事啊！5年来，大学城里的空气一直是那么和谐融洽，气氛友好。来自各国的学者、研究生，一个个都是胸襟坦荡，讨论问题、切磋学术、交流看法，都是热烈、诚实和友好。这种科学至上的氛围使人长进，没有精神上的防范、顾忌，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向科学的外层空间探索挺进。然而，现在要离开这些亲爱的伙伴，真有些说不出的惆怅和眷恋。
“祖国，您的儿子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出来是为了学会自己干，我现在要回去，就是为了要自己干啊！”
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购买的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经香港回到祖国。
回到北京不久，杨承宗便向钱三强报告了小居里先生请他转告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并谈了自己对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见解。钱三强听后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钱三强把小居里先生的话报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小居里先生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
杨承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这件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
后来人们知道，这个口信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重要作用。历史也证明，小居里先生的想法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直到30多年之后，杨承宗向他的挚友、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党委书记的李毅回忆新中国原子能发展史时才谈起了这件事。这段历史才向社会公开披露。
2.开业之石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5年1月15日，在我国广西富钟县花山区杉木冲采集到的第一块铀矿石，被带到了中南海，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时间上溯到1954年4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以及何长工和宋应等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并征求了当时在地质部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库索奇金的意见，决定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察工作。
普委二办成立以后，首先组织技术队伍。当时从苏联聘请了在卫国战争时曾任过团政委的铀矿地质专家菲·拉祖特金担任地质部顾问，请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的高之杕担任普委二办的技术负责人，1949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刘兴忠，以及刚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的杨士文和曾卓荣等也都先后被调入普委二办。
进入刚刚组建的普委二办的杨士文和曾卓荣等技术人员们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夜以继日地查阅各种地质资料，悉心搜集与铀矿有关的线索和信息，很快地熟悉了铀矿地质业务。
杨士文和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得知在1934年，中国的地质学家张定钊就用光谱分析法鉴定了中国的赣南钨、锡、铋和钼矿样品，并发现了铀的踪迹。4年后，另一位地质学家张更生在广西的冲积砂内找到了铀的生成物。1943年，两位科学家在广西钟山首次发现了真正的铀矿物。杨士文和曾卓荣从查阅的资料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份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份是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1954年7月，由高之杕带队，杨士文、曾卓荣和警卫翻译十来个人，和拉祖特金顾问一起到东北的辽宁海城去实地查看。当时，他们所带的仪器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中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
由于发现了铀矿，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尽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他们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就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杕陪同，由地质、物探、测量等方面2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对广西富钟县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不久，他们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矿残体和次生矿发育很好。在这里，他们采集了一块铀矿石，即如今完好地保存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里的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杕他们竖大拇指说，这个发现太难得了！高兴之下，拉祖特金当晚就带领大家上山进行荧光探测，还亲自参加编录、详测，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一再叮咛队员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很有希望找到铀矿的。
10月下旬，拉祖特金亲自把这块铀矿石标本带回北京，并秘密地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内。后来，拉祖特金请刘杰、库索奇金观看了铀矿石标本，并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看到广西铀资源调查的初步成果，刘杰也是异常兴奋，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又及时转报了毛泽东主席。
刘杰说：这块铀矿石拿到部里以后，确实让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啊！当时已经60多岁正患着牙痛病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也非常兴奋，他说，哎呀，这是铀矿！苏联专家库索奇金的眼睛都瞪大了，很高兴、也很神秘地说，要把矿石标本藏起来，带回苏联去研究。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块矿石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那里。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刘杰他们把铀矿石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亲自拿起来看了看，显得很兴奋。刘杰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找到的，仅仅是个次生的铀矿，还不能代表它是不是个矿床，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主席说，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啊？刘杰他们用带着的盖革计数器进行了探测，计数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终于发现铀矿了！毛主席紧接着讲，只要我们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送刘杰到门口，毛主席握住刘杰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
广西杉木冲那块铀矿石被找到之后短短两个多月间，两次被带进中南海，成为中央领导反复谈论、提供决策的开业之石。
3.一封给毛主席的特殊信函
作为“两弹一艇”的组织者，周恩来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研制到试验工作……事必躬亲，辛勤操劳。
1955年1月14日，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在主持召开一个小型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周恩来先请李四光汇报了铀矿的勘察情况，然后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状况。他详细地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这项事业的必备条件。
“毛主席要听取这方面情况的汇报，明天你们还到这儿来。”周恩来最后安排说，“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矿石，三强可以带简便的仪器作汇报表演。”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今日下午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位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周恩来 十四晚
明日下午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
周恩来总是这样细心地关心照顾科学家。在做出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夕，他连李四光牙痛、午睡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
中国核工业的创建和发展、“两弹一艇”的研制和试验凝结着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周恩来作为“两弹一艇”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研制到试验工作……事必躬亲，辛勤操劳。
正当第一颗原子弹科研攻关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刻，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恩来担起了“两弹一艇”研制攻关行政决策和组织指挥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诚如刘少奇所说，非他莫属。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11月17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作出决策。对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他在专委会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等要求。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成为核工业战线职工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仍然是核工业战线基本的指导方针。
