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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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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日台三边关系史（1945-1995年）的研究，时间横跨五十年之久，属于战后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及台湾现代社会进程的历史研究范畴。近代以来，美、日始终对台湾抱有独占性战略图谋，这是美日台三边关系缘起的历史定位。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对战后美日台三边关系的历史特质与演进历程进行阐述，亦是本书的目标之一。本书对学界有关三角关系的研究进行简要归纳与系统分析，对有关三角或三边关系的界定、概念，以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诸特性等进行论述，同时，对于研究思路与意义、研究目标与方法、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等进行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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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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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 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经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日本亚洲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员。专业研究方向为台湾经济史、日本经济史，著有《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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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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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思路与意义、目标与方法、基本框架
一、研究思路与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方法
第二节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近代史上的美日台关系
一、台湾的地缘政治环境
二、近代日本对台湾的领土图谋
三、近代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图谋
第二章战后初期美日台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雅尔塔体系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
一、冷战格局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
第二节冷战格局下美国对台湾的战略考虑
一、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
二、朝鲜战争——美国调整台海两岸政策的重要契机
第三节美援主导下的日台社会改造与美日台
关系的发轫
一、从惩治到扶植——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
大幅调整
二、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
三、美援促使日、台从属于美国——关系的发轫
第三章战后美日台关系的基本形成
第一节朝鲜战争——美国东亚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一、朝鲜战争——美国促使日本重整军备的契机
二、美国主导“旧金山对日和约”与美日安保
体制的形成
第二节战后美日台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一、“日台和约”——战后日台关系的新起点
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战后美台关系的新起点
三、美日台关系框架的基本确立
第三节台海危机中的美台关系
一、第一次台海危机（1954年）中的美台关系
二、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年）中的美台关系
第四节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对台政策
一、吉田茂内阁的对台政策（1946年—1954年）
二、鸠山一郎内阁的对台政策（1954年—1956年）
三、岸信介内阁的对台政策（1957年—1960年）
四、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台政策（1960年—1964年）
第四章战后初期美日台经济关系（1940年代后期—
1960年代中期）
第一节美日独占东亚经济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
一、美日合作独占东亚经济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
第二节美国主导下战后初期日台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一、战后初期发轫的日台贸易（1945年—1950年）
二、“日台贸易协定”时期（1950年—1953年）
三、“日台贸易办法”时期（1953年—1961年）
第三节战后初期美日对台贸易、投资
一、战后初期美日对台湾的贸易
二、战后初期美日对台湾的投资
第五章美日台关系的跌宕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
70年代初期）
第一节趋变的世界格局与美日台关系的互动
一、尼克松主义与美日经济争端的激化
二、海峡两岸对峙与美台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日本对台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
70年代初期）
一、佐藤荣作内阁的对台政策（1964年—1972年）
二、田中角荣内阁的对台政策（1972年—1974年）
三、三木武夫内阁的对台政策（1974年—1976年）
第三节日本对华贸易——同时独占两岸市场，谋求最大
战略利益
第六章跌宕曲折的美日台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
80年代中期）
第一节1972年日本与台湾关系的嬗变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台湾因素”
二、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的跌宕与折冲
三、美日台关系下日台经济的持续提升
第二节中美建交——《与台湾关系法》与美台准联盟
关系的形成
第三节日本对台政策（70年代初期—80年代
中期）
第七章世界冷战格局解体与后冷战时期美日台关系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
第一节中美围绕对台军售的较量与博弈
一、《八一七公报》与中美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博弈
二、布什（1989—1993年）、克林顿时期（1993—1996年）
的对台政策
第二节冷战后期美日台关系的演变
一、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
年代中期）
二、中美日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与折冲
第三节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战略调整与美日台
关系的演变
第四节安全困境下的美日台关系走向
结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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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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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冷战格局下美国对台湾的战略考虑
一、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美国对台政策
二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病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任总统期间，正是美国战后对台政策的缘起与战后美台关系形成的最重要时期。罗斯福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霍普金斯当时认为，由于战后日本可能重新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需要在菲律宾、台湾以及任何美国愿意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目标是要中国成为依靠美国的一个亚洲大国，……。这样，源于日本和美国在亚洲的角逐和较量，台湾再度成为美国所注意的地方 。在开罗会议后的德黑兰会议期间（1943年11月），霍普金斯再次提醒罗斯福总统：“在台湾回归中国之后，亦应考虑在岛上建立海、空基地事宜” 。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致使美国战后初期的对台政策发生相当巨大的变化。
