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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最具盛名的“治愈力”专家
《时代周刊》盛赞的心理学大师
一段感动欧洲的心路历程
一个原本该破碎生命的倾情讲述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
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法国亚马逊心理类总榜排名第一
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丹麦多国文化界人士感动推荐
西瑞尼克治愈了众多人，众多国家
《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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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走出悲伤》，一位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生命剖析。这本书中，心理学家西瑞尼克不惧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寻那些已被埋藏的记忆，质问那些记忆的陷阱，并试图说出在重获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说而无法说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他以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心中有伤的人，走出悲伤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联系，二是相信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能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悲伤和命运的曲折，是生活在这尘世中无法避免的修行，我们不能阻止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可以选择与悲伤相处，克服悲伤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阴影中继续活着，而且能够更强大地活着。
要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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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Boris Cyrulnik）
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人类和动物行为学家，土伦大学教授，在欧洲领导着多个学术前沿的研究室。以在心理创伤方面的研究享誉世界。
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童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朋友，生活自此动荡，七岁的他作为孤儿还被特意安排越过敌军的封锁给法国军队送情报。直到二战结束，他的世界才得以静下来。
此后他接触到心理学，开始进行系统地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了自我，治愈平息了过去的回忆，并最终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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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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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在悲伤中更强大的活着
第一章 有一种谎言叫
“别担心，我很好”
嘘，我是犹太人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我是谁？谁是我呢？
洪水猛兽比我受欢迎
如此死去岂不可惜
战争结束时，恶魔来了
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我的身后尾随着一个幽灵
说出来，给黑暗记忆一个出口
回忆中没有100%的真实
第二章 心痛：没有伤口，却很疼
世界瞬间如大漠一般荒芜
我在鱼缸里动弹不得
原谅我无法云淡风轻地说起曾经
他们说，战争很美
美丽而悲伤的幽灵
不幸不再时沦为噩梦的人质
感谢你给我一根稻草
有一种坚强叫脆弱
记忆和现实的冲突：难道我记错了
所谓合理，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
第三章 我的心里有间隐秘的地下室
我讲述另一个我
拼不完整的记忆拼图
我活了下来，我比死亡更强大
我只讲述别人感兴趣的经历
对悲痛的记忆，绝口不提
记下点滴，虚构比事实更慈悲
小说，隐秘的控诉
同情，或多或少都是假的
第四章 一个人的围城，无法分享的惆怅
不能被分享的个人创伤
借着当下的光，故事真相大白
说不清为什么回忆是美的
迷失乌托邦
共同话题，让人和人亲近
小大人的讲述：假装没有受伤
感恩悲痛的经历给我反常的勇气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第五章 与往事干杯，走出悲伤的练习
回忆里的二度伤害
我的复原力保护人
生命重返，春暖花开
我们可以毫无幻想地活着吗
创伤禁止我讲述疼痛
冰封的记忆开始融化
环境允许我吐露真相
否认过去，逃避现实的代价
没有怨恨，亦无原谅
附录
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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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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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我是犹太人！