4.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心系核工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军用核生产反应堆工程，并欣然题词：我们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按照毛主席的批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印发了毛主席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指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要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上报的核燃料、核武器、核心单位“五厂三矿”的选址方案。五厂是：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三矿是：湖南郴县铀矿、衡阳大浦铀矿、江西上饶铀矿。随后，以此为骨干的核工业30个项目全面开工。
同年8月，在北戴河陪同毛主席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宋任穷、刘杰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汇报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当着国内粮食、钢铁和机械的生产问题获得解决和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发展原子能尖端科学和工业，已经成为可能和必需的事情，今后应该加速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建设是有力的支持，使核工业职工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核工业出现了奔腾向前、快速发展的局面。
为了加速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强原子弹研制力量，1961年7月16日，邓小平同志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有关部门从技术和领导力量调配、专用设备制造能力配置、医疗卫生设施保障和物资运输等方面，支援核工业建设。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决定，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尽量满足核工业建设的需要，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五厂三矿”的建设速度。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宋任穷在回忆录中说，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为了适应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急需，特别是加速“五厂三矿”的建设，我们采取了“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100多名，改学原子能科学技术专业，又派副部长刘杰、钱三强与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商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原子能科技人才的培训中心，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选拔三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到物理研究室学习原子能专业。1956年，清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继续从全国重点院校选拔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到工程物理系学习原子能专业。依靠高教系统的支持和努力，很快培养出一大批原子能专业的科技人才。这批人才日后大部分都成为“五厂三矿”建设的科技骨干，有些还成为国家和部门的领导人。
由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准的我国第一座大型军用核生产反应堆工程，于1958年开始选址，1960年破土动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和广大建设者四年多的艰苦奋战，先后攻克了一系列工艺、材料、设备和工程技术等难关，至1966年，进入了收尾阶段。正在这紧要的时刻，1966年3月25日，心系核工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视察了军用核生产反应堆工程建设情况。
3月的天气，阳光明媚，春风吹拂。上午10点多，邓小平总书记和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北局、甘肃省委领导的陪同下，驱车来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反应堆建设工地。在办公楼门口一下车，邓小平同志就受到建设者的夹道欢迎。站在路两旁的工地建设者向前簇拥着，都想一睹小平同志的风采。现场保卫人员手拉手，非常费劲地维持着秩序。邓小平同志身着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步伐稳健。在走向工地的路上，他不断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激起了建设者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一边听取着陪同领导的工作汇报，一边到各工号察看着。在某工号临时搭建的平台上，邓小平同志无意间瞥见了工地上张贴的一条“吸烟等于放火”的安全警示标语，便很自觉地掐灭了手中刚吸了一半的香烟。这一细节，很快在建设工地上传为佳话。邓小平同志还在中央大厅观看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驻厂工作人员拍摄的反映工程建设的资料片，并不时地向陪同领导询问着工程建设情况，作出新的指示。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应工程领导所邀，欣然为反应堆工程题词：“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视察结束后，小平同志与厂的领导、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合影留念。
邓小平同志视察反应堆工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这特大的喜讯仍如春风般吹遍了核城，令广大建设者干劲倍增，大干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经过大战七、八、九三个月，1966年10月，反应堆开始物理启动，并首次达到临界，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物理启动中的预定工作量，取得了一次试车成功。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向建设者发来贺电。在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12月20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12月31日达到额定功率。至此，我国第一座军用核生产反应堆建成，为装备部队，形成核威慑力，扬我军威，壮我国威发挥了重要作用。
5.原子弹不能“下马”
聂荣臻自愿选择科技工作,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两弹”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
1956年11月，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聂荣臻元帅是自愿选择科技工作的。他曾经说过，用科学技术来改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就有的夙愿。
1961年夏天，中央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原子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
有些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他们主要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用他们的话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是力主原子弹继续上马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能力。同时，通过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感到‘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带动我国许多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6月20日，聂荣臻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几天以后，在给中央军委写报告时，他又嘱咐秘书刘长明：“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由我亲自管。这一条要补写到报告中。”7月19日，中央军委第97次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这一报告。
1962年9月1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聂荣臻多次对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说，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努力配合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
按照聂荣臻的意见，科研力量最为雄厚的中国科学院为配合“两弹”攻关，与国防科委商定，组成了两个协作组，其中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全国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围绕第一颗原子弹开展技术协作，称为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聂荣臻同意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规划，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解决问题的办法。10月10日上午，聂荣臻同国防工办主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等人一起，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九所副所长朱光亚汇报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设想，他指出：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更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力量。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这一工作。中央专委成立后，不定期召开会议，审核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确定有关原子弹的大政方针。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央专委一共开过9次会。组织落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两年规划”，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中央专委的成立，对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聂荣臻作为中央专委委员，积极主动地协助周总理具体组织落实工作，为原子弹的研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回忆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工作）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这个时候，聂总对这个事情也盯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常向聂总汇报……确定两年计划之后，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进行支持。采取各种措施，调军队来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就是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
