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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系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高度概括各个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全面梳理历次整风与党内教育活动的主要经验的著作。可以说，本书填补了该领域研究和出版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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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党的十八大提出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对以往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成功经验的坚持和拓展，也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又一项创举。
本书高度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充实、深化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全面梳理了党的历史上历次整风与党内教育活动的情况，系统整理了党的历届领导人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
具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第二部分回顾介绍党内历次走群众路线、开展党内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有关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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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武国友，博士、研究员。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201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2012年7月，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研究成果主要有：在《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党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撰写、主编和合著的著作有十余部，主要有《中国改革开放史》、《毛泽东思想新论》、《红军长征全史（第三卷）》、《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共和国年轮：1992》、《导航中国》等。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所发表的成果曾多次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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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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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群众路线理论篇
一、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形成
二、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发扬
三、群众路线的发展与创新
第二篇 群众路线实践篇
一、密切军民关系
二、把人民放在心上
三、反对官僚主义
四、与群众同甘共苦
五、不搞特权
六、走近人民群众
七、善于做群众工作
第三篇 群众路线教育篇
一、延安整风运动
二、1947年整党运动
三、1950年整风运动
四、1951年整党运动
五、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
六、1983年全面整党
七、“三讲”教育活动
八、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九、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
十、党内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
第四篇 群众路线思想篇
一、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二、群众观点与群众立场
三、贯彻群众路线
四、群众工作主要任务
五、群众工作本领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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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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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形成
作为一个信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凝聚他们的力量，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发动、团结、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出丰硕果实。
（一） 从党建立前后到大革命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萌芽阶段
在传播十月革命思想的过程中，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就开始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理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指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拒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会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资本主义咧，凡以障阻这样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在这里，李大钊第一次提出了有关群众的观点，意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1917年，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此，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传播十月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除了提出明确的群众观点外，还有一批人自觉地与人民群众联系，到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撰写各地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进步期刊上发表，并喊出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是世界的主人”等口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成立之日起，党就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明确地写入党纲中，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及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成长，党的“二大”进一步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 ……我们的活动必须要不离开群众的。”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四大”指出：“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这里实际上指明了中国劳苦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之后，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案向全党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命运，关键要看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思想。
党成立后到大革命前，积极将有关群众路线的观点和重要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大批党员到工人、农村中去调研，并在实践中学会了发动群众。党的一大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为此目的，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成立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派毛泽东具体指导安源工人运动。毛泽东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和参观矿山的名义，从长沙来到安源，进行实地考察。他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和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以“垒石成山”的生动比喻，鼓励工人建立自己的团体，团结奋斗。在安源调查研究后，毛泽东敏锐地体察到，这里的工人群众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工人运动能很快地开展起来。 1921年12月初，安源工人联名致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工人运动。接到安源工人的邀请后，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再次从长沙前往安源。在毛泽东、李立三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这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中共支部，同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1922年9月14日，在刘少奇、李立三的主持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配合下，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除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外，这一时期，党还领导了许多工人运动，掀起了持续13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5年，再次掀起了五卅运动的浪潮。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有关总结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经验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号召一切革命者都应站在他们的前面去领导他们，同时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对待群众，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实际上已提出了关于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
（二） 土地革命时期，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群众路线基本形成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标志着中国革命中心逐步由城市向乡村转移之后，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不断加深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必要性的认识，积累了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为群众路线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
1927年9月，按照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 起义受挫后，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转移至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上井冈山，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做群众工作”，并于1927年底提出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党和红军自觉地把“做群众工作”贯穿于实际工作中，使得根据地逐渐扩大并得以巩固。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制定了十大政纲，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争取工农兵群众，党的策略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而不是组织起义，把争取工农兵群众提高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高度。 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浙江地区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提到，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在这里，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但此时的“群众路线”一词含义还不太明确。
