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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第一位享有35个博士学位的学者。
中国现代思想史承前启后第一人。
20世纪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
中国第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大师。
中国现代普世价值的倡导者。
获得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民国人气最高的“偶像派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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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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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了胡适著作中关于读书、治学、教育等方面的篇章，既有轻松的读书趣味，也有科学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对经典名著的点评，考注等，对青年人读书做学问有很好的引导作用。胡适的名言“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在这里得到充分阐释；他的“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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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胡适：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曾师从杜威，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独裁和文化专制。抗战时期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胡适著述宏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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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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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怎样读书
为什么读书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找书的快乐
知识的准备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谈字典的功用
论短篇小说（节选）
论读别字
第二辑 勤谨和缓谈治学
治学方法（一）
治学方法（二）
史学与证据
学术救国
搜集史料重于修史
格致与科学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哲学的线索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第三辑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
新生活
道德教育
慈幼的问题
杜威论思想
杜威之道德教育
新思潮的意义
格致与科学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哲学的线索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第三辑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
新生活
道德教育
慈幼的问题
杜威论思想
杜威之道德教育
新思潮的意义
人生有何意义（节选）
积少成多
第四辑 敏而好学，琢玉成器
提高与普及
教师的模范
《师门五年记》序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欢迎会上的讲话
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纪念赠言
在同乐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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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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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讲起来很难令人满意，实在是问题太大了，今天只就平时想到的几点，提出来谈谈。
一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两字蕴义甚广，“文化”“文明”有时可解释为两个意思，也有时可看作一件事。解释为两个意思时，“文明”比较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如文明发明，属于物质的。“文化”比较抽象，看不见不易捉摸。
“文化”与“文明”虽可分为两件事，但有联系。某一民族为应付环境而创造发明的是文明。发明火，便不再茹毛饮血，晚上有灯点；没有火，许多要应付的环境便无法应付。火的发明，也许是无意中的；一经发明，不仅可以烧饭，可以点灯，还可以将金属由硬化为软，制造种种应用的东西。人类之异于一切动物，即是会靠一颗脑袋两只手制造东西，发明火可以制造更多的东西。这是“文明”。在某种文明中所过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联系。
—般的解释，“文化”是包括了“文化”与“文明”，范围较广。今天讲的属于后者，不采[取]严格解释。
二 文化的世界性
从前交通阻塞时，某种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各不相杂。交通发达以后，此种生活的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渐渐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渐加强。我们看到这礼堂里的电灯、椅子、磁砖一切东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还能找出保持着纯粹地方性的，这便是交通发达、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的沟通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最初靠轮船、火车、电报传递，近来靠飞机、无线电。利用无线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战争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现在要是没有无线电，一定有人说“怎么可以打仗呢？”诸君都看过《曾文正公日记》，他在江西建昌时，早上起身先要卜一个卦问问前方战事好不好。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担心。实际上他离前线不过百余里，只因交通不便，没有飞机、无线电侦察通消息，只好卜卦问吉凶。曾文正公距今不过数十年，相差就是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电报、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充分利用了无线电；现在上海、纽约间随时可以通电话，整个世界的距离已经缩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进步，电视发明了。美国大选，人民坐在家里看，坐在家里听；赛球不必去球场看胜负，只须将电视一开就得了。
记得小时候看《封神榜》、《西游记》，见到讲顺风耳、千里眼十分奇怪，想不到这些理想现在都成事实，非但成事实，而且方便与普遍，远胜书中的理想。现代消息传布之迅速，往来交通之方便，决不是几百年几十年前想像得到[的]，因此，现代人类由于交通发达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难于估计了。这时候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东西上分辨何者从美国来、何者从英国来，简直不可能。我到美国去，见春天四处都是黄色的花，非常美丽，那是我国的迎春花；中国女子赏识的栀子花，美国女子也欢迎，但美国很少有人能说这是中国去的。即将开放的菊花，冬天结实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见得到，这两种东西统是中国去的，一经介绍，被人欢迎，就成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这是中国的产品了。又如丝绸、茶叶、桐油、大豆，都是中国去的，丝绸已成为世界穿着不可少的东西，桐油是工业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认了不起的植物，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再看我们自己，用的方方面面少不了钟和表，那是十六世纪发明[的]用机器计时的东西。从前我们用滴水计时，钟表来到中国，不到几十年就遍满全国。现在到故宫博物院去，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有的一个人出来打钟，有的一只鸟出来叫几声，有的是一个人出来写“天下太平”四个字。这些千奇百怪的钟，都是刚发明时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东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来的钟表，也有上海、北平、广东自造的钟表，已经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说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误为四川来的，殊不知它却是从美国来的，在极短时期中不仅传遍中国，且已传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粮之一。它能迅速传遍全世界，即是因为可以生长在平原，也可以生长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处被欢迎。玉蜀黍因为普遍，就很少人知道从那里来的。穿的方面，机器织造的布匹、呢绒来到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现在我们样样可以自造。又如装饰，小姐太太们的头发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剪去的。那时我从美国回来，见剪短的黑发小姐很美丽。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已经剪短，还要烫发，再也分不出怎样的头发是西洋的，怎样的[头发]是中国的；再往下去，恐怕烫发是从西洋来的也无人知道了。