当时中央专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柏罗回忆说，聂帅要求我们对工作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处事要有全局观念”，他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身体力行的，体现着这种科学态度。为了原子弹的攻关，聂帅把该做的，该想的，都做到、想到了。
聂帅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全国大协作，为保证原子弹按时炸响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付出了满腔的心血和热情。
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后，陈毅元帅到家中看望聂帅，陈老总一本正经地说：“聂总，你立了大功。”
“我立了啥子大功？”聂帅不解地问。
“原子弹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了，裤子也不用当了。”
聂帅使劲地摆摆手，认真地说：“没有中央、主席、总理、军委和你老兄的领导、支持，没有全国的大力协同，没有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我又能怎样啊！”
6.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
一位美国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你厉害，别人就不敢揍你。而张爱萍将军说得更形象，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棒。
1961年11月17日，一封“绝密件”送到毛泽东主席的案头。这是一份《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份文件的前面这样写着：
小平同志：
我于10月9日到11月2日同刘杰等同志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几个厂、矿、研究所了解了一些情况，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现送上一份，供参阅。
此致敬礼！
张爱萍
1961年11月1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在这页纸头上的批注是：“送主席、周、彭阅”。
在这条批示下，小平同志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文件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人们不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钢笔、铅笔画下的一道又一道红色的蓝色的标记上，足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是多么关切和重视。
“中国能不能搞出原子弹？什么时候才能炸响原子弹？当时已成为党内许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宋任穷在回忆中说。
张爱萍将军具体接触原子能事业始于1961年。此间，他一直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主管武器装备研制工作。
当时，苏联毁约停援，已经撤走全部专家，并停止一切技术设备供应。国家由于“大跃进”等“左”的思潮泛滥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我国原子弹研制是按既定目标继续往前推进，还是暂时下马，待经济情况好转后再搞？在中央高层领导的讨论中产生了不同意见。
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几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先放一放，待经济情况好转后再搞。军队几位老帅则主张克服困难继续上。聂荣臻元帅是力主继续上马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能力。
毛泽东对这场争论十分关心。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
聂荣臻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常规配套”、“尖端研制”都不能退，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贺龙和叶剑英也都表示要继续搞下去。当时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表示，先不要确定“下”还是“上”，应先去调查了解一下，把原子能工业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也不迟。毛泽东主席也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陈毅和聂荣臻就把调查研究的重任，交给了时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同志。
1961年10月9日，一架飞机带着中央的重托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
那是一架伊尔14飞机，坐20来个人。这一次调查跑了内蒙古、湖南、甘肃、青海等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张爱萍副总长总是走在前面，到工地、到技术人员中间。
张爱萍深知在这个需要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的历史关头，自己的调查研究必须审慎而又细致。出发前，他首先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向核科学家朱光亚讨教，了解了原子弹的基本知识和研制进展情况。随后邀上大学时学物理、不久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与他同行。他们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对核工业系统的铀矿山、水冶厂，铀浓缩厂和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细致的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他们一路边走边讨论。回北京后张爱萍先向聂荣臻做了汇报，然后于1961年11月14日，经与刘杰共同商量，以他和刘西尧的名义，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配合原子能工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今年进一步组织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具体协作后，也有很大进展……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来看，明年是最关键的一年。若是组织得好，抓得紧，有关措施能及时跟上……1964年制成原子弹和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在这次调查中，张爱萍将军常给大家鼓励的一句话至今仍在广为流传：“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
这份报告观点明确、论据充足、逻辑缜密，有情况、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不但对当时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进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而且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无疑为后来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坚定了上下各方面的决心和信心。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这份调查报告；没有后来提出的实现首次核试验“两年规划”；没有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
“中央专委”的组织协调；没有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错过了当时的历史机遇，按照后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遏制和阻挠，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影响，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和核工业建设，不知会拖延到什么时候。
7.绝密会议开辟秘密历程
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1955年1月15日，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但有亲身经历这次会议前后过程的刘杰和钱三强两同志共同的见证。
这是中央专门讨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周总理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精心准备。会议前一天的下午，总理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谈话，向李和钱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情况和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谈话时间较长，涉及内容很多。薄一波、刘杰参加了这次谈话。刘杰还准备了一些相关的文件资料，请总理审阅。谈话结束时，总理告诉刘杰和钱三强，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问题，要他们进一步作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
