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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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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来朝》是国内唯一一本与西方相关著作对话的朝贡制度专著，填补了国内空白。全书极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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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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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可以说是在国内唯一一本与西方学者的中国朝贡制度研究相对应的专著。作者从通史角度来考察朝贡体制，不仅考察了不同时期朝贡制度的发展，而且对各个时期朝贡机构以及礼仪变化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论述。更为严格地说，作者所考察的不仅仅是朝贡制度本身，而是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加以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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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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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泉，山东莱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东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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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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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贡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一、早期有关朝贡制度的传说和记载
二、五服制反映的周代朝贡制度
三、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四、先秦朝贡制度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汉唐朝贡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汉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的初创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朝贡制度
三、唐代朝贡制度的发展
第三节 宋元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的演变
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贸易
二、宋代的朝贡制度
三、元代朝贡制度的特征
第二章 明代的朝贡制度
第一节 明代朝贡关系的拓展与朝贡国的分类
一、明初外交政策与朝贡关系的拓展
二、明代的朝贡国及其分类
第二节 朝贡的一般程序和规定
一、贡期、贡道与朝贡规模
二、表文与勘合
第三节 贡物、回赐与册封
一、贡物
二、回赐与封赏
第四节 明代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
一、礼部主客司及其管理职能
二、会同馆的隶属及其接待职能
三、四夷馆与鸿胪寺
四、行人司与明朝奉使官员的选任
五、市舶司和边境地方政府
第三章 清代前期的朝贡制度
第一节 清初朝贡关系的建立及其嬗变
第二节 朝贡国及其贡道、贡期和朝贡规模
第三节 贡物、封赏与朝贡贸易
一、朝贡文书与贡物
二、清朝对朝贡国的封赏
三、朝贡贸易
第四节 清代前期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
一、主客司
二、会同四译馆
三、中央和地方关涉机构
第四章 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与礼仪原则
第一节 华夏中心意识与大一统理念
第二节 华夏礼义与夏夷文野之分
第三节 宾礼与朝贡制度
一、宾礼及其演变
二、明代的朝贡礼仪
三、清代的朝贡礼仪
第五章 朝贡制度与早期中西关系
第一节 明清之际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官方交往
一、朝贡大门外的不速之客
二、清前期来华的荷兰、葡萄牙使节
第二节 中俄交往中体制的冲突与变通
一、俄罗斯馆的设立与俄商在京贸易
二、中俄礼仪冲突与变通
第三节 马戛尔尼使华的象征意义
一、礼仪问题
二、“贡物”的背后
三、表文与敕谕
第六章 朝贡制度的衰亡与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朝贡关系的瓦解
一、朝鲜、琉球、越南
二、暹罗、缅甸、南掌
第二节 对外关系体制的变化与近代外交机构的设立
一、外事管理体制的初步变化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第三节 公使驻京问题与觐礼之争
一、公使驻京问题
二、觐礼之争与1873年的西礼觐见
结语 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主要参考书目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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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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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各民族之间相对孤立，民族自我中心意识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古代埃及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希腊人都曾以人类文明中心自居。波斯君主的称号为“宇宙的中心”；希腊人将德尔菲神庙称作“地球的中点”，并认为他们与“蛮族”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可是，随着地理屏障的突破、战争以及程度相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上述文明古国的民族自我中心意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至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家已经泯除了他们和“蛮族”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反观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缺少与其他发达文明之间的对等交流。华夏族在与文明程度较低的“夷狄”的冲突与交往中，日益增强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样，夏夷之间的界限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愈加分明。华夏中心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李云泉：《华夏中心意识与夏夷文野之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如果说，华夏文化中心意识是以领先于“夷狄”的文化优势为据的话，那么，华夏地理中心意识则是夏夷限域的地理格局在观念上的反映。春秋时期，夏夷之间虽无明确的地理界限，但夏夷限域而治的观念已经产生。《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度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所载“九服”制度，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处于“要服”、“荒服”地位。不管“五服”或“九服”在现实中是否推行，但至少在观念上，夷狄已被排除在中原的地理范围之外了。
