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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学术丰碑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必胜论构成挑战，也是对第三世界在冷战史中的总体缺位状况做出弥补最为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必将成为21世纪初冷战国际史主要趋势和成就的经典之作。
推荐二：共时叙事
本书集中关注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冲突达到顶峰，而第三世界对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也变得空前重要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干涉和对抗的复杂故事篇章故事进行了精彩而清晰地叙述，通过深入了解第三世界的当地因素，叙述超越了大国对外政策史的撰述模式，而与这些国家的本国史有机地融通起来。
推荐三：现实情怀
作者分析了冷战对第三世界历史和现状的影响，并有力地显示了美国的干涉主义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根本连续性，以及这种干涉主义对第三世界和美国自身的伤害。得出结论冷战塑造了我们的时代。同时，作者对第三世界“那些试图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的人们和那些反对外国干涉捍卫自己的共同体的人们”“怀有深切同情”。
推荐四：全球视野
作者以全球的视角在殖民主义经验的背景中探析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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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球冷战》发生于21世纪的冷战如何为当前世界的种种冲突——包括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如何塑造了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前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如何激起了后者的牴触、最终将苏联拖垮并对美国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压力？在研究干涉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反抗干涉的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当中，本书在衔接历史和当下这个方面比任何其他冷战相关著作都做得更好。
《全球冷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驾驭多边档案史料的功底。作者不但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博士论文，而且触及了大量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边档案，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技艺。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美苏两国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景史画，并着重展现了二者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将笔触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将冷战干涉史的影响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紧密、妥当地联结，显现出其炽热的现实关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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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
文安立（OddArneWestad），原籍挪威，现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ES国际关系史教授，冷战研究中心主任、《冷战史》ColdwarHistory主编以及多卷本《剑桥国际冷战史》CambridgeColdWarHistory）主编之一。他于1989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是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涌现出的最负盛名的中青年学者之一。在国际冷战史学界，文安立原以研究中国与冷战的学术成就而著称。移席伦敦经济学院后，他开始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了整个第三世界与冷战的研究方面，开设了大量的相关课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译者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2004—2005年度哈佛燕京学者，2011—2012年度富布莱特访问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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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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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致谢
前言
第1章自由的帝国：美国意识形态与对外干涉
一、“在每一场竞争中”
二、“外国人”和反共主义
三、欧洲之外
四、“作为市场的世界”
五、现代化、技术和美国全球主义
第2章正义的帝国：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对外干预
一、俄罗斯帝国和它的历次革命
二、共产国际与第三世界
三、界定干预：伊朗、中国、朝鲜
四、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再发现（1955—1960）
第3章革命者：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变革
一、殖民主义及其后果
二、反殖民革命
三、创建新国家
四、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
第4章创建第三世界：美国对抗革命
一、美国与第一波后殖民危机
二、伊朗、苏伊士与美国的新角色
三、美国与非洲的非殖民化
四、拉丁美洲：从桑地诺到卡斯特罗
五、第三世界与冷战经济体系
第5章古巴与越南的挑战
一、中苏分裂与第三世界
二、作为革命榜样的古巴
三、越南和东南亚
四、冷战与超级大国的缓和
第6章非殖民化的危机：南部非洲
一、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与超级大国的冷战
二、葡萄牙帝国的崩溃
三、安哥拉内战
四、非洲的冷战与超级大国缓和的衰落
第7章社会主义的前景：埃塞俄比亚与非洲之角
一、埃塞俄比亚革命及其反对者
二、苏联—埃塞俄比亚联盟的形成
三、奥加登战争
四、苏联的干涉主义和缓和的瓦解
第8章伊斯兰主义的反抗：伊朗和阿富汗
一、伊朗革命与冷战
二、苏联与阿富汗革命
三、内战和阿富汗共产党的分裂
四、苏联的干涉决策
五、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应
第9章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攻势
一、第三世界的分裂和里根攻势的缘起
二、尼加拉瓜的战争
三、阿富汗战争
四、美国和圣战
五、援助、贸易和意识形态