日用品、风俗习惯、装饰，都是文化，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打破了地方性，减少了民族性，减少了国家性。所以，这个时代讲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难找出一件纯粹的本国文化。我曾想，用毛笔写中国字该是中国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国以前留下来的墨还用中国胶制造以外，现在制墨用的胶都是外国厂用剩下来的，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墨写字胶笔不如从前，原因就是在此。写出来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受了外国文化影响，无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标点更全盘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国饭用筷子总是中国文化吧！前天到最标准的中国式饭店马祥兴去，他们先将筷子用开水烫烫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了。交通这样发达，坐在家里开无线电就可以听到旧金山的新闻报告，也可以听到王[世杰]外长在巴黎说话的情形下，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国文化影响，要分析那些还是纯粹本国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我记得小时候上海报上登载一篇法国小说，讲八十天环游地球，大家都说这件事了不得，也怀疑是不是事实；岂知四十年后，一百小时便可以环游地球，以后也许还可以减少到八十小时、七十小时环游地球。一百小时不过四天。交通发达到这个阶段，谈到文化，便只有世界性文化，如何还能有纯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国家性文化呢？
三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具有“自然”、“自由”的条件，某些东西一经介绍便被采用，某些东西虽经介绍不为接受。迎春花、栀子花用不着推广，人人欢迎，因为这种花你说好，你的女朋友也说好，自然采用了。钟表来到中国，铜壶滴漏即被弃置，现在仅能在博物馆中看到。从前男人穿双凉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这种鞋子生鸡眼，很痛苦。幸而后来一位无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足不同的鞋子，我们穿了无限舒服，立刻就风行全国。这虽是小事，但解放男子的足，决不下于解放女子缠足，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制我们接受，只是大家觉得比较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选择不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绝，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简单说，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人家有的，我没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无优劣可说是自由选择、自然选择的条件，但这种限于物质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教，那时他们势力已经达到澳门一带，知道中国文化很高，便研究应从那一方面入手。后来认为到中国传教，应选学问最好的人带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及比中国更好的学问。所以派利玛窦Matteo Ricci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刚发明不久、用机械计时的钟，并选制造[得]最好最讲究的送给中国，这是代表物质；第二件是西方已经很进步的天文学，他们知道中国在讲改革历法，利玛窦天文学学得很好，也带到了中国，这是代表科学；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三件东西同时来到中国，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钟，毫无抵抗接受了；铜壶滴漏不如机械制造的钟，铜壶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学，经过一个时期才接受。那时候中国有两种天文学，一种是原有的，一种是回教的，两种天文学各不相让。中国素来遇到两方相争，便各给一个天文台，你们去算月蚀、日蚀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几秒开始，何时复圆，谁算得准确，就采用谁的历法，利玛窦也设了天文台，不但算[出]北京的月蚀日蚀时间，也算出南京、成都、广州许多地方的[日蚀、月蚀]时间。北京下雨，别处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测验是否准确。比较结果，教会天文台成绩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显然中国历法不如他。经过十多年后，大家都说西洋历法了不得。明崇祯十六年采用新历法，下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国后才整个接受世界一致的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们原来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来到中国后，要比较那一种最好，却没有比较算日蚀月蚀时间那般方便明显，也不免有主观感情成份。我见我爸爸、妈妈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质科学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种是机械，不容易抵御。钟比铜壶滴漏好，电灯比桐油灯好，无线电我们没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说最近政府要减少汽车、减少飞机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绝接受不同。第二种科学，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医学我们有，天文学我们也有，但新的医学来了，旧的阴阳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虽还有人说阴阳五行比西医好，这只是少数。第三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绝不拒绝，就不若前两种可以比较，可以试验，可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就在这里。
四 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具体说，当前有两个东西在斗争，这两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既不是物质，就不能像商品那样，这是德国货，这是英国货、美国货一般辨别谁好谁坏。现在放在面前的美国货、俄国货是无法比较的东西，既不能以品质来比优劣，又不能以价格来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文化，要我们去选择去决定往东往西往左往右。
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我们既无法列一公式来证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无法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你们的两个都不要。所以问题就严重了，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东西用不着了。梁启超先生早年介绍我们“自由”，许多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变了，打倒资本主义也要打倒自由主义。要服从，要牺牲个人自由，争取集体自由。从前对的话现在不对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个问题。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照辩证法说，有甲就有非甲，甲与非甲斗争成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与非乙斗争成为丙。共产党他不同，有己没有非己，辩证法失了作用，谁是谁非大家弄不清。
我今天说这一段话，不是“卖膏药”，我没有膏药可卖。只是这个问题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点理智成份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点刺激。我今年五十八岁，一生相信自由主义。我是向来深信三百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科学的改造，以人类的聪明睿智改造物质，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这种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那里还有现在的物质文明。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较守旧，九月十一日还在北平天坛广播“自由主义”，也许有人听了骂胡适之落伍。他们说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新自由。是没有自由的新民主，没有民主的新民主，没有自由的新自由，没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过评剧里的《空城计》、《长坂坡》，没有诸葛亮的《空城计》，没有赵子龙的《长坂坡》，还成甚么戏？
