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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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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既为传主同乡，复“伤英雄无嗣之凄凉”，特以30余年时光为此一为中国民主宪政牺牲先驱画像。全书“综合叙述与分析解释并重，对若干重要史实均力求提供新记录与新解释”，被视为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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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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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是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民初国民党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终年31岁。本书作者既为传主同乡，复“伤英雄无嗣之凄凉”，特以30余年时光为此一为中国民主宪政牺牲先驱画像。全书“综合叙述与分析解释并重，对若干重要史实均力求提供新记录与新解释”，被视为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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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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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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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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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
一 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
二 讲求时务注意新学
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张
四 湖南留日学生刊行《游学译编》
五 民族主义之教育与湖南自治论
六 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革命风潮
七 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举义之失败
第二章 日本六年
一 《二十世纪之支那》与《醒狮》
二 中国革命同盟会之成立
三 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
四 游说马侠与间岛问题
五 同盟会之悲欢离合
第三章 对内政外交的主张
一 对外关系之认识
二 建设真正民权之立宪政治
三 遵奉民生主义推行社会政策
第四章 大革命爆发前后
一 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
二 长江上下游的奔走联络
三 临时政府之组织
四 袁世凯阴谋与宋之对策
第五章 政党政治之尝试
一 同盟会之团结与改造
二 不恋权位只重政见
第六章 为民主宪法牺牲
一 国民党之组织
二 孙黄北游之前后
三 国会议员选举与大政见
四 盖棺论不定
引用史源及重要参考资料
一、宋氏本人著述
二、同时人著述
三、手写本及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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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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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
宋教仁，中国现代史上一伟人也，其人之重要性，不仅由于彼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之主要组成分子、中国同盟会之发起人；更由于彼能以实际之行动，力求促进中国政党政治之正轨，虽所志未遂，遽以身殉；然其主张，迄今固仍为中国人奋力追求之目标，国父孙逸仙先生尝谓：“宋氏乃为中国宪法而牺牲之第一人”［1］，诚为符合历史之的论。
宋氏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湖南民性自古坚忍慓悍，操之过激，铤而走险，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其明证。降及近代，曾国藩即利用此特性创立湘军，以一省系天下之安危，转移举国之风气，其事固有足多者，桃源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同为中国人士所熟知，山明水秀，溪回曲折，优美之自然环境，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之宋氏，自不能无其影响。虽然宋氏尝有言曰：“吾则沅湘间产也，地近江浦，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岂其风烈遂粲于今?!”［2］是湖南强悍之民风与曾国藩辈倡导之经世致用之学术环境，对于宋氏思想与事业之感召，显然更甚于前者。
一、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
经世致用之学原为中国文化之正宗，孔子曰：“士，任重而道远。”固慨乎其言矣。北宋范仲淹秀才先忧后乐之呼吁，益振醒知识分子之责任感与自尊心。同时司马光纂辑《资治通鉴》复为经世致用学者订一重要典范。不幸南宋以降，士大夫痛国家之多难，慷慨激昂，转多虚憍之论。历经辽金元三朝，中国知识分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明初复创八股制艺以束缚读书人之思想，又用廷杖诏狱以凌磨士大夫之尊严；致使当时士人唯有逃避现实。逮朱明覆亡，顾亭林诸氏奔走呼号，力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痛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始为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一新途径。
宋教仁传然时值满清入主中夏，固绝不愿见此种学风之滋长，且为巩固其统治权，更复变本加厉，以摧残之、压迫之，文字狱之繁兴，博学鸿儒科之创立，四库全书馆之设置，交相为用，务使士大夫无法冲破种种网罗，如不入我彀中，即自屏于政治之外。雍正乾隆时，达官自刻奏议，往往得罪，记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于是文人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繁琐考证之风特盛，固士气消沉已极之明证。逮嘉庆朝，仁宗天资长厚，略变两朝箝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至道光初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者有盐务、河工、漕运三大端，议论蜂起，贺长龄、魏源竟汇而刻之，命名《皇朝经世文编》，于道光六年（1826）行世。［3］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又为之倡导，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纂辑之《海国图志》梓行，是为中国近代士人综合中外资料所为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而其先一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北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有谓此为中国近百年世运之关键者。［4］以今论之，要非过甚其词。
盖学风士习从此丕变，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禅之积弊，而秉持亭林之诏示，振经世之绝学，身体力行，见诸行事，曾国藩则其代表焉。观乎曾氏服官京师，尝读书于顾氏祠侧，对于亭林极尽向往之诚，创立湘军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号召，用儒生为统将，募农夫充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壮志，湖南全省之义声震天下，遂使举国之人咸知引国事为己任，民权之得伸，自此始也［5］；而其传刻《王船山遗书》，民族大义因之流播益广，有谓曾氏言行即为辛亥革命肇端者［6］。宜乎宋氏誉之英雄，今人谓近百年世运之关键有在也。
宋氏出生于1882年，其时曾国藩已早殁，自不能望见丰采，然流风余韵固犹盛传于洞庭衡岳间，且湘军仍肩天下之重任，旌旗声威正远及天山南北，所谓“无湘不成军”，尤为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宋氏自幼即喜闻当时事，尤喜谈兵，尝嬉戏簿诸邻儿名氏，呼集山阿，树巾为旗帜，自登磐石上指挥部勒之［7］，是环境影响使之然也。
虽然，世变日亟，国难益殷，对于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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