至1949年，美国政府及军方均认为继续实施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事、经济援助是不明智的；9月2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不再派军事代表团到台湾，美国不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台湾；10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美国政府不打算使用任何武装力量干涉台湾”；杜鲁门亦同时强调：“台湾的战略价值并不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理由” 。至12月美国最高决策层确定：“军事占领台湾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由台湾“脱身”的战略趋向相当明晰。
但美国并未放弃台湾，它只是对国民党失去“耐心”。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美国在台北设立总领事馆，以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但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美国驻台总领事馆公然介入台独活动 。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 。美驻台北副总领事兼驻淡水领事乔治?克尔甚至在美国领事馆内召开“台湾人民代表大会”，公开支持廖文毅等台独分子。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引起与国民党当局的外交纠纷，特意提前召回克尔。因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不支持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提案” 。5月26日卸任回国的克尔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建议：为了防止台湾被共产党所控制，台湾必须置于联合国或美国监督之下 。同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赴台调查后亦称：“有迹象表明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 。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立即对此予以强烈驳斥 。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茨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辟谣” ，事态始得平息。
随着大陆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美国对台湾的未来走向日趋关注。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司提出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编号为PPS39），承认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但美国应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 。事实上，正是基于美国政府及军方对台湾重要战略地位的既定考量，才构成了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
由于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美国以中国大陆为据点在东亚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规划完全落空。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白宫提交一份《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称：“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落入共产党手中。目前为达此目的的最实际手段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 。美国军方认为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⑴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美国即失去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澎地位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的航道；⑵如果为“不友好的”力量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就可以利用它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⑶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的重要供应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
1949年3月麦克阿瑟在东京宣称“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 ；4月初美国驻台北代理总领事在台北公开表示：“台湾应包括在美国防御体系之内”。4月15日美国国务院新闻事务特别助理迈克尔?麦克德莫公然将“台湾的地位”与“战时的库页岛”相提并论，声称“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这是美国政府密谋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首次官方亮相 。6月麦克阿瑟正式向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 建议，将台湾交盟军总部和联合国代管；10月美国国务院建议台湾交联合国托管 。美国参议员史密斯等人进而提出在台湾组成由美国人、国民党人和“台湾人”的联合政权 。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12月7日再由广州迁至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入岛内。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职”，再次确立其在岛内的独裁统治.
此刻，美国政府意识到“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是不能奏效的。国民党已经“失去”整个大陆，台湾进一步落入共产党手中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台湾问题上“脱身”。但美国同时更期待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而转向反苏 ，为此，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 。为引导中国按照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构思发展，1949年12月19日艾奇逊国务卿主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并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美国军事力量不直接卷入台湾防务。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制订《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史称“第28号密令”），要求各驻外机构予以执行 。这标志着美国即将施行抛弃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脱身”战略。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重申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承认台湾已归还中国，美国无意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无意“在目前形势下”进行军事干涉，也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著名的“划线”讲话,正式把台湾（包括朝鲜半岛）划出美国的东亚“防线”之外。史实证明，美国决策者的承诺往往是“靠不住的” 。杜鲁门虽声明不提供军援，但却表示“美国政府拟依照现有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 。在4月腊斯克出任国务卿后，则积极主张增加对台湾的援助。美国军方则坚持恢复军援，5月25日美国国防委员会批准对台军援；美国军方不仅要求按“公共法”第472条给台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还催促国务院按所谓美台《互助防御法》（1949年10月6日国会通过）给台湾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 。5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魏布斯密电指示美国驻台大使称：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美国大使馆应有秩序地撤出台湾 。美国军方预计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 。
1950年2月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美国施行“楔子”战略的企图就此破灭 。美国开始重新调整其对台战略安排，虽然当时国务院与军方仍存在分歧，但完全“是为了离间中苏关系而产生的战略上的分歧” 。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促使美国加快这一过程。美国当初将台湾交还中国的战略设想是：“中国将在战后成为其在东亚的一个支柱性的盟国，台湾将掌握在一个亲西方的中国政府手中” 。但朝鲜战争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彻底改变”。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史称“六二七声明”,宣布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并公开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六二七声明”亦表明美国“摆出了威胁新中国的战略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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