战国以降，经过春秋“尊王攘夷”血与火的洗礼，夷狄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迫迁至边远地区。这样，在观念上，华夏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在地理上，形成华夏居中，四夷环居周围的大致格局，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地理和文化界限已经泾渭分明。《礼记．王制篇》谓：“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后世华夏士人讨论夷夏之辨时，一再强化华夏地理和文化中心意识，如南朝士人认为，“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僧祐：《弘明集》卷7，《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先进的地理学知识仍然难以撼动中国地理中心意识，更不用说中国文化中心意识了。乾隆年间撰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环四海，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张廷玉等撰：《清朝文献通考》卷193，《四裔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中国既然是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方之国理应如百川归海般前来朝贡，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为华夏文化所化。这一观念自先秦以来便深入人心，毋庸置疑，其余绪直至近世仍清晰可见。
早在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之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大一统观念即已产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趋向。先秦时代各家学派打出的理论旗帜虽异，但在追求大一统政治目标方面却别无二致。墨子倡言“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故“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孟子更有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宏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成文于战国的《书．大禹谟》托名夏禹，声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些哲人的理想和社会心理趋向，由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变成制度性现实冯天瑜：《关于古代中国文化“开放”的断想》，《东方文化》1996年第2期。。
古人所用“天下”一词，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指中国或中国政教所及之地；后者即《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之意。不管哪一类的“天下”，中国皇帝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是以大一统理念的理想境界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历代有作为或欲有作为的帝王，无不以此为鹄的，从而将“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的理想变为现实。在历代史家笔下，常套用《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一语称颂古代帝王的丰功伟业，其意也在于此。古代中国之所以将先秦诸侯与天子之间的朝聘制度用于对外关系，形成历代相沿的朝贡制度，便是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发生动摇，进而被异族取代的现象并不鲜见，但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异族政权也以华夏正统自居，沿用朝贡制度，在对外交往中确立自己的宗主地位。汉初，贾谊从大一统帝国的君臣之义出发，痛心疾首地评价当时的汉匈关系说：“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40页。对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汉王朝而言，与为“天下之足”的匈奴和亲且奉贡物，乃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屈辱之举。故一旦双方强弱易位，必令匈奴遣使朝贡，俯首称臣。唐代国力强盛，为华夷一统、“四夷宾服”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使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进一步强化。宋朝虽先后向辽、金称臣纳贡，退守、积弱之态毕现，却仍以“天朝上国”的身份发展与周边及海外国家的朝贡关系。至元代，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将汉族政权的宗主地位取而代之，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骑马王朝铁骑所至，无坚不摧，但却不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自然没有文化优越感。在发展对外关系、实施朝贡制度时，所重的只能是政治上的“臣”，而非文化上的“化”。
当汉族从蒙古统治的巨大创痛中解脱出来，奠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后，经过统治者的倡导、灌输，古老的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空前膨胀。基于此，大明王朝从一开始便欲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华夏君主“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史载，明太祖“既定天下，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币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明史》卷56，《礼志十．遣使之蕃国仪》，第1425页。。并以天朝上国之君的身份，要求诸国“尊事中国”《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他还遣使诏谕元宗室部落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推翻异族统治的朱元璋，意在效法汉唐圣贤之君，重温万国来朝的荣耀。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钦定的《太清歌》，更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刻画，歌词曰：“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讬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明史》卷63，《乐三》，第1568页。明成祖上台后，大力发展中外朝贡关系，扩大朝贡规模，将传统的“厚往薄来”之道推向极致。而他“锐意通四夷”，所本的仍为“居中夏而治四方”的观念，自认“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故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明朝前期招徕朝贡并使朝贡制度臻于完善，可谓此类观念意识付诸实践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皇威远播；另一方面，朝贡成为四夷外国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认同、默许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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