第10章戈尔巴乔夫的撤退与冷战的终结
一、戈尔巴乔夫的攻势
二、在阿富汗之外
三、苏联撤军的原因
四、第三世界的终结
结语：革命、干涉和大国的崩溃
译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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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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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自由的帝国：美国意识形态与对外干涉
一、“在每一场竞争中”
美国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将其对外政策立基于领土扩张的干涉主义国家。美国所发出的革命性信号——自由人和自由企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欧洲列强构成了挑战。即使是在19世纪初那些不相信“天佑”的极少数人看来，引导美国人凝聚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同样也就是驱使他们夺取美洲的广袤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改变这片土地的那些理念。这些理念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美国意识形态，后者从联邦时代（federalera）到冷战时期一直驱动着美国精英处理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这些核心理念中，首要的是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一观念有其特定的界定和延伸。在美国公民看来，自由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要素；是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state）存在的意义所在。然而，美国的自由是由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文条件维系的。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消退时指出，美国人
由于他们的财产权，由于他们的良好条件，乐于支持法律和秩序。这样的人可以安全地、便利地把控制公共事务的总体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欧洲各城市的暴民手中，自由将会被扭曲，以至于对任何公共和私人事务都构成破坏和毁灭……但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头脑中发生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科学解放了那些具备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思想，而美国的范例更是激起了人们对权利的憧憬。一场起义由此发生了……这场起义最初失败了，因为其所依靠的是城市当中的暴徒，而他们沦落在愚昧、贫穷和恶习的影响之下，不能将其行为限制在理性限度内。但人类终将从这最初的灾难性混乱中恢复过来。
对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及其继任者而言，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权和源自这种特定权利的为建立社会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则自由将无从谈起。所以自由并非人人皆可享有，而是属于那些有财产并受过教育，并因而拥有成为共和国公民所必需的独立性的人。在联邦时代，美国人已然广为接受的一种想法是，如果大多数欧洲人能够为美国典范所启蒙，那他们也能达到这种地位。而且从民族的意义上说，这种开化所可能发生的范围在20世纪获得了扩展。然而，直到冷战来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先前带到美洲的非洲裔人的内部殖民地“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colonialism）指在同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地区和种族社群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处在弱势一方的地区和族群即可被称为“内部殖民地”。——译者注）都还处在这个文明开化圈之外。美洲原住民和拉丁美洲人也被排除在外。杰斐逊在1813年致信拉法耶特称：“我的朋友，我和你一样真诚地希望看到南美洲的解放。
这些国家将从外部压迫下获得解放，我对此几乎毫不怀疑。但我研究的结果使得我无法预期他们能够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沉溺于愚昧无知当中，而且因偏执和迷信陷于野蛮状态。
尽管如此，杰斐逊对拉丁美洲人依然怀有一丝希望：“光明最终将照进他们的头脑之中，我们树立的典范将长存不倒，而这会成为指引他们前进的鼓舞和榜样，长久以后将使他们获得实行自治的资格。”
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反集体主义（anticollectivism）——独立的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群氓却不能。集体象征着18世纪的美国革命者担忧其共和国衰败的一切理由。在美国之外，不自由状态的实质是他人通过封建依附关系所强加的控制，或者是他人通过党派或者运动所施加的诱导，像在法国革命中那样。在美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国家），抵制这种奴役的方法在于教育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但一代又一代人也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如果美国不能照料好和保护好自己的自由，则历史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美国的自由有可能会因外来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固守美国精英所不认可的文化认同的移民而受到损害。
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接受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两百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避免强大的政府（state）这一主题的。例如，在18世纪末，为了使美国的宪法为各方所接受，包括宣战权在内的几项权力就必须从行政部门手中拿走。一百年以后，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使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把国家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并在意识形态上对采取这样的路线的国家充满疑虑。在20世纪，尽管美国也屡次尝试进行国家主导的改革，而且在绝对的意义上联邦政府也有了巨大的扩张，但这样的态度在美国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上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为“理性行为”的源头的科学，也自始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具备普世意义的信念的一个支撑。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照射进他们头脑之中的光”。但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在技术与美国的现存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从“古代的”（亦即后来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解放生产力和创新精神。到20世纪，美国人唯一的参照系就是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它诞生伊始就发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早期美国的“理性行为”的一部分是市场——仅以产品和服务自身的货币价值为基础，不受庇护关系或者需求的制约而进行的交换。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和很多19世纪的美国人一样认为自给自足的农民才是理想的公民，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他的同胞有一种“对航海和商业的天然兴趣”，而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作为总统——派遣海军部队去北非为美国商船护航。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