那年我六岁，“死”这个词于我而言显得过于生涩，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两年里，我才对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来。
法尔热太太穿着长睡衣，一边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边说道：“如果你们放他一条生路，人们就不会以为他是犹太人了。”我很震惊，这些男人显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听完法尔热太太这番话，我明白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缘由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说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把我弄醒，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电筒，头顶着毡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上衣的领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难道枪毙一个小男孩，人们就要这打扮吗？
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男人回应道：“立刻让这个孩子消失，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希特勒的敌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体里催生出一个扎根于我灵魂的人影 :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枪，夜色中的黑色眼镜，走廊里肩挎长枪的德国士兵，那句揭露我未来罪犯身份的话语……
我即刻明白了：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顾惜生命的宝贵。
然而，你们一定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夜晚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不过是个年仅六岁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尔多的犹太人突然被逮捕，而当时的我还无法对时局做出判断，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
对于第二次出生的经历，少了记忆之外的点醒，我很难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
去年，我被邀请到波尔多，去法语地区基督教广播电台录制一期文学节目。那日天气晴朗，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气爽。我正朝出口走，这时，陪在我身旁的记者对我说：“第一条路左转，在路尽头你会看见有轨电车车站，乘上电车你就能到梅花广场，那里是波尔多的中心地带。”
他这么说着，某些情景闯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夜晚，那条街道，沿着人行道用篷布盖住的卡车，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车，武装的德国士兵围追堵截……我暗自惊讶，是什么触动了回忆的按钮，为什么往昔遥远的回忆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录制节目这天，我约了人在莫拉书店碰面。
我来到车站，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着：“儿童医院”。
记忆中，法尔热太太的女儿，玛格特的告诫猛然响起：“千万别去儿童医院那条街，那里人来人往，你可能会被揭发。”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双脚，惘然若失，停下脚步时，我早已穿过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过了法尔热太太家门口，却全然没有察觉。
1944年后，我和法尔热太太再未谋面，不过总有一些迹象，比如石子路间的草坪，再比如阶梯的风格，触发记忆，让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场景。即便心情平和时，这样那样的迹象依旧会唤醒过去的种种。悲惨的经历往往经不住生活点滴琐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丝马迹，也会牵扯出回忆的千头万绪。我发现，那些儿时的经历从未被遗忘，只是自觉忘记，自动屏蔽，仅此而已。
1944年1月，从未料到我的生活会卷入这个故事。诚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我感受过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为我的一种人生经历 ……”那时，我年仅六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迹。死亡体验铭刻在记忆中，我成长的同时它也在慢慢发育。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回忆让一些场景显得意义深长。
第一个场景：德国军队鱼贯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士兵们步伐稳健，脚步同起同落，非常有气势，我看得出神。音乐响起，士兵们开始迈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马的侧边，节奏铿锵顿挫，既叫人叹好，又让人心生惧怕。一匹马在行进中打滑跌倒，士兵们把战马扶起来，再次发号施令。这难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吗？但我身旁的人都泪流满面，我感到费解。