薄一波、刘杰、钱三强离开西花厅后，总理当立即亲笔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并附上有关文件。他建议第二天即1月15日下午3时后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参加。并提出了拟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书记处成员外，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等同志参加。那个时候，按照毛主席的工作习惯，中央书记处经常安排在晚间开会，考虑到李四光年事已高，下午3时前要午睡，晚间身体可能支持不了，所以特意定在下午3时后。总理为此还对时间安排特地作了说明。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按时召开，毛主席亲自主持。在与会人员到齐后，毛主席开宗明义地对两位科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随即讲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接着，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了在广西地区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向在场的领导展示了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当听到用于测试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量该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领导都感到十分欣喜和兴奋。在一阵惊叹和欢欣之后，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他特别谈到，在原子能科学技术方面，目前我们虽然还很落后，但是有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强有力的领导，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有决心和信心赶上去。
之后，毛主席请与会代表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最后，毛主席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主席看了看大家，问：“你们看怎么样?”然后他又满怀信心地强调说：“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毛主席请大家到餐厅吃晚饭。上的是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荤素兼有；主食是大米饭加小米粥。毛主席平时不喝酒，那天格外高兴，准备了红葡萄酒。他特意站起来向大家举杯大声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席间，他询问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没有，还同钱三强谈起了他父亲钱玄同的《新学伪经考》序文，称赞钱玄同敢于批评老师章太炎。
一个开创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我国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最大的魄力，毅然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是很不容易的。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极其英明、正确。诚如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所特别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8.从皇城根、中关村到大石河畔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沧桑巨变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当代科学精英科技报国的生动写照。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创建于1950年，由初期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从皇城根聚英才到中关村创业再到大石河映辉，原子能院一步一个脚印，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子能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科研机构之一。1950年5月19日，由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为吴有训，副所长钱三强。1950年12月26日，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钱三强四处奔波，延揽人才，为所里汇聚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被世人称为“满门忠烈”。
建院初期，近代物理研究所所址在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在百废待兴的年代，近代物理所成为了分散在国内外我国核科学家的聚集中心，核事业如磁石般吸引着科技工作者，在此开创了从零开始的核科学研究工作。这期间，主要的工作是选定研究方向，聚集力量，创造条件，培养人才，让核科学技术在中国扎根，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确定研究所组建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需迁进北京，在京各研究所也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室，摆在当时科学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选择一个能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8月24日，科学院决定由钱三强先行了解情况。几经勘察和比较，才确定以北京近郊中关村一带为新的院址。
1951年1月20日，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中国科学院汇报1951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和地球物理所两座科研大楼。预算已定，急需落实建楼场地。经政务院批准划地，科学院决定首先在中关村保福寺北侧修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1951年11月初正式动工，于1953年底竣工。钱三强所长率领全所于1954年初从东皇城根迁址到中关村，成为中关村科学城中第一家研究机构。当时由于院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故该楼被称为“中关村物理楼”。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该楼亦随之而称“原子能楼”。
事业初建，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其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代原子能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从零开始，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建立各种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技术。在核物理、宇宙线、谱仪、加速器和核电子学、放射化学、理论核物理等方面皆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科学院当初之所以选址中关村，就是因为它靠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交通条件和电力条件，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而更重要的是，科学院的发展需要借助大学的高级科研人才，大学培养人才也急需研究所的支持，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学术上的合作交流。
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责成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帮助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帮助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学生从全国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科学城中第一座科学建筑物，作为科学城展翅冲霄的起飞点，在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史上发挥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原子能楼既是中关村科学城发端的标志，也是新中国核科学事业的摇篮。
1955年10月，经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大石河畔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各部委、省市的大力支持。从选址到土建、安装，从大量调集科技骨干到各类物资的供应、运输等，只要新基地需要，各方都给予支持和配合。建设工地上，从上到下，从施工、安装到使用各方面，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程建设紧张、热烈、有序地进行。当基地建设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时，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和彭真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广大建设者为早日建成新基地，不怕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战，表现出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从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座新的原子能科研基地在大石河畔的荒滩田野上奇迹般地屹立起来了。
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院坨里基地建成并正式运转。7月1日，经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27日在工程现场举行了“一堆一器”隆重的移交典礼。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1958年10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先后参观研究性重水反应堆模型展览。毛主席指出，你们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原子能所人以身许国，无私奉献，奋发图强，努力拼搏，顶压力抗灾荒，猛攻科技难关，科研设施建设呈现出勃勃生机，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两弹一艇”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章 开拓奠基
为了圆我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在国外学有成就、甚至有相当知名度的科学家和青年学者，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核科研事业。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在回答挽留他的英国同仁时所说的话。
继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于解放前夕回到祖国的怀抱；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仅仅9天，便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谢绝恩师和同学好友的挽留，回到祖国的怀抱。两个月后，他就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了科研工作。
同年，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拒绝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辗转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一封激情澎湃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公开信》，召唤华夏游子回国圆梦。