在通过1812年战争成功地保卫了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权利之后，19世纪的美国精英将注意力投向建国之初就立下的扩张之志。到了19世纪末，扩张的目标首先在于美洲大陆，因为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大陆的存在之于美国人所规定的自由是不可容忍的。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土大约有80万平方英里，到1848年这一数字达到300万平方英里；1867年美国从俄国手中取得阿拉斯加后，其领土面积超过350万平方英里。按照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帕金斯的话说，只有上述最后一次开疆拓土算是一宗“和和气气谈成的买卖”。其余的各次，包括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西北部以及1848年从墨西哥手中夺来的土地，都要么是靠战争要么是靠战争威胁而得来的。1845年“天定命运”一词被首次使用，这种说法认为美国获得北美大陆是“天定命运”。而这个神话无非是现实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表达。
然而，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干涉乃是针对于美国原住民的。以理性和进步的名义，美国政府试图控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灭绝17世纪以前就居住在今天美国的土地上的各个民族。这些干涉针对的是那些直至19世纪初还控制着美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尽管帝国主义者并不承认这一点）。关于如何对付那些由于“理性行为”水平太过低下而不配享有自由——作为美国的礼物——的国家，这些干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框架。“控制”（control）成为了美国跨越海洋向那些尚与自由无缘的地方扩展其影响力的得心应手的方法。FrederickHoxie令人信服地指出，对美洲原住民的屠杀，既是美国对土地和资源的贪欲的结果，又是将他们确定为敌人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就如何控制那些还不配享有与美国白人同等程度的自由的人这个问题而言，随欧洲人一同到来的非洲人聚居地同样至为重要。虽然最迟到了19世纪，大多数美国人越来越反感奴隶制，但由于担心黑人缺乏“理性行为”，会扰乱美国的进步，所以黑人仍然必须被严加控制。进入重建时代之后，南方的种族主义和北方的“改善”计划仍旧有效地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利，直至20世纪后期——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控制技术都被用于海外，并最终对美国的自由观念构成挑战。
到了19世纪末，当美国作为跨洋帝国主义大国而兴起的问题首次出现之时，外来移民的两面性问题对许多美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人当时认为不断增加的移民对美国的成功是一种肯定（这和冷战时期以及今天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北方的白人越来越担心“不可同化的外来户”的到来会对“美国价值”构成威胁。从1870年到1920年，随着美国接受了2600万新移民，种族和民族的相关成见最终决定了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初始“定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决定了什么人将被排除出美国社会。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是这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个，该法案是在移民限制联合会（ImmigrationRestrictionLeague）等力图排挤“劣等种族”的组织推动下制定的。该法案宣称，施行此类排斥意义重大，因为自由移民将使得美国人无法履行它的全球责任。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MineWorkersofAmerica）一名来自怀俄明的代表在1904年说：我们认为，
与1776年时一样，今天的美国代表着独立和最高贵的人性；而正如我们在我国的矿区和其他产业里所看到的，日本劳工什么也代表不了。日本佬和中国佬一样，无论公司付给他们多少，他们都愿意干活；而且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工钱的一部分交给一个被称为“老板”的日本中介人，这毫无疑问是为了在技术上规避禁止契约劳工的法律。
在“天定命运”的观念牢牢地在美国人对其本国角色的认知中扎下根之后，有关这种使命在哪里到头的问题的争议也变得越来越多。既然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普世主义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那它的适用范围岂能止于北美洲的海岸线？在19世纪初，对更远地区的干涉局限于政治支持，而且在干涉南美洲的几个案例中，美国也无非是向某些它所中意的集团和运动提供物资援助。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在1812年指出，美国必须在展现同情和使用军力之间做出区分：
无论自由和独立的准则已经或者将要出现在哪里，她的心愿、她的祝愿和她的祈祷都将来到这里，但她并不到海外去寻求破坏的恶魔。对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她都怀有美好的祝愿，但她只是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战士和捍卫者。
但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一种论调却越来越强有力，即美国有责任在其新确定的边界以外帮助其他人获得“自由和独立”。有下列几个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内战后美国工业化的成功和沿资本主义路线对社会秩序所做的重组提高了美国精英对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的信心；对北美的征服无远弗届，但美国却也没有兼并墨西哥的拉美裔“劣等”民族，并且未曾在加拿大问题上冒与英帝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大肆攫夺领土，使得先进国家如何与欠发达民族交往的问题被摆在美国面前；美国神职人员此前已经开始将19世纪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改良运动推向海外；最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引发了美国人对海外市场的新兴趣，或者至少是一种担心——如果有什么地方出现了新的市场，会落入他人之手。
