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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史》统览了自1895年以来将近120年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论述的是广义的中国管理学发展概况，包含了治国、治生、治身、治金等诸多学问，融汇了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包括管理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史》包括正式章节12章和附录2篇，具有知识性、体系性、历史性、通俗性、趣味性等特点，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史鉴”读本、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学原理”等专业课的教材、MBA与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管理知识爱好者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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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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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圆，1982年3月生，河南辉县人。湖北大学商学院讲师、工商管理与人力资源系副主任、“企业创新与企业成长”武汉市软件科学研究基地研究骨干、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曾任《管理学家》（实践版）“工具”栏目主编（刊物主编为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和谐管理理论”创建者席西民教授），“智圆其说”专栏作者，实践版与学术版特约编辑，《管理学报》《管理学家》（学术版）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致力于管理学教学与研究，追求管理学的实用性和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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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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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
一、总体脉络
二、具体脉络
第二章 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1895-1911
一、时代背景
二、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
三、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
四、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
五、洋务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第三章 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1895-1949
一、时代背景
二、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
三、民族实业家管理思想的特征
第四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1895-1927
一、时代背景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管理思想1911-1927
一、时代背景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的管理1927-1949
一、时代背景
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
三、国营工业的管理
四、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
五、村级管理制度
六、舆论管理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1927-1949
一、时代背景
二、国家管理
三、公营企业的管理
四、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
五、村级管理制度
第八章 中国管理学的萌芽1900-1949
一、时代背景
二、企业的科学管理
三、管理学著（译）作
四、管理专家
五、高校管理学教育
六、管理社团组织
七、调查研究
第九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学1949-1977
一、时代背景
二、对苏联管理模式的引进和推广
三、管理学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
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与创新
五、“文革”期间管理学的整体停滞与局部发展
六、企业管理科学化
七、管理学科发展与高校教育
八、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
第十章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学（1978-1992）
一、时代背景
二、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
三、企业管理科学化
四、管理现代化与高校教育
……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学（1993年至今）
第十二章 中国管理学的新发展（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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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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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的认识。
对于国家极端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当时有着种种解释并经常发生论战。廖仲恺则独到地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角度，明确指出社会政治制度是中国经济不发达和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改变旧社会的政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扫除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则具有极端重要性。他历数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束缚与危害，并将打倒军阀等反革命和打倒帝国主义结合起来。他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和掠夺殖民地的必然性作了分析，认为经济侵略比政治侵略更厉害，政治侵略可能亡国，加上经济侵略则不仅亡国，而且还要灭种。但是他仅仅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排斥工人的角度论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必然性，这是其局限所在。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并非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食人，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为扩大其商品市场以防止国内工人革命进而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颇有见地的。
第三，人口思想。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反动思潮，一些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辩护的人，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人满为患”。廖仲恺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谬论，认为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并引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oy George，1839-1897）所著《进步和贫困》书中的统计资料，认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学者1873年的统计，中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139人，而英国却为422人，中国断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他指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口增长会有一定的自然限度，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①
第四，合作经济思想。
除了平均地权外，廖仲恺还提出发展合作社经济，以解决财产制度上的问题。他对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的主张持有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下，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并不可行。而发展合作社经济，比发展国营经济要现实得多，会有更大的优越性，也比较平稳可行，并同样可以达到解决在中国出现私人垄断资本跋扈的问题。他主张大力发展合作运动，通过消费合作社逐步扩大经营范围，既经营消费物品，又可发展为直接经营生产企业，认为这是改革社会经济组织的主要途径。尽管存在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和剥削制度仍然存在的社会里，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空想。
第五，货物本位思想。
廖仲恺对孙中山实行货币改革的主张进行了大力宣传，认识到了货币的某些职能，同时依据资本主义国家使用货币的实际情况，说明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进步和时代需要的客观必然规律。他反对实行金银本位制，认为金银数量的增减会引起购买力的变动并引起物价涨落，还列举金银本位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实例，因此提出以货物作为纸币本位的主张。不过他抹煞了金银和纸币的区别，将金银货币和纸币的流通规律混为一谈。他将纸币说成是多种货物的代表，这是一种多元价值论，在货币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实行货物本位制就能保证纸币购买力的稳定，从实践来说也是不正确的。①
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廖仲恺将一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由一名普通的革命者逐步成长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与得力助手，由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日渐成长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国民党革命左派的领袖。其管理思想尽管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能真正贯彻实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3.朱执信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广东番禺（现广州）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十七岁便组织进步团体“群智社”，认真探求救国真理，并开始接触《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著作。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次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反对改良。1906年1月写作《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同年回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和方言学堂任教，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作为进攻督署的敢死队员之一而负伤，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香港。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广阳军务处督办及广东核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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