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荷马竞赛：重估“荷马问题”
阿卡姆波拉（Christa Davis Acampora）
一个希腊人越伟大、越崇高，他的野心之火就越熊熊燃烧，将与他同行的一切都烧成灰烬。关于此类虎视眈眈的伟大风格竞赛者，亚里士多德曾开过一张名单，其中不乏最触目惊心的实例，甚至一个死者仍能让一个生者妒火中烧，不得安宁。亚里士多德笔下克洛丰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与荷马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看到攻击战伐，而不同时看到隐藏在这些攻击战伐背后的巨大渴望，即占据被推翻诗人地位和继承其声名的渴望，我们就不能理解，色诺芬尼以及其后的柏拉图，攻击诗歌国度的民族英雄（the national hero of poetry），究竟意欲何为。每一个伟大希腊人都是竞赛火炬的传递者：每一种伟大美德都点燃新的伟大。[HW：KSAl／787-88]
在他的巴塞尔大学同事面前，同时也在整个语文学界面前，尼采讨论了“荷马问题”，这个问题最让古希腊作品研究者魂牵梦绕、寝食难安（the most central and vexing question），从此尼采崭露头角，登上舞台。在就职演讲“荷马与古典语文学”中，尼采概述德国语文学界和哲学界在几乎一个世纪时间里，探讨荷马作品真实性、作者和意义的各种不同方式。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使这些互相对立的探讨方式获得一种充满张力的和解（a tense reconciliation）；而他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是：重新提出问题，引导探讨走上一条不同道路。尼采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引入有关那些被归于荷马名下作品的作者和日期的新证据材料，不如说是重新界定“谁是荷马?他到底写过什么?”这一问题的意义，表明这一问题与当代的相关性；一言以蔽之，他要重估荷马问题。尼采认为，重估荷马问题，不仅事关理解古希腊文化的基础，更关乎如何界定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化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如何界定它们在广义的教育（Bildung）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本文的任务首先是，将尼采早期（在“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和1869年5月28日，尼采发表就职演讲，在演讲中他挑战探讨被归于荷马名下作品作者统一性问题和作品传播问题的两种流行做法：一种是“科学”做法，这种做法努力解剖和罗列所有细节，揭露所有对文本的败坏，这些败坏不能归于“真正的荷马”；另一种做法的特点是，努力产生一个“美”和“完善”的荷马，而不管完成这样一种计划需要多少纯粹的编造。尼采关于如何理解荷马作品和古希腊历史关键的探讨，受到古典研究中包括人他关于佚名古代作品“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竞赛”的研究中）关于荷马意义的叙述，置于尼采的观念在其中形成的语文学传统中，其次是表明，这一工作与尼采后来的美学观念和他自己的哲学实践，有何关联。尼采重启与荷马的竞赛，将自己放在一个竞争对手的位置上，这不仅奠定了他与荷马终生之战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他与其他竞争对手——他的作品充满与这些对手的冲突——终生之战的基础。最后，我认为，在尼采一荷马之战的巅峰，尼采力图为现代德国文化，重新创造出他认为荷马作品曾为古希腊文化提供的东西，即提供培养某种趣味的机会和做出某种判断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exercise of judgement），从而为一种更高文化形态奠定基础。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尼采如何调校“荷马问题”，以及荷马与尼采竞争观的相关性。然后，本文探讨尼采关于教育（education）和教化（cultivation）——广义上的教育（Bildung）——的非常传统的（rather traditional）观点，以及他的agon（竞赛）概念塑造这些观点的方式。最后，作为结束，我试图提出某些建议，表明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当尼采作为竞赛者，力图挑战他如此赞赏备至的希腊的伟大教育者，追求一种甚至比其竞争对手更好的文化时，他如何努力落实这些观念。
尼采探讨“荷马问题”，是因为他关注趣味问题，以及关注教化或Bildung之目标。这两种关心的交织，可以解释尼采认同以及反对德国传统的许多面向。尼采的工作，一方面完全沉浸在有关传统中，同时又在几个关键地方向前人提出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审美教化（aesthetic cultivation）目标的概括。席勒和洪堡孜孜以求和谐，而尼采却以永恒和不断更新的紧张和冲突为是求。这一区别既造成了他们之问的分歧，同时也影
响到尼采对他自己哲学实践的展望。尼采不仅赞美互相竞赛，而且在对待他的前人、包括他所找到的古代典范人物时，努力践行一种严肃而顽皮（serious but playful）、竞赛（竞争）式的哲学研究方式。
有一种诱惑在于，不是将古希腊人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高雅贵族，就是描绘成一个奇异原始人，终其一生，尼采一直在抵制这种诱惑。尼采特别反对温克尔曼（1717—1868）及其追随者的主张：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高贵的简单和静穆的伟大”。尼采写道，“人们还没有去思考：最伟大的精神创造如何以罪恶和恐怖为背景”（NF1875：KSA8／19，3[17]）。他力图将古希腊人看作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所以伟大，与其说因为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不如说因为他们不仅出类拔萃，而且还身处斗争和政治动乱、肉欲缠身而且不能摆脱颓废（decadence）：