为了核事业的全面启动和快速发展，宋任穷上将毛遂自荐搞核工业。
195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第二机械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点方案。“五厂三矿”即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及湖南郴县铀矿、衡阳大浦铀矿、江西上饶铀矿。
1958年，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建成，标志着我国开始跨进原子能时代。
一场举全国之力建设“两弹一艇”的伟业迅速拉开了序幕。淳朴、善良、率真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人永远怀念着他们曾洒下热血与汗水的金银滩草原，永远忘不了青海湖里美味的湟鱼。
戈壁滩上，经受沧桑的建设者们，以“坚韧、自信、奉献”的骆驼草精神，默默地把自己的一切一点一点地献给了核工业，他们奉献了青春年华，奉献了子孙后代，却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9.毛遂自荐搞核工业
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搞核工业，行伍出身的宋任穷上将向周总理毛遂自荐，就把我调出来吧，我对穿那一身上将制服不习惯。
1956年4月，在一次会后，周恩来见到宋任穷，对他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核工业。宋任穷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主管部队干部的任免、调动、考核等事宜。经过慎重的考虑，宋任穷决定自己承担这个任务。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投身于祖国的经济建设，亲手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又与军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
宋任穷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战士，几十年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他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先后任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委；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到陕北后任28军政委、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平原分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华野副政委。1949年后，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局副书记。1955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同年国庆前夕，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两天后，宋任穷再次见到周总理，毛遂自荐地说：“就把我调出来吧。我对穿那一身上将制服不习惯。”
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你能来，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能出来吗？你那一摊子谁来接？”宋任穷说：“部里还有人。”周恩来说：“那好，但要请示主席。”不久，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1956年11月，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提交人大常委会议正式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任命宋任穷为部长。能够肩负如此重担，宋任穷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1958年的一天，宋任穷到北京2102厂调研。保卫干事贾振波冲进集训队学习小组的房门便喊：“宋部长来啦！”话音刚落，宋任穷部长面带笑容进屋了。他说：“同志们好！”集训队全组同志不约而同地站立欢迎。宋部长摆手说：“快！快！都坐下。”小组长吴传发连忙叫小陈给宋部长搬把椅子。部长一把拽住小陈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不用了。”随即坐在了床边。
宋部长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集训队人员一一站起来回答。宋部长有力地按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坐下，然后又再一一询问。宋部长的务实作风给基层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他们将青春献给核工业建设的精神动力。
1959年，宋任穷来到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调研。那时，基地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即将全面铺开。建设者们到基地后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干菜，饮用水是从50公里外运来的。洗脸后的水泡衣服，洗完衣服的水再和煤打坯，人们从不浪费一滴水。戈壁滩的环境极其恶劣，气候变幻莫测。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戈壁滩上有三宝，石子、黄羊、骆驼草。风卷沙，石子跑，大衣蒙上头，走路像摔倒。”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军用列车仍不断开进基地，一批接一批建设大军进驻基地……参战者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专家、教授、技工，各行各业的建设大军汇集在一起，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建成一个强大的国防核基地。
戈壁滩的八月，秋意已浓。一场狂风整整刮了三天，厂区就餐的大灶食堂电源被风刮断，食堂断炊。在这种情况下，宋任穷部长亲临基地调研，并召开了万人大会。宋部长发表讲话，他讲了基地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关系，讲目前国防基地建设中面临的重重困难；讲毛主席、党中央如何关心国防建设。最后，他号召大家，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在宋部长讲话的同时，纸条纷纷向主席台传去。宋部长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给大家念念这个条子，条子上写的是‘你说的都是老一套，你别卖狗皮膏药了’，这个条子上没写姓名，如果有名字，我一定请他上台来讲一讲。但我可以告诉他，在某种意义上他说得不错。跟着共产党干了几十年的革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是靠的这一套，靠卖这膏药换来了今天！”这时，现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
聆听宋任穷部长一席话，与会者无不为之振奋和感动。在散会的路上，人们议论、赞扬着……
宋部长的讲话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影响很大。建设者与战友们一直将他的讲话铭记在心，时时激励自己奋进向上。
10.这是关系命运的大事
当铀矿石摆在毛泽东主席的桌子上时，毛主席笑着对刘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1954年4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以及何长工和宋应等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并征求了当时在地质部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库索奇金的意见，决定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铀矿地质勘察工作。
办公室成立以后，组织技术队伍经过八个月的艰辛探测，10月在广西富钟地区采集到了我国第一块铀矿石。当刘杰将这一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以后，周总理立即转报了毛主席。刘杰带着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作出了“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的判断，并且坚定地表示：“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毛主席还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关系命运的，要好好干哟！”
那一刻，主席的这句话，在刘杰心里重如泰山。从那时起，刘杰抱定“责任比天大”的信念，踏实而坚定地工作，带领着核工业人开创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等一系列的辉煌。
为早日实现首次核试验，刘杰亲自主持，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机关与下属各有关厂矿院所共同研究、反复平衡制定了“两年规划”，并向中央专委呈报了《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
然而就在这时，计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而写信上告，对两年规划提出质疑。由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对第二机械工业部“两年规划”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肯定两年规划的提出是有根据的，当然也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但还没有出现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1963年3月19日和21日，在中央专委第四、第五两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能搞出来。”毛主席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刘少奇同志也说：“经过努力，即使推迟一些时间搞出来也是好的。”总之，我们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总理的讲话，肯定了“两年规划”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使刘杰放下了思想负担，全力以赴狠抓“两年规划”的实施。
当时刘杰经常念叨的“地质矿山、二、四、六、五、八、九”这几个数字，实际就是要制成原子弹的八大环节。1963年下半年，核燃料的前端，即地质矿山和二、四、六已经基本不成问题，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拿到浓缩铀和核部件，以及爆轰试验如何得到足够的中子。1963年8月至1964年3月，半年内刘杰连续两次深入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与基层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科研生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决策。