是自由[与]非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蕃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狱]里坐，或罚他抄篇[……]寄纽约《前锋论坛报》，或[抄]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遍。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遍。这一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有人说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极权的世界声势大些，胡适之准备做俘虏吧！大家只看到世界上两个东西斗争这边失败，政府打仗这边也失败，那边声势很大，便以为这边注定失败了。我不赞成这种失败主义。三百年的历史是整个的反自由运动，目前的反动并不是大反动，只是小小的反动，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他们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专制的权力来压迫自己人，经过三十一年长时间还不许人家进去，不许自己人出来，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正表示他的胆怯。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小反动。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固然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运动常会遭到包围摧残，法国革命几经失败，民主摇篮英国的成功受英伦海峡保护，美国民主成功靠两大海洋保护；但每次民主自由斗争无不得到最后胜利，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亦是如此。
此次从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么？我说，你是失败主义的说法。真正输麻将是十二年前的局面，那时我们和世界三海军国之一、陆军占世界第三位、工业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打仗，我们没有一点基础，飞机连教练机不过二百架，那才是必输的，可是我们要打，而且打胜了。人家最悲观的时候，我一点不悲观，我总是想，他们没有好装备，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我们只要稍稍好转，就可以风雨皆释了。这次斗争既是文化选择问题的斗争，决不能说输就算了，这不比选择双凉鞋、选择剪头发、选择钟表、选择天文历法那般容易，而得从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面去决定，我们的决定也即是国家民族的决定。
（这是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词，谈龙滨记录稿载1948年10月《自由与进步》第一卷第10期，居正修记录稿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因《自由与进步》难于觅得，故完全根据居正修记录稿整理，未能与谈龙滨记录稿核对，难免会有出入）
中国哲学的线索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论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径路的。今天要讲的，就专在这内的方法。
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和孔子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老子以前，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系统的思想；大概多是对于社会上不安宁的情形，发些牢骚语罢了。如《诗经》上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种语是表示对于时势不满意的意思。到了西历前第六世纪时，思想家才对于社会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们的学说议论终是带有破坏的、批评的、革命的性质。老子根本上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来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是没有意思的，不为人类做好事的。他又主张废弃仁义，入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极破坏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许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门徒或是朋友。他虽不满意于当时风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坏的手段，不主张革命。他对于第一派是调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对于社会上无论什么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点，只求修正当时的制度。中国哲学的起点，有了这两个系统出来之后，内的线索——就是方法——继续变迁，却逃不出这两种。
老子的方法是无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话就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坏处，所以主张“无名”。名实二字在东西各国哲学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实”是“自相”，亦就是个性。名实两观念代表两大问题。从思想上研究社会的人，一定研究先从社会下手呢，还从个人下手？换句话讲，是先决个性，还是先决普遍之间题？“名”的重要可举例明之。譬如诸君现在听讲，忽然门房跑来说——张先生，你的哥哥来了。这些代表思想的语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没有这些“名”，他不能传达他的意思，诸君也无从领会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觉困难了。简单的知识，非“名”无从表他，复杂的格外要藉“名”来表示他。 “名”是知识上的问题，没有“名”便没有“共相”。而老子反对知识，便反对“名”，反对言语文字，都要一个个的毁灭他。毁灭之后，一切人都无知无识，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则没有欲望。没欲望，则不“为非作恶”，返于太古时代浑朴状态了。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个性而毁弃普遍。所以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便有那个。这个那个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这叫做“无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后，亦看得“名”很重要。不过他以为与其“无名”，不如“正名”。《论语子路篇》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以为“名”——语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复到他本来的理想标准，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会，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亲的要做到父亲的理想标准，做儿子的亦要做到儿子的理想标准。社会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君、臣、父、子都失掉本来的意义了。怎样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成的，名字的意义，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 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没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不是觚吗？这还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现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圆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样的道理。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便没有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所以他主张“正名”。老子主“无名”，孔子主“正名”。此后思想，凡属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讲究制度文物，压抑个人。
第三派的墨子，见于前两派太趋于极端了，一个注重“名”，一个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实用的，不是空虚的，口头的。他说：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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