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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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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他是英雄,是情人,是丈夫,是父亲,还是诗人
首度引进切·格瓦拉妻子回忆录
最私密的格瓦拉传记,零距离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格瓦拉
74幅格瓦拉与亲友私密照,珍贵的格瓦拉明信片、信件手稿,及格瓦拉创作的诗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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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阿莱伊达.马奇人生中第一次回忆丈夫切·格瓦拉的往事。她讲述了他们过去那惊心动魄的浪漫往事——从他们第一次在古巴反抗战争中以游击队员身份相见的场景到十年后得知切在玻利维亚惨遭暗杀的悲痛时刻。
作为切的遗孀,阿莱伊达充满激情、同时也饱含辛酸地写下了这本关于他们夫妻二人对未来和家庭的政治梦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传记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切格瓦拉的人生进行了最深刻的探讨。
本书挑选了100多张切格瓦拉与妻子和孩子的亲密照片,包括切和阿莱伊达在一起的最后时刻。那时的切伪装自己,准备到玻利维亚执行秘密行动。此外,本书还公布了切从国外给家人所记得明星片和信件的副本,他为妻子写的诗以及他从非洲为妻子送来的原创动人故事。
本书展示了阿莱伊达个人的力量和勇气。 她在与个人损失做妥协的同时,还要从国际上数以百万人的对这位伟人的沉重哀悼中屹立不倒,切的影响可以与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相媲美。此外,她还要遗忘孩子父亲在古巴乃至世界上的传奇影响,从而按照普通人的方式养育四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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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阿莱伊达·马奇 Aleida March
1937年生于古巴,1959年与切·格瓦拉结婚,现任古巴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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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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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切·格瓦拉
我们的阿莱伊达/阿尔弗雷多·格瓦拉
最真实的切·格瓦拉/阿莱伊达·马奇
一、刻骨铭心的“会面”
二、一个战士的诞生
三、战斗在圣克拉拉
四、和切的初次相遇
五、切的“表白”
六、切的“求婚”
七、我们的生活
八、妻子·母亲·工作
九、“我们的诗歌”
十、漫长的等待
十一、没有告别的告别
十二、忠诚,直到永远
后记
切·格瓦拉生平大事记
译后记:切·格瓦拉和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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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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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不了崇高的诗人,不是因为我没有温柔的东西。你不知道我的内心里有多少东西在翻腾!可是,安置情感的蜗牛壳是那么长,那么卷曲,那么狭窄,以致这些话儿走累了,情绪烦躁,开始逃避,而那些最甜蜜的部分是那么脆弱!它们在路上粉身碎骨,变成了四散开来的颤抖,什么都不见了……
——切·格瓦拉写给阿莱伊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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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
切·格瓦拉
他告诉我这条消息时,完全符合应该如何将此类讯息传达给坚强的领军人物的原则。对此我很感激。他并未隐藏焦虑或痛苦,而我则竭力不表现出焦虑或痛苦的样子。就这么简单!再说,消息还有待确认,之后才能正式悲伤。我自问是不是可以略微哭泣。不,不行,因为领袖不能有个人的情感。不是说无权感受,只是他不应该为私人的事情哭泣。为士兵哭泣,倒也许可以。
有人给我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她(母亲)的情况很严重,那天我没在。
“很严重,有生命危险?”
“是。”
“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有消息就告诉你。不过,没什么希望,我估计。”
死神的使者走了。没有任何确定的消息,只能等待。有了正式的消息,我才能决定是否有权利表现悲痛。我希望自己没有这个权利。
雨后的清晨,阳光炽热地敲打着。没什么奇怪的。每天都下雨,之后出太阳。阳光挤压着、驱逐着潮湿。就算白天不下雨,到了下午,小溪也会再次清澈可鉴,一切几乎正常。
“听说5月20号以后就不再下雨了,到10月之前,一滴雨都不会有。”
“听说……但是,听说的事情那么多都不是真的。”