1964年3月，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成功了，核装置引爆系统和结构部件设计已经完成，各项环境条件模拟试验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一切都在为原子弹出厂进行国家试验做准备。
1964年9月，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中央专委会议上，有关试验时机的选择问题，提出了早试与晚试的两个方案，报请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毛主席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应当早响。周总理于9月23日召开中央专委小会全面部署了首次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其中，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决定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一个临时工作机构，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
这个临时工作机构被命名为177办公室，由刘杰同志直接领导。9月25日办公室成立，制定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和纪律，当天便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刘杰夜以继日、关注前后方联络的一切信息，包括原子弹出厂起运、试验现场安装、吊到塔上插雷管、现场天气预报、往返请示确定起爆时间、爆后放射性微尘监测等等。在这关键时刻，刘杰始终保持了沉着、镇静和淡定的心态。
10月14日，首次核试验的前两天，张爱萍、刘西尧发来电报，表示前方科技专家在研究试验万一不成的问题时，提出可能发生只是化学爆炸和由于铀-238自发裂变出中子而提早核爆的两种不正常爆炸情况。
周总理在午夜召见刘杰，听取他的意见。刘杰认为，仅仅发生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聚焦爆轰试验都没有出过问题，表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出中子发生早爆问题，还需请专家再研究。
15日上午，刘杰找了当时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主持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周又找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数学家秦元勋参加研究。他们经过精密计算，于当晚写出报告，认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总理看到三位科学家的报告后，沉默一会儿又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刘杰深知总理此时的心情，沉着、镇静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总理感到满意，但仍郑重地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试验现场来电话报告，张汉周主任可能由于紧张，话筒没有抓好，掉在桌上，刘杰上前一步，抓起话筒就与张爱萍对话，并对爆炸成功表示祝贺。
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当夜3时，刘杰从中南海回到177办公室，遵照总理指示，对搜集研究放射性微尘沉降与对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的问题作了安排后，回家走到机关大楼门口时，见到警卫战士向他敬礼，他停下脚步淡定地告诉警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1.一面飘扬在原子能科技战线的旗帜
钱三强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
1936年，23岁的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他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的研究生，师从小居里夫妇。1939年，钱三强与导师合作，参加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产生镧同位素β射线能谱的研究工作。
1940年，钱三强在小居里夫妇指导下，完成了粒子同质子碰撞的研究工作，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钱三强、何泽慧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基本粒子会议，两位年轻的博士关于乳胶记录中子打击铀核的报告引起学界关注。钱三强回到巴黎，在小居里夫妇支持下，带领两位法国研究生和何泽慧一起，进行夜以继日的研究工作，终于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发现：在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发生裂变时，每三百次出现一次这种新奇现象。
1946年12月9日，经小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公布了三分裂变的研究结果。1947年2月，钱三强、何泽慧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第一次对三分裂和四分裂作出明确结论。这一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耀的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核分裂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物理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为了表彰钱三强的科研成就，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曾向他颁发了亨利·德巴微奖金。1947年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继1944年任命他为研究员后，又晋升他为研究导师。钱三强的勤奋、才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赢得了小居里夫妇的好评与同伴们的钦佩。
第二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同志，向他们表示了要回祖国的心愿。同时，钱三强又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两位导师。
听了学生想回国组建研究机构和参加教学的回答，小居里夫妇对钱三强很满意：“很好!我要是你的话，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回国前夕，钱三强的两位导师——小居里夫妇签署了一份评语。他们写道：“……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领导者应有的各种品德。”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何泽慧抱着刚满半岁的女儿祖玄，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报效祖国的热忱，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殷殷嘱托和难忘的记忆，返回lO年来魂牵梦萦的祖国。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贫穷落后，无法给钱三强和何泽慧提供搞科研的好条件，但是，却给了他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很快，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1950年，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从零起步，钱三强任研究所的副所长，何泽慧任研究员。
“什么仪器也没有，必须得到街上旧货摊上去买东西，连一个钳子都要现买。”对于那段时间的回忆，何泽慧并不觉得艰苦：“倒是挺有兴趣的，自己来解决问题。反正是难不倒我。”
当时研究所只有四五个人，什么设备也没有，钱三强和何泽慧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的旧货摊、废品收购站到处串，寻找可用的材料，何泽慧绘图，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就制造出两台简易机床，用它们又制作出各种急需设备。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发展到150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
1949年1月13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几天以后，钱三强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通知：党组织决定让他参加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为钱三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钱三强说：“我们这一代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多少年来，一腔热情渴望着为祖国的强盛而施展抱负。然而，只是到了新中国诞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和信任，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个月后，钱三强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是吴有训教授。不久，吴有训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近代物理所所长职务由钱三强接任。
一天，宋任穷部长对钱三强说：“三强同志，你过去主要抓原子能所的工作，现在你要有一半时间坐在部里，在部里二楼原来苏联总顾问的办公室里，主要做出主意和选调技术人员提名方面的工作。”接着他意味深长地说：“你把名点出来，配备了人员，我到东北去也就放心了。”
从此，钱三强搬到了苏联专家总顾问的办公室。以前，他每周５天在原子能研究所，１天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现在，这个时间安排倒了过来，每周５天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上班，１天回原子能研究所处理工作。这是钱三强最繁忙、心情也最舒畅的日子。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身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承担着各相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他说：“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受到莫大创伤。但是，历史的进步客观存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
在钱三强的推荐下，邓稼先最先投身于原子弹研制事业；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后，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到核武器研究所，协助李觉所长负责科技组织协调工作。
1949年冬的一天，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的内容是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发信人署名：钱三强。1950年4月，两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给王淦昌写信的同时，钱三强来到清华园彭桓武教授的住地，动员他到近代物理所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与此同时，在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学习的何祚庥、周光召、吕敏，也在钱三强的协调和帮助下顺利回国，投身国家的核工业事业中去……
