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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文星街大哥——黄永玉其人其事(首次披露文学大师沈从文生前唯一未竟之作)

書城自編碼: 227583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艺术家
作者: 刘一友 著,黄永玉 绘
國際書號(ISBN): 9787540737955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7-09-01
版次: 1 印次: 2
頁數/字數: 270/200000
書度/開本: 大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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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黑画”猫头鹰、满纸荷花、一枚猴票、一个酒鬼瓶。
——这是为艺术的黄永玉。
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游记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文与画《永玉六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乡愁、文化的感伤、幽默与机智。
——这是为文学的黄永玉。
雄强尚义,重情爱美;幽默通达,吐纳百家;人文情怀,勤奋努力。
——这是为人的黄永玉。
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猫:用舌头洗刷自己,自我开始。
蚕:我被自己的问题纠缠,我为它而死。
乌鸦:不过就“哇”了一声,人就说我带来了不幸。
——摘自黄永玉在“四清运动”期间的“动物短句”
內容簡介:
从湘西凤凰城文星街的一个小朋友,成长为卓有建树的艺术家,他的雄强尚义,重情爱美;他的幽默通达,吐纳百家;他的人文情怀,勤奋努力……黄永玉的老街坊细数湘西凤凰城“文星街大哥”黄永玉,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人生追求。文字朴素亲切,人物栩栩如生。
本书附录黄永玉表叔沈从文建国后唯一一部未竞长篇小说八千多字的楔子。
本书封面画及内文插图为黄永玉提供。
關於作者:
刘一友,1936年8月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美学教授。
十六岁参加土改工作队,此后连续二十余年在火热的政治运动中过日子。当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人民公社社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吉首大学教书,曾任中文系主任,兼吉首大学学报主编,沈从文研究室主任及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主持完成国家课题《湘鄂川黔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模式研究》。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断断续续写有《涟源印象》《评沾染论》《沈从文与楚文化》等文章。
目錄
回忆赠一友弟(代序)黄永玉
黄永玉这个人?摇
凤凰是大湘西的“首都”
凤凰性格:只是不求饶
黄永玉与湘西凤凰?摇
“凤凰是个美丽的小姑娘,就是不洗脸!”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
“在外面把本事用完了,回来再捡点!”
一提故乡,他就眼睛发亮
文星街纪事?摇
文星街升起耀眼的星
老五永前和他的喽啰们
湘西的蓝白艺术
在家乡,总还得有个窝
——黄永玉回凤凰?摇
“古椿书屋这下子是古椿茶馆,
又是古椿餐馆了。”
“那些木偶真漂亮!”
“在家乡,总还得有个窝!”
“我是我!”
“表叔,我回来了!”
大师是个大老师?摇
可以向他学画吗?
跟他学点写作算了
可学的还有聪明
有效的勤奋最难学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黄永玉的人文情怀
大话《永玉三记》?摇
动物短句:《罐斋杂记》
“文革”反思:《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故事新编:《芥末居杂记》
结束语
附:《永玉六记》的“后三记”
带个“保镖”去接画?——《湘荷白鹭图》是怎样出炉的?
“叫你来,拿张画回去!”
“做人总得实实在在。”
“我要使自己的每一笔都姓黄。”
“午睡是最东方风格的浪费。”
“知识分子要养成知识分子的习惯。”
“我这样认真,能不画得好吗?”
