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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近作展示,配以名家精当点评,引领读者享受艺术大餐,了解艺术界实时动态。
2. 文人画评,学人翰墨……发掘名家 “跨界”行为,重现诗、文、书、画融合、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传统人文格局。
3. 倡导独立的艺术精神,发表有见地的观点,追求“出自我心”的真实与活力。
4. 纸张考究,印制精美,注重书画的呈现效果;文章可读性强:落实“图文并茂”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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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裤头师父”郭莽原
周矩敏呈现民国人物之“散淡人生”
周实谈流沙河与《书屋》
韩羽讲述穆涛、沈峻书札背后的故事
汪曾祺字如其人
丘挺的“猪仔”,南方的孩童,毕立伟的静物——三位青年画家的个性之作
马休、游若昕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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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许宏泉,字昉溪,别署和州、留云草堂主人。1963年生于安徽和县,现居北京。涉及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文学写作、绘画等。主编《边缘·艺术》《神州国光》《艺观》等刊物,著有《戴本孝》《黄宾虹》《寻找审美的眼睛》《留云集》《听雪集》《乡事十记》《燕山白话》《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醉眼优孟·画戏说戏》《边缘语录》《近三百年学人翰墨》等,出版《当代画史·许宏泉卷》《许宏泉花鸟画集》《新安纪游》《闲花野草》《分绿》《清影如许》《一棵树》等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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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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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物
郭莽园 文 许宏泉
品高而度远——读莽园的画 文 陈传席
裤头师父 文 方土
俯拾记忆 文 周矩敏
人欲淡画亦静 文 周矩敏
边缘·视点
傅雷眼里的张大千 文 张瑞田
跋阮元三十树梅花书屋记 文 张雷
两篇序言 文 许宏泉
编辑·档案
编辑档案(卷三)
看图·说话
样板戏 文·图 边小宝
边缘·写作
故人往事·流沙河先生 文 周实
书房画室·与韩羽谈文学 文 朱航满
画人随笔·书简一束(续七) 文 韩羽
老村随笔·谈点优雅 文·图 老村
诗歌·马休、游若昕诗选
学人·翰墨
汪曾祺 文 许宏泉
我们·关注
关注……文 许宏泉
猪的品格与智慧 文 卢新华
南方与斯芬克斯之谜 文彭锋
毕立伟的墙里墙外 文 赋思
高老庄 文·图 大乐
边缘·影像
任晓林·马街粉彩 文 和风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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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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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散淡人生”为主题以民国文人入画有近十载了,其间所绘成的布衣先生难计其数,这些同门的弟兄,如今不知都浪迹何处了?
2009 年我去加拿大,在多伦多一个华人开的中餐厅用餐,偶然发现一张美术辅导班招生的广告。从我笔下走出的布衣先生竟堂然驻立于青松下,在异国土地上也那样从容淡定,丝毫不见水土不服的倦意,相反小眼愈发炯炯有神,大有中华文化传播使者的风范!招贴是中英文书写,文字和图形设计在一起,竟也妥妥帖帖。细细品味:咖啡中悠悠地飘出了茶香。其实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先生很多,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梁实秋、梁启超、林语堂……他们都留过洋,通晓洋文,又有深厚的中国旧学功底,着装上也是忽儿布衫,忽儿西装,文言中掺杂着白话,白话中掺杂着英文。这是新文化复兴运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语体,影响悠久。而现在能用文言、白话、英文相间写文章