将美国占领夏威夷（1897）以及在美西战争尾声中占领菲律宾和古巴看成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剧烈转折是错误的。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政治方面，美国在东亚的介入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是美国兵舰在1854年打开了日本对西方贸易的大门。1846—1848年发生的墨西哥战争（后来在日本成名的马修·佩利马修·佩利（MatthewPerry,1794—1858，另译为“柏利”），美国海军将领，1852—1854年两度率舰队（“黑船”）进入日本，强迫日本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是为“柏利叩关”。——译者注曾在这场战争中立功）也使美国与加勒比美洲和中美洲的联系交往变得更为密切。1855年，美国人威廉·沃克尔（WilliamWalker）自立为尼加拉瓜的统治者，到19世纪末更有众多冒险家争相效法。FryeJacobsen注意到，沃克尔最终不是被尼加拉瓜游击队推翻，而是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iusVanderbilt）所颠覆，因为其航运利益与沃克尔相冲突。（BarbarianVirtues,p.39）范德比尔特（1794—1877）是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著名的范德比尔特企业家族的创始人。——译者注如我们所知，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干涉主义并未止步古巴：在1898—1920年间美国曾有至少20次在该地区动用其海军陆战队。
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特别之处在于，麦金利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愿意为其控制下的海外民族承担政治责任。历史学家把美国跨洋帝国的建立看做一种偏离常规的情况，认为这是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所做出的短期反应，是为适应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体系而做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是对的。通过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像吉卜林在诗中所呼吁的那样英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吉卜林（JosephRudyardKipling,1865—1936）在1899年发表《白人的责任——美国和菲律宾》一诗，敦促西方担负起“白人的责任”，去服务和教化那些“半是邪魔半是儿童”的殖民地人民。这首诗经常被认为典型地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气质。——译者注，美国在西方大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问题是，美国很快就变得不只是西方大国中的普通一员了：就其经济和军事力量而言，它不再有必要顺从或者承担一种与其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角色了。美国已经不只是帝国主义大国中的普通一员，而是正迅速地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捍卫者和平衡者。
这样一种角色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正式承担起来的，而这种职责的适用范围也包括欧洲本身。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及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参战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可以开始重新塑造世界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错误需要纠正，而美国的经验正可以作为一种范型。到1917年，威尔逊已经断定：干涉是达成“合理的和平解决方案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行途径。正如在其“十四点”中所反映出来的，威尔逊认为对世界有利的也必然对美国有利。
二、“外国人”和反共主义
在美国人对全球事务的总体看法中，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象征着欧洲及各主要欧洲大国几乎衰落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欧洲是最先放射出杰斐逊所说的“光明”的地方，却因血腥和仇恨的恣肆横流而沦落衰朽。现在轮到美国这个战争的胜利者和战后无可争议的最强大国家来匡扶正义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内外都是一位干涉主义的改革者，也是一位（政治）“科学家”。他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创造一种防止未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国际秩序，所以把目光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民族主义和革命。理解他对这一双重挑战的应对方式，对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是至关重要的。
在威尔逊看来，民族主义（用他的话说是“自决”）是唯一能够造就稳定的国家（state）的机制；而在美国的援助下，这些新建立的国家能够走上通往民主之路。但是，正如战争所表明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面，其中充满了那些使德国陷入灾难命运的狂野、粗鄙的特性。总统在战争中已经注意到，在“积极的渴望”和“无政府”（这或许是威尔逊最爱用的指称这种恶劣状态的词汇）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而他在战后欧洲的局势中看到了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例子。虽然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使得多项建立民族国家的规划在中东欧的战争废墟上成为现实，但他还是拒不对其他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予以支持，尤其是当他担心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成为动荡的根源的时候。威尔逊对动荡失序的恐惧来自他早年在重建时期的弗吉尼亚的经历，这种恐惧使得他在达成欧洲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接受了英国和法国对稳定的而非民众意愿的强调。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正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负面结果在“一战”后构成挑战。欧洲殖民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所照管的民族提升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反而是剥削和虐待他们，由此造就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温床。印度在19世纪曾经常被视为良善的殖民统治的典范，但即便是对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但是，从一开始，美国这种重新兴起的反殖民主义批评就面临一个问题，即拿什么来取代殖民主义？由于欧洲人在其文明开化的使命上屡次失败，则殖民地真正的独立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苦难。在威尔逊看来，在美国的家门口发生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表明这种不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可怕例证。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俄国革命及其后果的出现，美国人之于不稳定和愚昧的后果的恐惧更加严重。最初在1917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到1918年，美国政府就加入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对布尔什维克实施军事干涉。