永玉谈话录(四则)?摇
和沈从文在吉首大学:“手艺人,不会讲。”
在玉氏山房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活。”
在玉氏山房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楚文化是我与沈从文共同的师傅。
与哈维?韦斯特的谈话:勤奋要成为习惯,
美的创造要成为乐趣。
且说《无愁河》的真实性兼及其他?——答友人问
附录黄永玉先生给刘一友的信
来的是谁?沈从文
孤寂中的思亲奏鸣
——读《来的是谁?》刘一友
黄永玉简历
后记
內容試閱
黄永玉这个人
在当今中国,黄永玉先生是一位个性鲜明,才华横溢,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奇才。
值得高兴的是,我与这位艺术奇才不仅同是湖南凤凰县人,而且还同是该县小石城北门内文星街人。这条街长不足百米,十分寂静。说起来也真光荣,清末的“湖南神童”,民国初年当过一阵子国务院总理,后来又创办过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先生也出生于这条小街,这位总理家的三间低矮的小小木屋如今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永玉的母亲曾是我们幼稚园的老师,这幼稚园和他家紧紧相邻,我们上学都得从他家门前经过。永玉十四岁外出谋生之前,曾担任过一届文星街小孩们的领导人,据说还很卓越。当地小孩称呼自己这类领导人为“大王”,“大王”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本街小孩与别街小孩打架骂娘,从中学习勇敢,不怕场合。永玉充当“大王”时我还小,远不够格跟着他“冲锋陷阵”。后来他家老五永前充当“大王”时,我才零星跟过,战绩平平。
也许因为与永玉是同街坊人,加上他又是我的老师的小孩,多了份亲切,因此他的艺术创作总会吸引我的注意。近二十年来,他返乡频繁,我也常去北京,与他接触的机会颇多,每次见面,总很快乐,以至我产生了试写他这个“人”的兴趣。我既想写他成为“人物”时的“那点生活”,“那点琐碎”,更想探求他取得如此这般成功的“必然根由”。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侧重于从永玉独特禀赋与故乡的关系入手,试着破译他成为奇才的根由,当然,这不会是唯一的,但我相信,它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深层次的“必然根由”。
凤凰是大湘西的“首都”
凤凰这座小小的石城,坐落于湘黔边境的万山丛中,如今许多人只知道它是一处旅游胜地,对于这小小石城的过去却知之甚少。其实,清末前后的二百余年间,这里曾是湖南省一个军政特区的首府。它管得宽,今天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的全部,邵阳地区的绥宁、城步等共二十余县都属它的辖区。它权力大,这里行政单位名目是个全国不多的“兵备道”,军事上设镇,驻有总兵。它级别高,指的是这里的军政首长,常常是个具有“副省级”头衔的角色。我以为,对凤凰这一军政特区的“首府”,要视之为大湘西的“首都”,才会有助于我们的想象更合乎当年的实际。
这座大湘西的“首都”还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它充当“首都”的二百余年间,真正应验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谚,直至后百余年才开始大批量地产生人才。武的和文的都有。武的方面,自从田兴恕、刘士奇、张文德、沈毛狗(沈从文祖父沈宏富)等一批农民以镇压“长毛反贼”有功而当上将军后,凤凰出的将军达百余名之多,平均大约每年一个。其中包括了陈渠珍这样的优秀军人。究其原因,本地系军事重镇,又长期推行“屯田养勇”制度,当兵的人多,追求军功的人多,自然当将军的人也会多起来。至于凤凰出文人的情况,它略迟于出武人。不过自光绪末和民国初年出了个熊希龄后,这知名文人的人物链也不曾断过,一个个接踵而来,如田星六、田个石、沈从文,还有当今的永玉都属这人物链上闪亮的一环。
凤凰出文人,这里主要指出艺术家。究其原因,与当地雄奇秀美的山川有关;与清末民初时,当地教育并不落后于省内其他地区有关。试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地方就办过美术专科学校了,那时全国这样的学校只有几所。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与当地十分特异的地域文化有关,与这文化对一个人的气质影响有关。
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诞生来说,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十分重要,绝对重要,但比起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处特定文化环境为之孕育起来的特定艺术气质来说,这气质就更为重要,不少情况下,它对于艺术家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或曰定调作用。
