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在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修改而成，而英文版则是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从2001年写成博士论文到2007年英文版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到本书的中文版发行，中间经历了许多年头，但是作者对书中的观点坚信不疑，认为它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解释能力，并与当下中国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因此相信有出中文版的价值。
本书名为《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一词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概念。英文版书名为“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其中“making”带有“化”的意思，但是又有塑造、造成、制造、形成等意思，强调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并带有社会的转型问题。可是，使用“现代化”一词就有了目的论的意味，与本书所要表达的历史过程不甚相符。但若将英文书名直接翻译成《师范学校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不仅与中文习惯不符，而且太长拗口，所以只有勉为其难地用了这个书名。
关于本书中对 “近代”与“现代” 的使用，需要做一些说明。英语中的“modern”一词涵盖了中文的“近代”和“现代”两个概念，这就使得翻译时很难准确的用这个单一词汇来说明中文观念中的两个时代。而我所研究的时段也正好是从十九世纪末的晚清（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抗战开始（现代），所以这两个词可能会造成一些概念上的混淆。然而对于时代分期的讨论属于历史学中的重大课题，本书无力涵盖。目前我只能艰难地交互使用这两个词。有时我会将二者并用，即“近代（现代）”，或在讨论二十世纪的现象时，单纯使用“现代”一词，以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但无论如何使用这两个词都不会影响本书观点的表达，而且，这也正是本书的意图之一，即中国的近代现代，甚至包括所谓的“前近代”或说“传统”时代，都有着强烈的连续性，而师范学校发展的历史和它们的连续性正说明了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正因为“现代”或“近代”是争议性很大的用词，作者使用这个词并不代表认可它是一种已经定性的概念。实际上，我只是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角度使用这两个词汇，取其方便以指认时代而已。
相较于英文版，中文版中的一些变化需要说明，一是在过去十几年中，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我在翻译时尽量将这些新成果包括在内，使得中文版不会显得过时。同时，根据新找到的史料，我又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增加了一个小专题，讨论教育专业化与教师伦理问题，这是英文版所没有的。二是对英文版中的一些遗漏或省略部分做出增补。当时出英文版时，出版社对书的页数有严格限制，因此不得不对资料引用和讨论分析做一些删节或简化处理，甚至忍痛舍弃某些小的论点，包括像第四章中壬戌学制颁行前关于师范学校存废的讨论都在英文版中被删除。而这次在中文版中则将这些被简化和被删除的部分都恢复添加了进去，使得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也体现了作者本来之意图。第三，作者在翻译自己的书时自由度更大一些，不必按照英文版逐字逐句地翻译，造成译文生硬。我尽量采用意译的方法，以将意思表达得更清楚，让行文更加流畅为原则。而且，在翻译时，我对英文版本中一些针对英文读者的背景介绍做了简略处理，使其更适合中文读者的习惯。尽管如此，由于作者长期用英文写作，又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行文中难免出现一些比较拗口的英式化句子，只能请读者谅解。最后，我在结构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英文版中的第四章本来就比较长，中文版又做了一些增补，就变得更长。为了阅读方便，我将其劈成两章，即中文版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英文版的第四章。这样，中文版的第四章比起其他几章稍稍短了一点，但是仍然可以自成一章。其他章节则保持原状，序号依次类推。
我在英文版的序言中感谢了许许多多曾经帮助过我的学者、教授、编辑和工作人员，这种感激之情至今犹存。而在翻译和出中文版的过程中，又得到不少学者和朋友的帮助。例如老同学赵军秀教授和她的学生王本涛为我在北京的研究提供了各种方便。好友秦燕教授长期以来尽其所能地支持和帮助我，正是在她的不断敦促下，我才有了将本书翻译成中文的行动。刘九生教授极具耐心地阅读了中文稿的全文，对书稿中每一处不符合国内出版惯例的地方都一一做了标记，并指出了一些打字错误，让书稿变得更加完善。李惠莲同学、汪永平教授都曾帮我在电脑上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更正。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杨念群教授、刘昶教授都对我有过巨大的帮助。严搏非先生独具慧眼，将书稿出版。对以上学者们和朋友们的帮助，我铭感于心并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本书英文版在2007年出版后，于2008年获得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我衷心感谢学会和历史学家同行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不负他们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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