美国在战后不愿在威尔逊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领头，这往往被归因于美国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被欧洲丢弃后产生的蒙受政治欺骗的感受。但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所谓“孤立主义”在对外交谈判的疑虑之外有其更深刻的根源。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移民人数大增，在“一战”前的几年里达到高峰。虽然许多美国人在原则上同意有必要输入劳工，以与美国工业的生产力（以及其出口能力）相适应，但他们还是担心“新的”移民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所隐含的意义：自由的原则能否经受拉丁裔、斯拉夫裔和亚裔移民——这些人在种族意义上被认为不具备理性行为的美德——涌入的考验？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是否会污损美国国内的民主理念？
大多数美国冷战时期的领导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当中存在一种想法，即欧洲和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美国的秩序、组织和权利观念，而这种想法又与他们对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观念是相互促进的：如果说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尚未达到必要的文明水准，从而能够接受美国的福音，那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们又将如何呢?移民会压垮美国民主，移民会以外部大国已经无法做到的方式击败它。应对这种挑战的办法是限制“低度文明化的”各民族向美国移民，并对已经置身美国的人实施美国化改造。
对国内的异族人实行美国化改造的一个障碍是那些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就污染了他们的思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已成为这些思想当中最具威胁性的一种，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革命集体主义，而且是因为它号称要代表一种比美国所提供的更为先进的现代性版本。在美国精英看来，这样的声称不仅在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对植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普世主义和目的论构成公开挑战。对于这样一种旨在以不同的原则，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构世界运行秩序的另一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美国人都不容它获得容身之地。在这种观点看来，共产主义以及潜在的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可被归类为欧洲的传统主义和反现代特性，而这种东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展现出其灾难性的影响。
因而，自1921年以来，美国共产党的存在就被赋予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这与该党一直未能赢得众多追随者的状况极不相称。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以及有组织犯罪等其他社会弊病），使得在国内实行美国化改造和保持警惕成为必要。与此同时，对于为美国化改造所损害的一些人来说，美国共产党的存在在大萧条时期为时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信号：即便是在美国，也可以设想别的社会组织办法。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在逃脱南方制度化的种族压迫后曾为时短暂地加入美共，他以蔑视的态度写道：
我们这个太年轻也太新的美国，因为孤独而纵欲贪欢，因为恐惧而好勇斗狠，它执拗地把世界上的事情看成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神圣的就是罪恶的，不是高尚的就是卑贱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我们的美国啊，它被事实、被历史、被各种进程、被必然性吓坏了。它抱持着这么一个简便办法：诅咒那些无法理解的，排斥那些看上去不一样的；它把自己裹进一件正义的斗篷，以此安慰自己的良心。
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大萧条期间威权型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的成长心怀疑惧。虽说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最初的挑战，但共产主义信条（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形式）和当代的其他政治主张（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难找到，它们都是之于美国的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8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称：“在一个高度紧张和混乱的世界上，在一个稳定的文明遭受挑战的世界上，每一个力求保持国内的和平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国家都有责任使自身变得足够强大，以确保和平解决冲突的那些基本原则能够得到遵守，而这些原则是秩序存在的唯一的最终基础。”
尽管美国人以为他们从“一战”中获得了教训，正是这些教训使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对直接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仍很难说是“孤立主义”的。相反，在这20年间美国取得了一个突破：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特别是之于第三世界而言。在拉丁美洲，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在1920—1940年间，美国对东亚的出口之于东亚进口总量的份额几乎提高了两倍。大萧条迫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考虑美国所需的新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思想随着美国的商品输向四面八方，其影响之大，是那些正在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而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很少能认识到的。这种影响远比美国的生产和管理模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在城市流行文化方面，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树立起了现代性的典范，其传播的观念会使现存的那些关于身份、阶级和认同的观念大受削弱。