试想沈从文,二十一二岁跑到北京去,想靠写作谋生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学历低,平日说自己小学毕业,据永玉所知,仅小学四年级肄业生而已。当时他自学所读的书不多,连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很了解,但初期从事写作时的短诗与散文,竟然引起林宰平、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高度赞赏,靠的是什么?我看靠的就是湘西,特别是凤凰文化所赋予他的一份艺术上的灵气。在凤凰,还有一批批“打狗不会狗会”的人,他们自己虽不写不画,但鉴赏力却颇不一般,这显然也与当地文化熏染有关。
不过,这里我的任务不是谈论沈从文,也不是谈论家乡老老小小一批极富艺术灵气的业余创作者和鉴赏者。我的目标在于想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凤凰人的方便处,具体地探索一下永玉的一份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风格与凤凰地方文化有何深层的渊源关系,并想由此得出对他作品进行总体文化定位的某些启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首先要弄清的是永玉少年时代在凤凰受熏染的地方文化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一言以蔽之,永玉少年时代受熏染的地方文化,是两千余年前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古楚文化中巫风特盛的民间一支,它的种种特异处、灿烂处,主要在其宗教、风俗及民间艺术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关于古代的楚文化,这里主要谈它的艺术,其基本特征,当代人是从现有的文献和文物两方面入手进行了解的。千万不可认为楚文化中艺术这一部分是什么原始的、拙朴的,甚至是粗糙的东西。那神秘、华美、热烈,充满浪漫激情的《九歌》,就是沅湘一带楚人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多种文化的鲜明反映。而近世出土的楚文物,如帛画、织锦、刺绣、漆器、铜器等图像、纹饰、色彩、造型乃至音律也是美不胜收。人们正是从这些文献和文物两方面,综合地探讨了楚文化艺术的基本特征,理解到古楚文化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这一泛神论基础上的文化。因而楚人对万物总怀有一种崇敬心理和泛爱倾向,加上楚人社会特点的一些影响,反映到艺术领域里时,则表现为楚人特别重生命的庄严,重个性的自由,重情感的张扬,重时空的流变,重形式的精彩绝艳,重创作上的标新立异,同时,也格外重视对华夏,对蛮夷艺术经验的放肆吐纳,为己所用。这也便是人们平日公认的、尊崇的楚艺术精神。
许多年来,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以为神秘而灿烂的古楚文化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融入中原,不再以独立形态存在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偏远的沅水流域,因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楚文化民间一支在楚亡后两千余年间,还曾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间这样的事实。更没注意到,在凤凰充当大湘西的首都的两百余年中,随着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人群的涌入,曾将这楚文化大量带入,使之奇迹般地得到一次整合和张扬这一事实。关于沅水流域水系城乡及凤凰文化的楚文化性质,在近代,最早对其确认的是沈从文,他多次指出了自己目击的沅水城乡和凤凰的文化事象,与《九歌》等古楚文化事象“古今相同”之处。我也曾就这问题写过专论,这里限于篇幅从略。
唯一值得再次指明的是,在凤凰,这楚文化艺术的种种事象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什么文献上的语言描述,不是什么拍摄清晰的图片展览,不是博物馆防盗玻璃柜里陈列的那些精美绝伦但却不免零散的文物。在凤凰,它反映在神秘而热烈的巫事祭仪之中,反映在古老而充满人情味的傩戏之中,反映在五光十色、万人迷狂的年节之中,也反映在石城区数十座寺庙建筑及寺庙种种雕塑和彩绘上。同时还有几乎引诱了石城区所有小孩逃学的那条南门城外的边街,那里有铜、锡、木、竹等工艺品生产作坊,有百看不厌的华美工艺品及其制作过程。再还有为数不多,但产品精细无比的银匠铺,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纸扎人物铺可供小孩流连。至于家家户户窗格和家具上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更是举目可见了。在这里,楚文化艺术林林总总,以一种全方位的氛围作用于当地人,特别是小孩,细雨润物般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也即影响着他们特定艺术气质的形成。在文化学上,这种影响人情感气质形成的文化艺术,被称为“有情文化”,这与学校老师或工匠师傅传授的、作为谋生手段的“有用文化”比较,“有情文化”令人终身不忘。
总之,在近代,沅水流域遗存的楚文化艺术在凤凰得到了最后一次整合和张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老一辈凤凰人的一大幸运。当然,更是作为艺术家永玉的一大幸运!
