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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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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有作为记者的田聪明对时代的记录与见证，也有对作为新闻当事人的田聪明的报道与评述，对于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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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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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报道”，收录了田聪明同志70年代中期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以来所发表的新闻报道，展示了作者调研、采写的扎实功底以及时刻关注民生，深入思考、思想解放的魄力。第二部分是“报道我”，主要收录了田聪明同志在西藏、原广电部等地区和中央机关工作时与之相关的13篇报道。这些报道主要介绍了田聪明同志20年前进行的电影改革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反映了他推动参与改革的魄力和担当，凸显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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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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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聪明，1943年5月生，山西府谷人，曾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后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中国记协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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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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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道
农民治沙专家牛二旦
河套的希望
——内蒙古河套商品粮基地建设纪事
“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给牧区带来严重后果
内蒙古农牧区形势大好，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当前关键仍然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方针政策
记者来信：统计工作需要来一次整顿
谈没有“意志”的“长官”
实行按劳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乌海市五一农场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调查
周惠同志在视察内蒙古一些农村牧区后提出：抓住种树种草活跃自治区经济
“林（草）——牧——粮”
——内蒙古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途径
希望就在这里
——来自河套的报告
教训与借鉴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一
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业企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二
农业机械化站——国营企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三
个体农民——第四种农业部门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四
积极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五
个体农民的联合——牧业经济协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六
合作社间的联合——社联经济协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七
国家和集体的联合——农工统一委员会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八
改进财经体制，扩大企业职权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九
坚持民族平等政策，繁荣民族经济文化
——访问罗马尼亚随感之十
从“口粮田”到“大包干”生机勃勃方兴未艾
——下乡纪谈之一
责任制的威力还在后头
——下乡纪谈之二
应该为先进典型树碑立传
——下乡纪谈之三
从县委书记为农民写戏谈起
——下乡纪谈之四
让基层干部自己学会走路
——下乡纪谈之五
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
城乡联合的一条有效途径
——赤峰市长城地毯厂、电机厂向乡镇企业扩散技术、设备的调查
从喝奶茶想到对外宣传
——在外国航班上的一段随想
报道我
内蒙古党委组建和使用中青年智囊团促进经济决策科学化
老百姓和书记
春风进校园 寄语暖人心
——田聪明看望拉萨实验小学师生
可亲、可敬、可爱、可信
——田聪明在日喀则看望武警官兵
我电影市场明年将放开，制片厂拥有自主发行权
中国电影业大地震“揭秘”
冲出困境再造辉煌
——写在中国电影改革行业机制一周年
从《亡命天涯》开始“大片”狂欢
引进首部大片始末
中国电影改革的破冰之作
我就要眼见为实
——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 田聪明
“村村通”通民心
——来自河北青龙山区的报告
“村村通”广播电视
——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革命
田聪明：网络时代通讯社的作用与发展空间
田聪明：新华社掌门人
今日得宽余，难忘新华社
——田聪明会见印亚社社长巴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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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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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老报道”把我的激情拉回了“从前”