“大自然根据日历运行吗?我不在乎大自然是不是根据日历运行。总之,可以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这种无可奈何的无所事事,也不在乎这场愚蠢的、毫无目标的战争。嗯,也不是没有目标,只是这目标如此模糊,如此渺茫,似乎遥不可及,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地狱。在这个地狱里,烦躁就是永恒的惩罚。再说,我在乎。我当然在乎。”
必须想办法打破这一切,我想。想,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可以做出上千种计划,一个比一个诱人,然后选出最好的那些,把两三个计划合为一个,简而化之,付诸纸张,交付出去。事情就此打住,然后一切重新再来。这种官僚习气比一般情况更聪明:它不是把计划储存起来,而是让它们消失。我的士兵说他们像抽烟一样把计划抽掉了,只要写有内容,什么纸都会被抽掉。这有一个好处:不喜欢的地方可以在下一个计划中改变,谁也发现不了。看来,这事可以循环往复,没有穷尽。
我想抽烟。我拿出烟斗。像往常一样,它就在我的口袋里。我不像士兵那样总丢烟斗。因为对我来说,它很重要。在烟雾的道路上,人们尽可以决定走多远,这么说吧,大可以相信自己的计划,梦想着胜利,而不让它显得像一场梦。它更像一个显得虚幻的事实,因为遥远,因为烟雾的道路上那些必不可少的雾霭。烟斗是个很好的伴侣。他们怎能丢掉如此重要的东西。真是一帮蛮徒。
他们过去不是这般野蛮,他们有过行动,有了行动后的疲倦,所以不需要思考了。如果不思考,要烟斗有什么用?可是,可以梦想。对,可以梦想,但是,在远方梦想时,烟斗很重要;梦想未来,唯一的道路就是烟雾,或者沿着同一条小径返回,追忆遥远的过去。但是,近前的愿望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他们的双脚如此强壮,眼神如此年轻,他们不需要烟雾的帮助。他们丢掉了烟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不会丢的。
我还有别的类似物品吗?绢纱丝巾。这丝巾不同寻常,是她送给我的,以防我的胳膊受伤。这丝巾将会成为爱的悬带。困难在于如果我那瘦骨嶙峋的脑袋被炸开,还怎么使用它。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丝巾裹在头上,固定住下颌,带着它走进坟墓。忠诚,直到永久。
如果我倒在山上,或者被别人收尸,就不会有绢纱丝巾;我会在草丛中腐烂,或者被暴尸,没准会出现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眼神定格在垂死时的极度恐惧和绝望。因为谁都会恐惧,毋庸否认。我穿过烟雾,走在古老的道路上,抵达自己恐惧的最深处,它们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就像让人迷惑而不可名状的虚无。我们这些马列主义者把死亡解释为虚无,说得挺好,可那个虚无是什么?虚无,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但让人信服吗?不可能。
虚无就是虚无。别多想了,罩上黑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罩上遥远的星空,这就是虚无,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等同于“无尽”。人可以作为物种得以延续,在历史中延续。这是生命作为物种被神化的一种方式,它活在行动中,活在记忆中。你读到马塞奥下达的“拔出砍刀”的命令时,脊梁上从未打过冷战?那就是虚无之后的生命。子女,也是如此。
我不想在子女身上得到永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我是一个陌生体,搅扰了他们的宁静,横亘在他们和母亲之间。
我想象着儿子很高大,而她已白发苍苍。她以责备的口气跟儿子说:“要是你父亲在,他就不会这样,不会那样。”我设想在我内心,我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有着强烈的逆反情绪。这个儿子不知道我这个父亲是不是真的不会做这样或那样的坏事,但是我感到父亲时刻数落我,这是种羞辱,是背叛。我的儿子必须是一个大男人——优劣不论,但必须是一个男人。
我感谢父亲给我无与伦比的爱和自由。母亲呢?可怜的老太。但我现在还没有权利正式哀悼,我得等待确认。就这样,在我烟雾的道路上行走时,忽然,一个士兵止住了我。他很高兴自己有了点用处。“您没丢东西吗?”“什么也没丢。”我说。我把这个“什么都没有”跟思绪中的“虚无”联系了起来。“您好好想想。”我摸了摸口袋,一切都在。“什么也没丢。”“那这块小石头呢?我在您的钥匙链上见到过它。”“啊,见鬼。”于是,我狠狠地自责。需要的东西,必需的东西,什么也不能丢。没有“必需”,还能活着吗?植物可以,但是一个人,至少是俗世的人,我认为不行。
我潜入记忆的水中,我看到自己里里外外仔细地把口袋摸了个遍,小溪底的褐色水土掩盖了我的秘密。烟斗,首先是烟斗;就在那儿呢。纸张或者丝巾也在,否则它们准会漂起来。雾化器,在;钢笔,在;尼龙面的本子,在;火柴盒,也在。一切都在。水退却了。我只带了两个小小的纪念品到战场:妻子的丝巾,母亲那只带了块石头的钥匙链。钥匙链很便宜,普普通通的那种;石头脱了环,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了。
小溪是很仁慈还是报复成性,抑或像领导者一样毫无个人情感?不掉泪的原因是不应该还是不能?哪怕在战场上都没有权利遗忘吗?有必要认为男性就是毫无感情的冷冰吗?谁知道呢。真的,我不知道。我需要在现实中感受到母亲在身边,让我能够把头放在她干瘦的膝头,听她呼唤“我的老儿子”,我希望在发梢感受到她干瘪而丰满的温柔,她用笨拙的手抚摸我,断断续续地,像一个提线木偶,她的眼睛和声音似乎都溢出温柔……无须请求她原谅,她什么都能理解。听到那声“我的老儿子”时,我们就全明白了。
“烟的味道很冲吗?”我也很受影响,昨天起床时我差点跌下来,因为他们好像没把烟叶完全晒干。真差劲。我正翘首以待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带来些烟丝。甭管谁,都有权利抽烟斗,安安祥祥地,美美地,对不对?