在钱三强的组织领导下，一大批科学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他们中有实验核物理学家、宇宙线和加速器专家赵忠尧、肖健、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梅镇岳、张文裕、汪德昭、谢家麟、李整武、郑林生、丁渝、张家骅；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胡宁、朱洪元、金星南、王承书；放射化学与理论化学家杨承宗、郭挺章、肖伦、冯锡璋；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这批科学家和已在所内的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等，均是我国核科学各个领域的带头人。研究所还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调入了一批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科技人员，他们是金建中、李寿楠、忻贤杰、黄祖洽、陆祖荫、于敏、叶铭汉、徐建铭、何祚庥、胡仁宇、唐孝威等。
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从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100多人。在聚集人才的基础上，钱三强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抓人才培养，协助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先后办起了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系和放射化学系，支持清华大学创办了工程物理系，为我国核科学和核工业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批后备军队伍。
1962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钱三强介绍了有关科技攻关情况后，激动地宣布：“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国将在预定的时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在钱三强的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只用了5年时间，原子能研究所就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造就了一批人才，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十七年的悄无声息和无影无踪，是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忠诚的科学家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的诺言。
1961年4月的一天，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正在北京西南郊的原子能研究所着手准备建造加速器，突然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有要事相商。”
他有些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刘杰是二机部的领导，这么急着约我见面，会是什么事情呢？”王淦昌边想着，边从北京西南郊赶往城区的三里河。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内，刘杰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位享誉海内外的物理学家。
事实上，一年多以前，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４万张底片中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这个发现对证实反粒子存在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填补了微观体系中的一个空白。多年后，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杜布纳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及其小组对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知道。”这项科研成果使王淦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寒暄过后，刘杰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平静的语气中透出几分严肃：“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
其实刘杰也不舍得让眼前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去造原子弹，然而，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妄想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想到这，部长的表情严峻起来，他走到王淦昌面前，气愤地告诉这位刚从苏联回来的科学家说：“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
王淦昌静静地听着，期待着部长的进一步指示。
这时，刘杰亲切地靠近他，加重语气说：“我们一定要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王淦昌迎着部长刘杰的目光，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如此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科学家诚挚的报国心。王淦昌也正是身体力行地用心血和生命验证了这句话的意义。
刘杰和王淦昌商量说：“你现在在国际上名声很大，而这项新的工作，因涉及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你要有心理准备。”王淦昌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从此以后，王淦昌的名字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位名叫“王京”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他年过半百、默默无闻，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劳累的工作，总是精神抖擞、热情洋溢。
王淦昌负责的是核部件的试验。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王淦昌多次亲临爆轰试验现场指挥，一年之内竟在野外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元件的爆轰试验。王淦昌和其他科技专家们一起，冒着弥漫的风沙做爆轰物理试验，他们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王淦昌亲自带领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天天与炸药雷管打交道。风沙弥漫，常常是没做完试验，人就和风沙、汗水黏在一起，变成了土人或者泥人。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等方面，王淦昌指导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不仅试验条件简陋，物质生活也很艰苦，过分的辛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
一年以后，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带领一大批无名英雄来到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常年缺氧，呼吸困难，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王淦昌仍和年轻人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起爆的结果令人鼓舞，得到了理想的爆轰波，点火装置一次点火成功。
1964年9月，王淦昌来到戈壁沙漠，不分昼夜地进行试爆前的准备工作，在原子弹被吊上102米高的铁塔以后，他又坐着吊车上到摇摇晃晃的铁塔上，亲自对装置逐项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收。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欢呼雀跃，作为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慎重起见，问坐在身边的王淦昌：“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核爆炸，现在已经看到了逐渐形成的蘑菇云。”张爱萍这才向周总理作了核爆炸成功肯定的报告。
王淦昌和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一起，在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从事秘密工作，连家人也不能告诉。回不了家，只能以家书表达对家人的惦记。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回忆说：“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常不回家，只看到信箱里爸爸寄来的信，我问妈妈，爸爸哪去了？问烦了，妈妈就说我：‘你爸爸就住在那个信箱里。’因此，我常常跑到信箱那儿偷偷地看，不知道爸爸怎么住在那么小的绿色箱子里……”
在原子弹、氢弹试爆之后，王淦昌又在技术上成功地领导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有一次，核试验基地的山洞出问题了，王淦昌匆匆赶到现场，侧耳听到探测器发出“啪啪”的响声，忙问：“怎么回事？”无人回答。王淦昌戴上防护口罩，进洞内认真检查，终于发现了氡气。这时已近中午，因为氡气对人体是有害的，王淦昌督促战士们到洞外吃饭，还叮嘱技术人员：“防护口罩，要一次一换。”但王淦昌一忙起来，就不顾自己了。别人劝他少待在洞里，他却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你们年轻人要注意。”在场的人被感动得流下泪来。王淦昌经常对大家说：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永远不应该逃避责任和危险境遇。为了祖国核科技的研发，要用全部心血甚至生命来争取时间抢速度，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的王淦昌，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以身许国”的誓言，他的故事，却在漫长的17年间无人知晓。
13.回国不需要理由
彭桓武说，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刚开始没有谁懂得原子弹、氢弹，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物理学界的“江湖”中，彭桓武成名极早。他天资聪颖，15岁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不到20岁又进入清华研究院深造，曾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被称为“清华四杰”。