凤凰城区的楚文化艺术对永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强烈的重情爱美倾向,二是吐纳百家、为我所用的气概。
重情,表现为重情意,重情致,重情趣等等。这是楚人重生命、重个性、重自由的一种必然的外在表现。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重抒情,重所谓“发奋以抒情”这样一种南方楚艺术的基本倾向。这与当时北方艺术之重载道,重所谓“诗言志”“志于道”“发乎情,止乎礼”的倾向大异其趣。前者浪漫主义气息浓重,后者则显得更近乎现实主义。
永玉重情,他几乎是不自觉地为一种泛神观念所支配,因而对一切有生命活力,有生命个性和情趣的事物,都持有一种万般惊讶、亲切和关爱的情感。他爱狗爱猫,爱花爱树,爱山爱水,爱风爱雨,爱太阳爱月亮,当然更爱亲人、朋友、小孩、老人及古今一切善良而有趣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泛爱情感影响下,他对个性生命的异化或遭毁灭,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对恶势力的极端愤恨。当永玉进行艺术创作时,这样一种宽泛而强烈的情感倾向,无疑便会构成他的一种审美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池塘春草、柳间黄莺、春兰秋菊、冬梅夏荷、阿狗阿猫,自然无不生机盎然,意趣纵横。至于人情世态,更因这重情视角而易于产生“移情”体察,最终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欢乐或痛苦。
爱美。楚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色彩,讲漂亮的一个族群了。生命现象,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神奇莫名,这让具有泛神思想的楚人万般惊喜和崇敬。但美感得依托“物化”而传世,于是产生各类艺术为之“传神”。楚人对美的倾心,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对形式美诸因素及其体系功能把握的格外讲究上,也表现在对形式技巧多方吸取和不断创新的超常热情上。还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对形式美的追求,常常与其超凡的浪漫主义想象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其形态常具有更多的奇幻特征。爱美,永玉这个楚人后裔在这方面与其先辈们比较,其热忱也是耀人眼目,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文学创作方面,永玉讲究语言的雅俗并陈、佻机敏。在叙述过程中,他总是任情感的自由起伏,并用这行云流水般的情感去组合生活事象,正因此,人们读他的散文时,才会时时为一份浓厚的情意、情致,或情趣所牵引,自自然然地读下去,如听一首抒情乐曲一般。这种风格,可说正是楚辞传统。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蜜泪》、《江上》等,是这种用起伏的情感组合事象的代表之作。这与某些散文家一提笔就为读者先设定一个“主题思想”的框架,再编制形象性的逻辑引君入瓮的做法,大为不同。后者显然属于一种因过分追求“载道”目标而引发的病态表现。
在绘画艺术方面,永玉对形式美的追求上,表现出以下一系列的特征:他高度重视图像的繁富奇诡,当然也不乏寥寥数笔以简驭繁的作品,不过其作品中楚风最浓,分量最重的大画,构图大都繁富奇诡,令人目不暇接。又,他高度重视线条的圆活飞动,如疾云,如流水,如火焰,不仅求其富于质感,更追求其富于情感,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再,他高度重视色彩的芳菲缤纷,华美响亮,而无意于“素以为绚”的刻意追求。他还特别讲究对画面中纵深运动关系的处理,以求营造出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空间美感。永玉这种表现在绘画上的追求,显然是楚风楚式的。而永玉这种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养成则无疑与凤凰石城区文化艺术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永玉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趣味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的,他直接继承了楚文化艺术神秘奇诡、明亮灿烂、充满生命活力的传统,使其在自己笔下得到复活,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其《山鬼》可视为这方面的杰出典型。
较长时间以来,有的人因看不出永玉作画与宋元明清的文人画派有什么瓜葛,便以为永玉国画缺少了中国传统根底。加上他又不是中国或外国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因而也无缘拜在哪个著名大师门下成为模仿者。于是,一些人轻率地视永玉为“野狐禅”一类。这些人对中国美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似乎太不在意,对历史上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灿烂非凡的楚文化艺术也似乎注意不够,当然,更难于有机会发现在永玉故乡,楚文化艺术还是活生生的这一奇异现象了。永玉的绘画艺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这根底是何等的厚实!永玉可说是就读于家乡这所没有校牌、没有专职教师的楚文化艺术学院的高才生,这经历是何等的令人羡慕!这较之某些只局限于“仿八大”之类便以为有了根底的人来,永玉可谓得天独厚矣!
