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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上)(中国独一无二的恢弘史诗,以史证经的皇皇巨著!第一部全景式解密大宋帝国的诗史巨作,揭开一个被铁蹄与悲情遮蔽的惊艳盛世!)

書城自編碼: 226975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金纲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39972602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4-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33页
書度/開本: 16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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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名学者金纲重修宋史,博览万卷,披阅十几年,精打细磨成8卷,近20部,500多万字宋朝大历史。中国独一无二的恢弘史诗,划时代的皇皇巨著,实在令人惊叹,是“奇书中的奇书”。
★战场杀伐,帝王权术,帷幄诡计,传奇秘闻,思想智慧……《大宋帝国三百年》中每一页都充满着动人思想!是治世方略、商战兵法、政治宝典,更是大时代的命运密码。
★中国50位权威专家推荐的必读历史书,100位文化名人推荐的最好看的历史读本,近千位名校教授推荐学生必读的书。
★如果读《三国》好比嚼鸡腿,喝米酒,那么读《大宋三百年》就是在享受满汉全席,痛饮“烧刀子”。
★《大宋帝国三百年》比《万历十五年》更丰富、比《罗马人的故事》更有意味、比《德川家康》更气势恢宏。
★一个文化多样、言论自由、民间和官方最协调的社会;一个对人想象力、创造力、生活方式最自由的朝代;一个现代士大夫的三百年宋朝大历史,满足您对盛世王朝最极致的想象。
★《大宋帝国三百年》为宋史研究中一部开天辟
內容簡介:
举目四顾,豺狼遍地,有王法管不住的藩镇,有分庭抗礼的藩镇,有垂垂欲动的藩镇,更有契丹铁骑的肆意掠劫,当时朝廷虽在,天下已亡。
公元927年至公元951年,大宋前三十年,是中国历史的暗黑年代。了解这三十年,就明白何为野蛮与残暴,就明白大宋王朝为何被称为文明盛世。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是豺狼纵横、铁骑肆虐的兵场,是藩镇割据、分庭抗礼,阴谋与残暴罪行的发生地,是文明沦丧、道义尽失,让世人噩梦不断的炼狱。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逆成灾的动乱史,一部被鲜血与悲情遮蔽的中国人的苦难史。了解这三十年历史,看清五代乱世的因果,就明白大宋帝国的由来,明白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明白中国为何演变至今日样貌。
作者博览万卷,披阅十载,以正史为胚,野史为料,依年代顺序,透过士兵、谋士、将军、平民的视角,详尽呈现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时代切片,连缀这些切片,你也许能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關於作者:
金纲
原名李金刚,下过乡,读过书,曾为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思想史研究独立学者,出版有《论语鼓吹》等著作多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常置座右。
目錄
前 言
壹 乱世
贰 “贤君”李嗣源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肆 晋阳大战
伍 三镇造反
陆 十万横磨剑
柒 帝羓
捌 赭黄袍与金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拾 后汉之亡
內容試閱
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
 “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
 “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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