第二个场景：我随母亲来到邮局，看见德国士兵结成小队在城里溜达。他们没有带枪，也没戴军帽，甚至连腰带都没系，这样的衣着让我觉得他们没那么强横凶猛。其中一个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递给我几粒糖果。母亲眼疾手快，一下夺走我手中的糖果，还给士兵，口中还念念咒骂：“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
母亲的举止让我很惊讶。没吃到糖果，多可惜。
第三个场景：父亲获准休假，我们一家人去加龙河河畔散步。那天，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长登上，而我在另一条长凳上玩子弹球，长凳一边坐着两个士兵。一个士兵捡起我的子弹球递给我，一开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眯眯的，我还是接过了子弹球。没过多久，父亲再次回到部队。自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后来，我的父母失踪了。
回想起我曾不顾母亲的禁令和德国士兵交谈，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与我有关，那么毫无疑问，正式因为我在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家庭住址，父母才会被抓走了。”
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解释清楚父母失踪的缘由，况且他对反犹太法闻所未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违反母亲的禁令，和德国人搭话了。一系列相关的记忆碎片，片片组装有如拼图，让过去的事情变得清晰。
我整理凌乱的记忆，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离世并没有让我痛彻心扉。他们曾在我生命中出现，然后消失。对于他们的死，我毫无头绪，我仅是得知他们消失了
。我们曾一起生活，他们突然离去，没有他们的日子，我无依无靠。
我成了孤儿，无家可归，可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绝望总是大于痛苦，我的处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战前的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两岁，牙牙学语，但仍旧记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厨房的正中堆着一堆煤炭，父亲总是在厨房餐桌上读报纸，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等着我自个脱下鞋子；我总跑去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岁的雅克，用橡胶箭射中我的额头，我朝他高声嚷嚷，说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男人们从大船上走下来，背着一串串的香蕉……
直至如今，无数静默的场景我都还记得，这些正是我度过的战前生活。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身穿军服。我得知父亲加入了“外籍志愿者边境军团”，一支由犹太人和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军队。大军在苏瓦松作战，遭到重创
。在那个时代，我自然不懂这些意味着什么，而今，我为有个军人父亲引以为豪，只是我不太喜欢那顶军帽，两个尖点看起来很滑稽。不过，有时候，我也反问自己：“两岁的我真有这种感觉吗？难道不是战后看到照片引发的感觉？”
在幻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个怪物可以有公牛的肚子，苍鹰的翅膀，狮子的脑袋，尽管这样的动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烙在记忆中的每件往事都是我幻想的一部分。回忆中的画面本来真实，经过重组后形成回忆中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事实了。
一件事沦为往事，日后的一次再简单不过的碰面都会勾起回忆。但是，不愿去回忆，不愿去回望。
西德尼?斯图尔德，1945年在美国军队服役，被流放到日本集中营，他身边太多的人不堪地死去，而他为自己能够幸存下来感到惊讶。后来，他成为巴黎的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认为幸存者有罪，坚持自己是被赦免的。在一次对病人的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学家和患者之间的会面交流，引发患者回忆的爆发：他的一个女病人对他敞开心扉，她向他讲述了集中营的经历：她曾是囚犯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她还是个孩子，被带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她突然松开了握着母亲的手，走开了，而她的妹妹很快顶替了她的位置。妹妹和母亲走进了毒气室，门合上，姐姐因此逃过一死。“这是至今为止她都不愿揭开的回忆 ”。
我只保留了那些在我身边发生的回忆。母亲离世，有关他们的回忆也随之淡去。
美化过去，我已习惯自欺
被逮捕时，我真正回到了生活中，在此之前，孤独是保护的外衣。那辆载走我的汽车里，一个男子痛哭流涕：对于他来说，生命即将走向灭亡。
如果不因逮捕而痛定思痛，我又怎会开始留心听大人所说的话？怎会追随那些企图逃跑的年轻人？怎会在天花板上缩成一团，挖空心思找到这个难以置信的逃亡办法？若我担惊受怕，我会走向那个把孩子们集合到毯子上并给他们炼乳的女士寻求安全，但孩子们反而因此离死亡越发近了。
社会环境赋予当前发生的事情某种特定的意义。罗兹犹太人区的幸存者之一，小莫里斯讲述道：“我坐上了火车，载我走向死亡的列车，但在我的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
没有经历过世事，内心空荡。美好的回忆，清晰的自我表征可以引导将来。无法预料的苦难让我们痛苦不堪，常规方法已无法治愈内心，此时不得不另寻妙法。当过于猛烈的苦难让我们万念俱灰，抑或以前留下的伤口让人心如槁木，我们会在极度的苦闷中，担惊受怕，麻木而迷茫。
创伤临床学称之为非寻常回忆：这种侵入性回忆，强行占据心灵的痛苦场景。我们被困在过去的牢笼中，那些不堪忍受的情景不断浮现，午夜梦回，噩梦连连。生活中任何平常的片段都能勾起伤疤的疼：