1938年，彭桓武又远赴海外，在人杰地灵的爱丁堡，成为当代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与“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科学界的精英师出同门。在波恩门下，彭先生广泛研究了晶格动力学、分子运动论，涉足场论、固体物理等多个领域，先是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与海特勒、汉密特在都柏林高级研究院对宇宙线现象作了较系统的解释，创造了以三人姓名首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随后，彭桓武又回到爱丁堡大学，独立开展研究，于1945年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他以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与波恩共获爱尔兰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并应邀出席了在剑桥大学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科学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
才华横溢的彭桓武在海外同人眼中因其自然洒脱而广受欢迎。海特勒后来在回忆都柏林高级研究院生活时说：“同事中最受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彭桓武也曾用“浪漫鲲鹏庄子梦，芬芳兰蕙屈原风”的诗句浪漫地描绘出内心对自然洒脱的向往。
然而，在报效祖国之时，彭恒武却是拳拳赤子，豪情尽显。在海外，他心中一直渴望着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便和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当时，回国的船票很紧张，凑巧彭桓武一个同学正在英军服务，于是他走英国海军的“后门”，于1947年底搭英国海军军舰踏上回国路。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时，彭桓武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彭桓武认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成归国嘛!”平静的语言显出豪迈的情怀，淡然与豪情在彭桓武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1949年，彭桓武来到已经解放的北京，在叶企荪教授家里，他和钱三强重逢了。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告诉彭桓武：“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一个近代物理所。”
“这回，咱们可以干起来了！”彭桓武跃跃欲试。
彭桓武和钱三强商定，先从教育开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1960年的夏天，苏联突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致使我国的核武器研究陷入停滞。紧要关头，彭桓武毅然放弃已经熟悉的领域，走进核武器这个神秘的领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核武器的理论攻关中。回顾当年的心情，彭桓武坦然地说“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就来了。”自然与豪情在他身上的统一悄然再现。
在核研究领域，彭桓武先生的传说颇多，他的道德文章堪称一流，数学计算从来不需要助手。他是诗社的活跃分子，同行尊称其为“彭公”，被誉为“影响了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的宗师”。
当初，彭桓武和王淦昌、郭永怀三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临危受命，三天内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紧急报到后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接见了他们。总理问：“彭桓武，你过去见过原子弹吗?”
“谁见过那玩意儿呀!”彭桓武用地道的东北话老实地答道。
“你以前懂不懂原子弹?”
“谁懂那玩意儿呀!”
“彭桓武呀，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呀!”
总理提醒彭桓武，也许是因为看到他的回答比较随意，其实在这随意的后面彭桓武早已作出扎实的准备和辛苦的付出。朱光亚曾说过：“彭桓武没调来之前就开始出主意了，那时，我们经常到原子能所去找他请教……”
许多年后，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在西北大漠震撼世界的时候，功勋卓著的彭桓武仍对总理的话记忆犹新：“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句话：‘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呀!’”
在核武器研究中，彭桓武负责的每项工作几乎都是开创性的。由于国外严格保密，核武器研究中许多重要的物理现象、规律以及计算方法都要依靠我们自己研究掌握。其细琐和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
彭桓武建议核武器理论的攻关者们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召开专题研讨会。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和初出校门的后辈聚在一起，对难题“会诊”，各抒己见。他的淡然风格营造出积极的学术氛围，这里没有年龄与资历的差别，只有对科学真理的平等探讨。会议室的黑板上，是大伙儿疾思走笔的场所，一个个公式写上去又被擦掉，一个个计算结果得出后又被否定，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洒脱自然的彭桓武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始终平等待人，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懂就问。他一直认为，研制原子弹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他特别器重和喜爱年轻人，深知他们为计算每一个参数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当发现年轻人在某些方面考虑不周时，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在黑板前，写出一大串计算公式，启发年轻人的思路。他热情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并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他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科学地划分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虽然国家把仅有的科学院自制的电子计算机尽量保证让他们使用，但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仍是“常规武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难题被一个又一个地解开了。“穷人有穷人的办法，想了些窍门”，“整个过程中，数学计算没拖实验的后腿。”看似简单的话语，又寓多少豪情于其中啊!
1963年3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宣告诞生。
彭桓武主持的核武器理论设计也在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所长给彭桓武送去这枚奖章时，他却执意推辞：
“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
“不，彭公，这是国家的规定，请您一定要收下。”
略为思索之后，彭桓武接过了奖章：“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但是他接着说，“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了，我就有权来处理它，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说着，彭桓武提起笔来，顺手撕下一张日历，写下这么两句话：“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有人曾问起这件事，彭桓武说道：“我不是谦虚，是事实，我们的核武器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刚开始，没有谁懂得原子弹、氢弹，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我们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4.与警卫员抱着公文包殉职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郭永怀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郭永怀是和王淦昌、彭桓武一起来到核武器研究所的。提起这位科学家，人们都称他有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坐飞机赶回北京，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与试验基地的永别。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偏离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凶猛的火焰冲天窜起……
郭永怀的遗体被发现时，他身上的衣服已被烧焦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核武器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恙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人们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钱学森十分沉痛地说：“一个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世界知名的力学家离开了我们，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战友们并没有辜负郭永怀的遗志，郭老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郭永怀烈士的妻子李佩教授回忆说，在国外的16年，郭永怀每天都在思念祖国，他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郭永怀活着，他一定会为今天祖国的强大高兴的。”
早在1940年1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到上海集合，乘船去加拿大留学。刚上船就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在日本横滨停船三日登岸“观光”，并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面对这种羞辱，郭永怀和同学们无比愤慨，郭永怀说：“我宁愿不出国，也不能丢掉中国人的骨气！”同学们一致决定，一不登岸观光，二不接受敌国的签证。尽管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英国董事威胁要取消他们的留学资格，22名同学仍义无反顾地集体携带行李下船，毅然返回了昆明。
同年8月，他们第三次在上海集合，乘坐苏联皇后号邮轮再度出发。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加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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