不能将我们在古典作品中看到的人性因素（human element）与人道因素（humane）混为一谈。这一对立应该着重强调；语文学灾难的根源在于它力图将人道货色夹带进来。（同上，3[12]）
在许多人看来，希腊古典文化的发展不啻一个奇迹，而尼采却力图理解这一发展，用先于这一发展的事物照亮这一发展。他的解释与布克哈特在其系列讲座——这些讲座构成了他的《古代希腊文化史》的基础——中提出的解释相似：推动整个希腊文化运转的是一种追求优胜的竞争冲动（a competive drive toexcel）。
尼采这一观念并不是直接继承于布克哈特。尼采讨论agon的最长作品是“荷马的竞赛”一文，其创作日期至少可以追溯到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时候，那也是他成为布克哈特的同事之前两年之久。另外，当尼采作为莱比锡大学学生编辑古代作品“荷马和赫西俄德之间的竞赛”（佚名作者）时，以及当他准备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时，他也有机会思考agon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作用。布克哈特的系列讲座直到1870年才开始（虽然他自从60年代早期就开始着手有关工作），而没有证据表明，在尼采来到巴塞尔之前，他对布克哈特的论点有任何了解。虽然布克哈特被古典学者授予“发现”所谓“希腊精神”中竞赛因素的荣誉，尼采却更早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追踪其严重危险（trace its serious dangers）。在尼采关于古希腊文化如何组成的叙述中，荷马占有一个突出位置。
1869年5月28日，尼采发表就职演讲，在演讲中他挑战探讨被归于荷马名下作品作者统一性问题和作品传播问题的两种流行做法：一种是“科学”做法，这种做法努力解剖和罗列所有细节，揭露所有对文本的败坏，这些败坏不能归于“真正的荷马”；另一种做法的特点是，努力产生一个“美”和“完善”的荷马，而不管完成这样一种计划需要多少纯粹的编造。尼采关于如何理解荷马作品和古希腊历史关键的探讨，受到古典研究中包括人文主义、唯心主义、现实主义等各种不同传统的激励。德国新希腊主义于18世纪在温克尔曼的工作中达到顶点。温克尔曼的工作代表了与当时流行拉丁人道主义的决裂，并推动了对古希腊作品的研究的复兴。他主要关心的是，阐明个别艺术成就与文化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和谐一致。温克尔曼的主要著作《古代艺术史》（1764）大获成功。莱辛，赫尔德，歌德，洪堡，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对他的著作感兴趣，并受到重要影响。温克尔曼的作品博学多方（versatile）：他在艺术研究中运用文学方法（a literary approach）；对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来说，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温克尔曼的传记作者和信徒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对荷马研究和柏拉图研究有重要贡献。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在该著作中，沃尔夫运用各种文学和语文学手段，试图判定荷马史诗的真实性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荷马史诗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出自众多吟游诗人之手。尽管这些原则实际上大多由艾希霍恩（J G Eichhorn）提出，古典语文学却将沃尔夫视为古典作品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的提出者。虽然沃尔夫的许多具体论证后来受到驳斥，或被证明不能成立，但他的工作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持续产生着巨大影响。它推动了随后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长期论战，讨论关于所谓荷马文献作者、真实性和创作日期等问题。
在尼采看来，他的同时代人，要么是主要关心用严格科学方法研究古代的现实主义者，要么是以捕捉“神奇的创造力；古代率气的真正芳香”为己任的艺术家。尼采与这些人不同，认为就我们研究可以冠之以“荷马”之名的文本来说，最需要关注的不是这些作品到底是出自一个作者之手，还是出自几个作者之手，而是它们表明了何种人格（personality），隐藏在荷马作品表面下的是怎样的判断（judgement）。对尼采来说，正如他的就职演讲所表明的，荷马代表他所谓的“一种建设性的观点”（a productive point of view）。他对荷马作品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一种特定趣味或判断的培养问题。尼采认为，荷马作品对当代读者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帮我们搞清文本传播的历史，而在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使其成为创造和塑造价值的工具。揭示这一机制，利用它来帮助提高他自己的文化，这是尼采一贯不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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