土地革命时期，是国共两党及其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时期。国民党为了隔绝农民群众与共产党和红军的联系，除利用武力威胁、宗族控制、物质利诱外，还竭力强化反动宣传，诬蔑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骂共产党、红军是“赤匪”，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因担心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不敢接近共产党和红军。这导致了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遇到沿途农民纷纷躲避的情况。同时，在向井冈山进军的过程中，队伍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当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正当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在茶陵县筹款的过程中，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1928年1月，部队到遂川发动群众和筹款，当时，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与群众广泛接触，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良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为破除国民党的谣言，严明部队纪律，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给部队规定了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大注意事项。 1928年3月，部队南下湘南到根据地外活动，纪律显得更为重要。 4月初，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合在一起，并作了简单的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三条纪律为：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为：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六大注意”。可以说，“三大纪律、六大注意”是党和红军在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有力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农民群众因此对毛泽东的队伍表现出了极大的友情。红军战士赖春风回忆说：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快到古城时，沿途“老表们纷纷腾出房子，准备粮食蔬菜，为迎接自己的队伍而忙碌着”。这一时期，由于党和红军十分注意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地区获得了人民群众初步的却是真诚的拥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之火。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得到了当地工农武装的大力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党员不知道依靠群众，有的工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做，或者只依靠少数人去做。针对这种情况，在1929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这就明确了在实践工作中，要树立群众的观念。 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比较明确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指出：筹款工作“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军需用品可“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从1927年到1930年，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及相关的文件中，多次提到了“群众路线”，但还没有对群众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概括和总结。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党和红军在实际工作中牢固树立群众的观点，依靠群众，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达到10万多人，并开辟了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要给农民实惠。农民是以农业为本的民众，农业以土地为本，要给农民实惠，主要的就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因此，毛泽东十分关心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一年多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到达兴国。随后，他立即进行社会调查，并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国土地法》。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身了，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党和红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作战。朱德在回忆1929年在闽西的情况时说道：“地主被赶跑了以后，分了田，农民不但够吃，还有余粮拨军队。他们成千上万地拥到古田区，人人带着铺盖和一个星期的粮食，每一处都来给我们送礼。他们带来大批白米，还有鸡鸭，甚至还赶来猪呵牛呵，让我们过年时吃一顿好的……我们的队伍和老百姓在一块儿做饭，一块儿吃，到了晚上，满街响起锣鼓，爆竹噼噼啪啪乱响，歌声四起。在几千只彩灯的照耀下，彩龙飞舞。农民们一边游行，一边唱歌。”《赣西南特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写道：“计算自攻取吉安到现在，群众总共牺牲了将近一万，没有哪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到了解放。”1933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也详尽地阐述了群众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这段话表明，党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推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土地革命初期，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广西领导武装斗争。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率先垂范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多次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 1930年3月中下旬，为了搞好思林县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在思林县的真良村进行了长达半个月之久的调查研究。在此期间，邓小平住在群众家里，看到他们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洗脸；没有房子，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搭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床破旧的棉被里；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拨掉一根。当地群众对他无不赞叹：“邓政委就像我们壮家人一样。”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体察了广西左右江地区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同时，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赢得了广大壮族人民的赞扬，他们因此相信党、拥护党、支持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左右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从1933年到1934年，毛泽东在事实上已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运用的方式与方法。 1933年，在《查田运动中的初步总结》一文中，毛泽东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的大多数，提倡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严厉反对只凭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他还指出，只有耐心地艰苦地去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 1934年1月，在总结党局部执政经验时，毛泽东更全面、更深刻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就要关心群众生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
（三）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最终形成并趋于成熟时期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党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并强调，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革命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 1940年，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华北、华中、华南相继建立了15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就是其中的一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发展与壮大，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牵制、消耗了大量日军兵力。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党领导下的农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武委会、文建会、回民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动员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群众组织，在很短时间内从冀中到分区，从县、区直到根据地的每个村镇，都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系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犹如插在敌人胸膛的一把利剑，对大中城市的敌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冀中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期间，冀中的广大民兵利用青纱帐和地道，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小股敌人，铲除汉奸，为冀中“五一”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电影《地道战》就是根据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战故事改编而成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成效，其建立、巩固、扩大与发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党一直特别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这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中，周恩来指出：“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此外，在文中，周恩来还指明了群众路线的方法：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这就进一步完善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及党自身的逐步成熟，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提升，使党的群众路线最终得以形成，其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问世。在文中，毛泽东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种方法的无限循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此，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清晰明确的表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使党的群众路线开始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
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在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三个报告极其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报告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这就明确了群众路线的含义。 毛泽东在报告中鲜明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明确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此外，“七大”还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党章，明确了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作用。七大以后，群众路线的理论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自觉的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将群众路线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深化，使之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外，党的领导人还自觉地实践群众路线的理论，在实践中推动群众路线的发展。 1940年秋，延安马列学院请毛主席到学院作报告。这一天，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派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长韩世福去接毛主席。当时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韩世福说道：“我这个校务处长几乎一无所有，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啊！”韩世福的话使得去接毛主席的其他人都觉得很难为情。这时，张启龙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知道我们情况，不要紧，去吧。 ……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当时毛主席住在杨家岭，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中间横着延水河。邓力群、安平生、马洪、韩世福四人才走了一半，就在延水河桥头遇到了毛主席。一见到毛主席，邓力群等四人就愣住了，当时毛主席脚穿的布鞋面上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可见主席走得很急。未等邓力群等四人开口问好，毛主席就抢先问：“你们四个风风光光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答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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