“下雪了，我想起在山中度过的圣诞节，而脑海中浮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结冰的尸体。……”
“湛蓝的天空，炎热的天气，就让人想起日本集中营，1945年，我差点儿就在那丧命。 ”创伤性回忆让受过伤害的孩子变得戒备很深：受到虐待，孩子变得警惕冷静，身处战火纷飞的国度，一丝细微的声响都会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回忆中定格的可怕场景，让受害人惶惶不安，疏离周遭的世界。心灵被过去的苦难纠缠，受害人变得冷漠，麻木，他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他看起来遥不可及，格格不入
，然而内心世界却翻江倒海，不得平静。
创伤性回忆对思想产生影响，改变受害者为人处世的方式。受害者为了缓解痛苦，回避经历过创伤的地点，可能引发创伤性回忆的情况和物件。尤为重要的是，他绝口不提有可能勾起往事的话语。受害者沉默不语，因此很难靠近他，他亲手把自己推入奇怪的境地。他包裹痛苦，用掩饰保护自己，以至于内心的情感无法得到抒发。困在过于强化的创伤记忆中，可怕的回忆让受害者惊惶不安，让他很难与别人靠近。他不再寻找理解，也不想被人理解。孤僻不合群，他感到孤独，感到被排挤
：“我和正常人不一样……或许我是个怪胎。”
我寻思为什么我深陷这类可怕的回忆而痛苦不安，我很快明白只要沉默就能让自己自在。我明白只要绝口不提“犹太人”，就可安然无事。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我压根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的含义。我也从未看见身边有犹太人。我有对“母亲”的回忆：她站着等我系鞋带；我在玩具店偷来一个小洋娃娃，她强令我把小洋娃娃还回商店；我们去跳蚤市场逛街，我们躺在床上笑闹着……全都是诸如此类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去木工厂上班
；为了我不知缘由的事情，父亲绕着桌子追我要惩罚我；父亲一边看报纸，一边嘟囔着“的确，是的，是这样” 。
在我被逮捕的那天夜晚，第一次听到“犹太人”这个词，警察向法尔热太太解释，要把我投入监狱，因为我有罪在身。
卡斯蒂隆解放后，一件微小的事情让我大为震惊。一个我不认识的村民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与一个战士攀谈，战士说道：“我们有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我接口说这不算太多。陌生人解释说，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才会这么说的，他示意士兵不要责怪我。随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会做噩梦，还会突然地怒不可遏。他知道我曾被逮捕，然后成功逃脱，拉法耶先生把我藏匿在学校里。我的沉默毫无作用，这个陌生人知道我要隐藏的事情，只有隐藏我才有可能活下去！他窥探我的内心，想知道这些一连串的变故是否让我噩梦连连。
我想我是这样认为的：人隐藏再多都不为过。我需得远走他乡，那里，人们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越懂得沉默，就越能自在地表达。如今想来，当时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我多半没有用孩童的语言，但我的的确确能感受这些词流露出的感觉。
人们觉得我很健谈，滔滔不绝。我会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路人搭话。可是谁又会想到，我侃侃而谈正是为了守住心中秘密。我交谈的话语正是为了掩饰那些不愿被提及的事情。我的交往策略显而易见：与他人谈天说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我的谈话感兴趣，用谈话掩饰自己
。通过这种自我保护式的交谈，我在心中默默讲述着另一个故事，不使用社交语言，构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基调。现实中不能说出口的话，我常常在心中讲述。因为经常重复讲述，故事变得简单。某些回忆是明快的，某些回忆是灰色的。逃离犹太教堂的经历像是电影故事，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平易近人，他把儿子的照片给我看；在那个气息奄奄女士的床下，军人示意我逃走
，让我十分意外 ：我习惯了自我欺骗 ，我对记忆修枝剪叶，只为能坦然接受回忆！我的过去没有那么糟糕。
久而久之，残酷的经历变得温馨：和蔼的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和蔼仁慈的军医，美丽动人的女护士，叫我“小个头”保护我的高个男孩，笑我喝太多酒的农业工人，和我一起偷葡萄、扔石头的淘气伙伴，这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忆让我从过去的悲痛中解脱。总之，这样处理回忆，我感觉不错。揭发我的童子军，看到我出现火冒三丈的厨师，拒我于门外的修女，口口声声称我是个危险分子，这些经历我都置之不理。
当时，为了帮助我从学校逃走，老师让我戴上风帽，吹哨结束了课间休息。孩子们脸贴着窗户张望，他们一想到参与营救就不由得心潮澎湃，为了避开孩子们的目光，老师们把我团团围住。对此，我感到有些恼怒，老师围着我不正表明我是那个潜逃者吗？我明白他们在竭力保护我，但毫无疑问他们自己因此担上风险。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重组后的记忆让荒谬变得合理，难以忍受的悲惨经历甚至染上了童话色彩。我躲过了杀戮者的追捕，无论是德国士兵，还是秘密警察
，都不及我的机灵聪明。我感到了某种力量：我要做的就是守住心中秘密，行动但不辩解 。
我形成了这样的交往方式，给我以后的人生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内心隐秘的讲述重排了记忆，美化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不再在命运中浮沉，我成为我自己故事的掌舵者
，或许在自己心中，我也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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