《我报道，报道我》，是我在整理资料中的一个“突想”。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闲暇时间多了些，有时翻出过去的资料看看。
没想到的是，看了我30多年前的几篇报道，作为记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和脑海图像，一下又回到了当年发现新闻事件、分析新闻的思路和场景中，激情不减当年。
看了媒体对我或我主持工作的几篇报道后，又下意识地从新闻事件主体的角度，体味当时那些记者发现那些新闻事件、观察分析新闻的思路和方法，不论赞许、感谢或遗憾依然心潮起伏。
冷静下来了，就来回地“换位思考”，便就产生了“我报道，报道我”的立论，并各挑选出一些汇集起来，以《我报道，报道我》为名出版一本书的想法，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留给后人。
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后，虽是“半路出家”，却很快就深深热爱上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并努力边学边作报道，有的自己写有的与人合写。到党政领导岗位后仍联系新闻工作，且“记者职业惯性”使然，逮着机会就写一点。
“我报道”中有几篇的背景正值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那是新闻报道的极好机遇。如1978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综述性通讯《河套的希望——内蒙古河套商品粮基地建设纪事》，是我在三年多时间里，目睹甚至参与了当时、当地各方面有关人员，围绕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实和历史上不同思想认识展开的争论，再加上有针对性地反复采访酝酿概括而成的。
1974年夏，“批林批孔”运动闹得中共巴彦淖尔盟委第一书记无法工作了，连正在召开的旗县委书记会都无法结束就走了。内蒙古党委便调了李贵同志来接替。李贵对造反派搞“批林批孔”很反感，且旗帜鲜明，很快结束了会议就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
李贵发现，河套近20年耕地面积扩大了，可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超过1956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套有灌无排，造成土地严重盐碱化。所以，盟委决定秋收后动员万名机关干部下乡和农民一起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治理土地盐碱。为此组成了全盟“一抓三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总指挥部，李贵亲任总指挥。为了集中精力工作，将办公室设在了五原县。我当时在盟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74年11月15日借调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报到时，就是这天早上直接从指挥部办公室走的。
河套排水治碱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但上下左右存在多年的争论也加剧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一是造成河套土地盐碱化的主要原因，二是如何治理。我接受李贵的观点：土地盐碱化主要是有灌无排造成的，疏通排水是治理的最基础环节。所以，到分社后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受到了重视。1975年1月林沫副社长带记者去河套采访，春节后新华社从巴盟大批机关干部下乡，与农民一起挖排水沟治理土地盐碱化，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角度发了一条消息，《人民日报》在头版采用了。
大概是排水工程及其争论传到了上面，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所以，在后来的三年里，国家水利部牵头，自治区参加，曾派了两个专家组到河套考察，我两次都自始至终随考察组采访。两次考察组里都有大专家，记得头一次有位姓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第二次是由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李质院长带队的。
我始终未见到考察组的结论意见，但从多方人士交谈和讨论中总感到有层“窗户纸”没人“往破捅”。可记者正是从这里发现了新闻，并形成了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的水利工程建设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当之无愧，且可追溯到秦汉，靠的是难得的有利自然条件——河套平原西南边界与流经内蒙古的黄河首先交汇，便借河套由西南向东北平缓倾斜的地形，从黄河自流引水灌溉。河套平原的东南角比西南角低，但比东北角略高些。所以，由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地表水、地下水，只能在枯水期从这里自流排入黄河，实现“灌排平衡”。这就是逐步形成的从河套平原进入黄河的排水口，但排水量很有限。这就决定了河套“宜灌难排”的客观实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出于扩大河套的灌溉面积、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考虑，几经勘察设计拿出了规划。规划中虽有排水的内容，但在1958年首先在河套西南角与黄河交汇的三盛公，建成了拦河大坝和调控闸，并开挖了可大量引水的总干渠（俗称二黄河）。由此，全河套的灌溉面积扩大了，加上大种水稻，灌水量大增。而排水工程虽挖了总排干和十大干沟，后来又建了30ｍ3秒的扬水站强排，但由于地下水位大幅上升，排水沟严重坍塌淤堵，实际排水量很有限。这就严重违背了“以排定灌”的一般规律，致使河套得了“水鼓症”。
河套的土地盐碱不治何谈商品粮基地建设？我们的报道稿1978年8月就写成了，并引起了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编辑部的重视，但送到自治区党委分管书记那里放着不表态。据说，主要是觉得当年主持河套水利治理规划的司领导已经担任了水利部主要领导，怕报道中说“违背客观规律”有所不妥。后来还是送到了任第一书记不久的周惠那里才“通过”。据说，周惠当时只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关系啊！”我是10月在新疆参加新华社国内部召开的畜牧业报道会议时看到报纸的。感到憋在心里几年的一条“新闻”终于发出去了，我内心的高兴劲儿可想而知。
1980年8月我们又发了《希望就在这里——来自河套的报告》，报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套农村已经发生的很大变化，就是在治理土地盐碱化的同时，又实行了“包产到户”和科学种田等政策措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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