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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张锐锋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读《中国好文章》，体察中国社会百年沧桑与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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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至今，中国的好文章层出不穷，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美。从这些好文章中，每个人都能看到时代行进的影子，看到自己心灵的轨迹，同时见证中国的写作者们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奇迹。
希望收到本书中的每篇文章、每段文字，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岁月、情感、记忆息息相关的。它们不仅仅是文章，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散文选本。我确信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引人注目，乃至被选入中学语言课本的散文作品，绝大多数是平庸之作，而现行文化教育体制所号召的对这些样本的模仿，更是对散文创造力的巨大伤害。那些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内被漏掉的部分，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本丛书便将拣选汉语白话散文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动能，环环相扣地推动着汉语白话散文在近一百年的时光里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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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等，20卷《祝勇作品系列》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任总撰稿和导演，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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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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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鲁迅（1881—1936）
希望
周作人（1885—1967）
苦雨
胡适（1891—1962）
差不多先生传
林语堂（1895—1976）
说北平
徐志摩（1896—1931）
我所知道的康桥
郁达夫（1896—1945）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朱自清（1898—1948）
给亡妇
郑振铎（1898—1958）
惜周作人
丰子恺（1898—1975）
口中剿匪记
俞平伯（1900—1990）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沈从文（1902—1988）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梁实秋（1903—1987）
中年
林徽因（1904—1955）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朱湘（1904—1933）
胡同
巴金（1904—2005）
怀念萧珊
丽尼（1909—1968）
鹰之歌
柯灵（1909—2000）
遥寄张爱玲
钱锺书（1910—1999）
论快乐
萧红（1911—1942）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季羡林（1911—2009）
在敦煌
张爱玲（1920—1995）
炎樱语录
黄永玉（1924—）
我的世纪大姐
余光中（1928—）
鬼雨
王充闾（1935—）
土囊吟
张洁（1937—）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董桥（1942—）
中年是下午茶
周涛（1946—）
过河
肖复兴（1947—）
最后的海菲兹
张承志（1948—）
旱海里的鱼
路遥（1949—1992）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史铁生（1951—2010）
我的梦想
贾平凹（1952—）
商州又录（节选）
王小波（1952—1997）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韩少功（1953—）
夜行者梦语
朱苏进（1953—）
最优美的最危险
陈丹青（1953—）
笑谈大先生
王安忆（1954—）
两个大都市
陈村（1954—）
弯人自述
于坚（1954—）
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吴亮（1955—）
搭乘电车的女人
刘小枫（1956—）
记恋冬妮娅
鲍尔吉原野（1958—）
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宁肯（1959—）
藏歌
苇岸（1960—1999）
美丽的嘉荫
余华（1960—）
土地
张锐锋（1960—）
船头（节选）
庞培（1962—）
乌篷船
刘亮程（1962—）
先父
徐累（1963—）
褶折
张远山（1963—）
告别五千年
彭程（1963—）
在母语中生存
凸凹（1963—）
游思无轨
李书磊（1964—）
河边的爱情
李敬泽（1964—）
小春秋
格致（1964—）
利刃的语言
蒋蓝（1965—）
指缝里的白烟
周晓枫（1969—）
种粒
冯唐（1971—）
致石涛书
东君（1974—）
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
塞壬（1974—）
下落不明的生活
李修文（1975—）
荆州：劫难与花朵
马小淘（1982—）
余幼好此奇服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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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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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遗漏开始
“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曾经以各种不同的选本形式反复呈现，然而，九十多年间的中国散文图像，丰富、驳杂、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形状，因而无论哪一种选本，对它的陈述都无法做到完整、严格和准确，尤其当人们企图以某种先验性的知识框架对它做出规范，并对散文的规律性进行凝聚提炼时，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会从理论的缝隙中遗漏，作为个性化艺术的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拒绝着理念的征用和支配。那些被“遗漏”的作品，嘲笑着人们业已建立的文学常识。所以，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当我们自以为对百多年来的散文路径都了如指掌的时候，总会有被“遗漏”的部分浮出水面，挑战我们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就像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随着问询的深入，一些被遗漏的细节会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如果时间允许，这种“补充”会无限地持续下去，甚至会使事件的本来面目得以彻底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散文选本能够真正做到“权威”和穷尽，每一种选本充其量只是无数种证词中的一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着对散文史的诠释。本书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选本的翻版，在已有的经验之上，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它固然不能使我们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呈现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吃惊的侧影，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自《一个人的排行榜》以来，一贯秉承的编辑原则。
二、第一个“三十年”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在广东省文学院作过一场名为“中国散文九十年”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我将汉语白话散文史分成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9；第三个“三十年”：1979—2009。将文学史附着于政治史之上，这种分期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比如第二个“三十年”中的地下写作，如北岛、张郎郎等，与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学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而且，严格地说，汉语白话文运动，不是诞生于五四运动，而是至少在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在这篇序文里，我之所以这样分期，仅仅出于言说方便而已，因为汉语白话散文分期的上限时间是模糊的，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具有标志性。实际上，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内涵的丰富性为前提的。
“五四”时期以“白话”为目标的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而不是以下里巴人为主体进行的，所以，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几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是一套班子，两张招牌，这使散文史与思想史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也造成了许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文学史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说出（写下）的话，归根结底不可能是纯粹的“白话”，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真正成为口语式的普罗语言，而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种艺术化的书面写作，而中国现代散文，从它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带有极强的语言实践的特点。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条逻辑的线索，那么在我看来，最醒目的线索，不是它与思想史的合一，而是它的语言实践特征。
“五四”的文化革命画出了两个时代的界限，在那个以“新”命名的时代里，“新青年”们在一片虚空中建立崭新的文学理想，如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这种“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精神，在文学中得到深刻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没有不新的，所有的散文，都因其胆大妄为而成为那个时代里的“新散文”，这种“新”，不只是精神气质上的，更是艺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在摆脱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缚之后，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在“五四”一代人手中得以释放。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面包和酒》的诗中写道：
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五四”一代所面对的挑战，正是他们所精心打造的现代汉语散文能否承载那样一种“神的丰盈”，展现出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和谐”。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张锐锋进一步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一代人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语言性质，而是一代人总是强调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并集中地、高频率地使用着一些语词，并将这些语词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2]
第一个“三十年”的散文写作，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在这种全新的语言信仰下，文学的创造性、文本的多义性、文体的可变性，都得以充分伸展。这一点，可以在第一卷所选的篇目中得以证明。其中，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萧红、沈从文……他们的实践方向及其营造的语言氛围各不相同，它们的价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异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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