美国国内精英认为美国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而国际社会却认为美国财大气粗且发展迅速，这种认识上的两极化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出现在大萧条所造成的美国政治的裂隙当中。罗斯福新政及随之而来的国家主导的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认为这是对集体主义的一种必要让步；但另外一些人则担心政府的新政是“外部”影响强加给美国的，将导致政治、文化和道德衰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路线都是反共的，但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于后来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对军事干预的疑虑远胜于前者。两者都把自己对美国的国内角色的解释延伸到国际事务上，保守派指责他们的对手“对共产主义软弱”，而自由派则声称保守派不愿意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而付出代价。
美国的冷战世界观主要源于其对大萧条做出的反应，其冷战战略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日本在1941年的进攻佐证了美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干涉主义和全球改革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想重新获得安全感，则“恶魔”就必须被消灭干净。使“二战”及其后续事态发展成为美国全球改革的实验室的，是自由派对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解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认为“积极的民族主义”能够最有效地抗拒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即此时的美国能够也应该巧妙地督促着改换这类民族主义和改革（这些民族主义者们期待在他们的国家摆脱了敌人的威胁之后推行改革）的内容。如同在美国一样，受美国教导的改革能够对那些曾经梦想开展革命的人加以引导，将其能量引向“现代化”的方向。就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10月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时作出承诺：“我们将不再让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而生存的愿望受到阻碍，我们要去拓展无限的空间。我们将承担起我们全部的责任，施展我们全部的影响力，把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带给所有渴望和平和自由的人们。”
美国“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介入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华盛顿如何力图指导那些被认为缺乏改革所需的技术、教育和道德力量的盟友政权。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把他与美国的结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首先是为了对付日本，在日本战败之后是为了对付中共；而在华盛顿，许多人把中美合作视为一张变革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权的空白支票。但当蒋介石无意接受美国“训导”这一点显露无遗之时，美国仍不撤出其介入，而是企图以其他愿意听从美国劝导的反共分子取而代之。虽然这一套做法在中国最终失败了，这却成了此后在亚洲其他地方一再出现的一种干涉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的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证明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击败任何邪恶力量。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还证明了全世界都欢迎美国精神，欢迎美国的产品和美国的思想。且不论中国、朝鲜和伊朗，即便是在欧洲，美国所看到的也是各国人民迫切需要从古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压迫中挣脱出来；他们的生活与美国人如此不同，以至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全球使命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如果这些社会拒不接受美国进步模式的影响，而为错误的现代性形式（如德国帝国主义或者纳粹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所绑架，则它们将会陷入何种境地。按照杜鲁门在1947年3月就希腊和土耳其提出的说法，在“混乱和无序”扩散之前，其他国家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
一个明显的情况是，“二战”中与苏联和英国的结盟对美国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保守派的确曾批评罗斯福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过于“幼稚”（这部分地是攻击其国内改革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批评收效甚微。罗斯福和他的主要顾问们似乎都相信，美国参战本身就可以推动另外两个主要盟国转向更“民主”或者更“进步”，因为美国毋庸置疑是三大国中最强的一个。因此，“二战”的胜利就不仅是盟国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生活方式本身的胜利。战时，它在生产和武器上胜过它的敌人；而现在，按照它自己的想法改造它的敌人和盟友的时候到来了。
三、欧洲之外
美国之所以干涉第三世界，可谓创生美利坚合众国之初衷的一部分。当托马斯·杰斐逊针对北非沿海的海盗（按照美国人的观念，这是21世纪的恐怖分子的前身）采取干预措施时，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护美国商业，也在于推行美国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在向外部世界宣告：美国不惜在海外推行其意志。这一宣告后来在“门罗宣言”中成了针对拉丁美洲的一种教条。美国之所以如此宣告，其根源在于：在西欧列强建设的海外帝国与美国通过西进扩张和推行奴隶制度的双元进程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帝国或者“内部”帝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
尽管美国关于非欧洲人的话语有很多起源于殖民时期他们与美洲原住民的交往，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非欧洲世界相关主要镜像是围绕着美国境内曾经存在的奴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像一些历史学家那样，把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看成是美国之于外部事务的一种事后反应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在美国建国后第一个世纪里，非洲在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内外政策中均居于中心地位，而非洲人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间还更长。正是通过围绕奴隶制度的斗争，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中的很大部分才得以成型，而美国在20世纪所代表的那种自由样式也才得以界定。