近期,我有机会较多地看到永玉作画,我发现他将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方法引入绘画,同时,也将绘画过程变成了一种音乐活动,这是永玉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一大标志,也是他作为艺术大师的一大特点。
永玉说:“我常常专注交响乐中一两层的背景音乐,试着为国画中背景寻找出路。”又说:“中国人懂得中国的打击乐,强弱、快慢、疏密、长短……其实加上颜色,就是现代美术。”这些话,显出永玉一种高超的悟性和一种广泛的“通感”能力。关于他将音乐的启示引入绘画,我们可从他对画面处理的多种用心上直接感受到,无论是“大胆落墨”处,还是“小心收拾”处,都能发现他借用了一些作曲的技巧,在总体布局、线条流转、色彩铺陈及某些必要的点染上,他都十分讲究。他熟练地处理着画面基本调子的反复和变化,节奏的强弱和快慢,以及种种呼应在变化中的巧妙平衡,让人从画面上获得一种近乎自然天成的音乐享受。
再从永玉作画的过程来看,特别是看他画五六米长的大画,此时此刻,他俨如音乐指挥,让线条、色彩在自己意志下,自由自在地流转和铺陈。又可视为他自己在演奏一首乐曲,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忽快忽慢,忽断忽续,最后凝定为五彩缤纷,生趣盎然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专注非常,近乎郢匠运斤、庖丁解牛,十分过瘾。看他作画,不要多嘴,眼睛追逐着那布线敷色的过程,便会如听音乐一般妙不可言。
关于永玉受楚艺术精神影响而格外“重情爱美”这个方面,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所以讲得多些,以下,谈永玉在楚文化艺术精神影响下吐纳百家的情况时,便会简要一些了。
吐纳百家,指的是楚人学习别人艺术优长时的一种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当年,他们学习别人,不论华夏,不论蛮夷,广为吸取,为发展自己艺术所用。永玉也是如此一种气概,他以家乡给予他的一份深厚的楚文化艺术禀赋为基础,为依托,广泛“杂食”,包括思想观念方面的,更包括艺术技巧方面的。
永玉吐纳百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十分惹眼。他说:“一个画家要有许多技巧,要视野开阔。”又说:“我画画绝不停留在原地不动,不像一些外国画家,总爱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风格上。我也不泥古,仿什么‘八大’,但我尊重传统技法和理论。”“有人说要固定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不固定自己什么风格,什么都试试,都吸取。”还说过:“我永远不停地在探索和产生新的形式。在原地停留,我忍不住,也许只有我们湘西人、凤凰人才可以有这种劲头!”这些话都很实在,他可说是欢欣鼓舞、手忙脚乱地在古今中外各个相关领域里乱捞,捞来就试,看得出他连西方点彩派画法、凡?高观念的画法都试过,从不见他食古不化,也不见他食洋不化,他声称:“我大量吸取西方思想和技法,加以熔铸,最后变成我们楚人的、凤凰人的!”不止于此,他最后还要“让每一笔都姓黄”!
永玉这气概,可说是响当当的了,如此这般带着几分野气和霸气的吐纳作风,恐怕也只有楚人、凤凰人才会具备!
永玉今年八十岁了,还在兴致勃勃地创新,显然他无意跻身或自创什么“门派”,他只想创造美,让“观众快乐,画家快乐”。去年见他荷花画法变了,最近又见他画松有了新招,他说:“艺术家不要倚老卖老,再老,也得有些新进步。”信然。
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吗!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唯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其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禀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能称为“天才”、“鬼才”。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精彩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和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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