最真实的切·格瓦拉
阿莱伊达·马奇
一天下午,我手拿录音机,准备将突然袭来的记忆一一讲述出来。我这样想着,却没能做到……我跟我的朋友与合作者玛利亚·德尔卡门·阿里埃特谈到了这件事。
当时我正忙于创建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我和她一起将切的有关资料、图片、信件及其他私人物品一一归档。从那时起,我们渐渐意识到,要实现或基本实现我们的愿望,还有一条长长的路需要走,于是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编辑切的作品。
我们希望新一代了解他,拉近年轻人与他之间的距离,让人们不要仅仅把他作为一种象征,而是把他视为一个从少年起就怀有梦想,并在之后以创新精神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研究中心在壮大。在该中心,我们不仅渴望进一步了解切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作品,而且希望跟周围的人们一起强化他最重要的品质—伦理道德。更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他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就是开创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
几年前,客气而执着的朱塞佩·谢科尼先生打算执导一部电影。他几次跟我联系,希望我为他写一个剧本。对此我并没有太多兴趣,虽然我几乎快要被说服了。我想,无论如何,我欠孩子们一个回忆。于是,我开始回顾过往的点点滴滴,并将之付诸笔端。
这本回忆录《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是我最真实的经历。我并没有写作的才华,白纸黑字,留下的是我最亲爱的记忆。我希望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能明白,我把在此之前一直深藏于心中,珍藏于灵魂最深处的信件、诗歌展示出来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一、刻骨铭心的“会面”
年轻时,正值读浪漫作品的年龄,我读了奥地利女作家维基·鲍姆的小说《无头天使》,这本书激起了我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兴趣。我开始狂热地在朋友那里找寻关于墨西哥革命的书籍。这件往事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多年过去,我年轻时的记忆复苏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越来越贴近。所以,如果让我以个人的、有点儿私密的眼光回顾我的一生,并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么我必定会选择“害怕”或“恐惧”。
我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写作的才华,也许因为在此方面我的标准比较高,而自认为水平远低于这些标准。但是,如今我之所以愿意回顾并梳理这段短暂的、略微与众不同的过去,不仅是为了讲述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更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理由或借口来回忆我在切身边的日子。
在这样一个时空高度凝固的回忆中,我并不打算突出一些岁月而淡化另一些。因为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弄错,或者被一些更个人、对自己更重要的事件所左右,而误入歧途、远离初衷。
在成为我的伴侣之前,切已经拥有了过人的品质(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不管持有何种观点或看法的人都不会有异议)。要同他人分享与这样一个男人的共同生活经历,意味着一个承诺——我承认,这是一个很难面对的承诺。在这些回忆中,必然掺杂了我个人的经历,但我自愿从我们两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它。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说我丢掉了自我,而更加强调“我们”。不过,对这一点我不会后悔。
故事始于我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在埃斯卡姆布赖的“会面”。一些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把我带到了那片绵延的山区。那片地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它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些从原奥连特省出发,已经走过部分国土的起义军。他们属于第八纵队,由名不虚传的阿根廷人切担任纵队司令。
原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七·二六运动”指挥部交给了我一项使命。于是,我受到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独裁镇压势力的围困和监视,迫于形势,我必须待在埃斯卡姆布赖山,除非有新的命令下达。
到了这里,面对未知的一切,一系列疑问向我袭来。我开始观察起义军的行为,而他们同时也在看着我,试图揣摩我的反应,估计他们在质疑我所为何来。诚然,假如他们只看外表,一定觉得我不像游击队员,那些探询的目光并不奇怪。如果好好看一看,就会发现我像什么也不会像一名战士。
那次著名的“会面”成了很多作家和记者想象的源泉,但其实那与被施了魔法的王子公主之类的童话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埃斯卡姆布赖风景秀丽,很适合发生童话故事,然而待在那儿的我们那时却对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绚丽财富视而不见。
几年后,我才知道那次见面时切的内心感受。1965年我收到一封寄自刚果的信。切在信中写满思念,向我透露了见到我当日及其后日子里他的感受,当他看到“一个金发碧眼、胖乎乎的小学老师”,尤其是那个下午,他摸着“橡皮膏的痕迹,在一个无可指摘的革命者和另一个自己(真正的那个,可能因为害羞而丢掉了,尽管他以完美的形象示人)之间做了(小小的)斗争”,在一个恪守纪律的革命者和有着个人情感和需求的男人之间作抉择,他有着怎样的感想。
但是在我们两个人心心相印并表达自己的情感之前,必须经历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及时不时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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