从19世纪关于奴隶制的南方重建的冲突中，生发出了为20世纪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所用的两个关键镜像，即“解放”（emancipation）和“指导”（guidance）。解放，被用来指称消除奴隶制的根源，而这首先并非基于美国的经济需求，而是在于使奴隶制得以产生的那些社会的“愚昧、贫穷和恶习”。于是，这就提出了一种对大多数非欧洲农业社会的指控，也意味着一种判断，即只有变革这些社会的当前情势，才能防止奴隶制的再次出现。就此而言，“解放”就成了一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的全球议程，因为奴隶制在美国已经存在，而且被视为对自由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因为反奴隶制的美国北方人感到雇佣劳动力（经常被称为“雇佣奴隶”）和大规模移民威胁了他们自身的人身独立。
“指导”以及指导的对象即那些“受监护人”（ward）的概念，在内战之前和内战当中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镜像中是一个突出的要素，而且在重建时期成为关键的议题。由于他们的欲望，前奴隶们被认为是些不能对自己加以控制的人。所以，与新来的移民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同美国意识形态争夺影响力的新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的引诱，从而回到他们古老的、也更坏的“欠发达”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去。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重建的整个计划，以及非洲裔美国人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正好说明他们需要指导。在南方，白人精英通过政治暴力和恐怖剥夺黑人的权利。在北方，往往正是试图消除城市里的贫穷和罪恶的改革者击碎了黑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坚持要以非洲裔美国人顺应白人社会为他们最终“同化”的条件。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热切的改革愿望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关键，而且对美国的海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扩张。在19世纪中叶美国强行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之后，美国的传教士也扩展到这两个国家，而且不断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扩展。传教士在传播“现代性福音”——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消费主义——上作用巨大，但他们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方面却不那么成功。这让美国国内的信众深感困惑，即便传教士送回国内的报告夸大了他们所拯救的灵魂的数字。在20世纪前20年中，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异教的土著”（特别是对东亚人）对美国通过传教士所给予他们的一切“毫无感戴之情”。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古巴（美国在1898年的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随后又给予它被监护人式的半独立地位）的相关看法中，“不知感戴”和“浪费机会”的说法也是随处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评论家一再重复19世纪的一种论调，即拉丁美洲人不适合共和主义，但是他们又补充道，古巴的“民主”是从内部被颠覆的，而美国人本来已经在这个岛国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古巴等国的拉美领导人不仅没有汲取美国的经验，而且承袭了他们的前殖民统治者最恶劣的做法。他们就这样浪费了华盛顿提供给他们的自由和进步的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给即将赴任的使节们训话时说：“美国极少收获他人的感谢”，
这个世界很少感谢教师、医生和警察；而我们同时身兼这三种身份。但是他们可能最终会改变对美国的看法，会对美国怀有尊敬和爱戴——一个人回想起他青年时代的教师时，一个孩子回想起塑造了他的品格的父母时，油然而生的就是这种情感。
20世纪美国以殖民手段推行其发展模式的唯一对象是菲律宾。和古巴一样，菲律宾是在美西战争后被美国夺取的；但和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不同，这个东南亚群岛国家作为一个依附国被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对菲律宾的占领，让美国获得了一个尝试着将美国理念移植进入一个异质文化的机会。虽然菲律宾人最初对美国的殖民工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到20世纪30年代很多美国人已经确信：这个依附国里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进步，从而可以在10年内获得独立。在华盛顿，贸易保护主义者、“新政”改革派和财政保守派形成联盟，为非殖民化进程制订了一个时间表；当然，他们也都明确认为美国应该在这里保留其军事基地以及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式改革的一大胜利：它给一个从前对这样的未来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亚洲民族带来了“自由的新生”。.
也即，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日程是远在1945年（或者说1941年）之前就制订好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是新的机会和新的要求；华盛顿有很多人相信，作为主要的战胜国，美国获得了改造世界的机会。但是在美国循此而行时，战争中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大国苏联对美国的独特使命提出了挑战。在欧洲内部，美国的中心目标是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经济重建，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确保安全。这两项任务都是旨在对抗共产主义，随后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关键要素。
不过，构成后来美国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新方略的范本的，是对日本的改造。尽管美国的谋士们对应以多大的幅度改造日本没有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在基本方向上并无争议：只有使之变得更像美国，日本这个唯一的非欧洲军事和经济大国才能获得拯救。成功的关键不仅是重建日本的制度，而且要重新塑造“日本的头脑”。专门为驻日占领军放映的一部教育影片中称：“我们面临的问题存在于日本人的脑袋瓜当中。日本有7000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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