的人不多了。董桥先生是佼佼者,文章写得漂亮,但由于中文不达意而掺入英文,苦了不懂英文的读者,无疑,滞碍了阅读的快感。
以前是中国学人留洋,学习西方文哲理学的经验,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改革。而今,中国学人赴洋,传授中国文化,让天下人更了解中国。文化使者谓何人?不相知,却似曾相识。
以民国先生入画,初始的一点感觉日久生情般变为满怀情意。反而再画古人高士、释道人物就觉得浅白、太假。提笔间自觉或不自觉涌出的民国人物亲切而自然,没有刻意去追求身份证式的众生相,抓住几位典型,始终让他们在画面中优哉晃荡,像不求肖,就没有对号入座的嫌疑。反而在营造一种新的视觉语境时,丰富了意象空间。我作画,并无意去专门说事,兴至笔随,类似闲记式的文字随笔。叙事、状物、说理、寓意、寄情皆不刻意而为,构图也不拘传统章法,开合转承,随意而择。完全是在一种平和状态中,让情绪放松后的信手拈来,全无定律可循。记得,有人曾请教汪曾祺,写作该如何讲究结构,汪说:“随便。”一个文友不服了——我教了一辈子作文结构,你却说随便?汪先生便圆转其词道:“是苦心经营下的随便。”随便中不露经营痕迹,苦心后尽现信手的轻松,这是我想追求的技艺境界。
早期的画作以人物为主,稍后人物被引出庭堂踯躅于树木繁花中,现今完全游履于庭园山水间。亦景亦人,模糊了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界限,没有依循传统规矩走,仅凭自己的想象去编织理想中的家园。这是被诗化后能寄情的家园。
当然作者忘情,却不能苛求观者同感。当年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正言未启,自己先在讲台上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朗诵之,诵毕,连称“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其实诗人和画家一样,一旦入境,茕茕孑立,一莲一花皆自在,别人要理解个中味,也必须趋步渐进,随之熟悉、品味,再生发遐想。画与诗同,百嚼百味,一定要细究画中桃源今何在,就没意思了。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边讲边吸烟,一支接一支,一小时只讲了一句,全场仍为之陶醉,有时隐喻的玄虚比直白更增添诗意的空间。
人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经历,二是阅历。经历促生记忆,阅历累积经验。我没有直接经历,但有间接经历。建国初,民国的生活做派仍俯拾可见:文人尚有闲情找个园林雅集,书场夜夜爆满,剧院高挂着黑白明星照,茶馆跑堂的声声吆喝,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充斥着中外广告的月份牌……新中国一时难改变的旧时俗,我适时相遇。那时穿着打扮不是唐装,就是中山装;女人穿旗袍或列宁装,以烫长波浪发型为时髦。我们理发叫剃头,式样是三七开,或者是中分头,不留发际,光脑袋像扣着一只锅盖。大人抹上一点凡士林,吹理一下,簇新发亮,煞是风光。我们小孩只能用小喷壶喷上一些水,梳一下,发型最多保持十分钟左右,等干了、蹦跳一下,发型不见了,就剩一典型的马桶盖。儿时我外婆家有一只民国时期珐琅嵌银丝的座钟,每到准点,一个肩扛钟锤的报时人准时敲击,顺时针进出,依左循右,风雨不怠。我好奇报时人不工作时在做啥。一天趁大人不在,终于动手去揭秘,把报时人从门里硬是拽出来,但再也回不去了,从此,悠扬悦耳的钟声不再。这种记忆在以后的阅读经验中慢慢累积丰满,最终,引发出用图式语言唤回前尘印象的冲动。
我羡慕那些从民国江山走过来的人,那种带有老派风格的着装,中装,长衫,马褂,旗袍,素妆中总透出几份清气。(现在也有人穿,但属时装,味道远不及以前。)他们的雅兴和举止现时人是学不来的。那时,渊博温煦的能人多,三五知己怀才相遇,说金石,说考证,说轶闻,说掌故,话题散漫。表面上看,他们的闲聊天马行空,一议多题,内容也时时转换,飘移不定,但是,他们个个满腹经纶,长言短句皆复渊然,随便说说也能说出似杂著般的有趣事来。这种安然于后花园的闲情,这种超脱政治漩涡的淡然,正是民国文人十分小资的生活状态。尽管物质生活不及现时丰饶,但是,他们在品味人生时那种快活,那种透出机敏、闪耀灿烂的享受,那种浸淫书斋文化后洋溢出的丰泽,怎不让人羡慕,让人追怀。怀旧真好。吟旧不关风和月,是对纯粹文化回归的一种向往。
如今,民国风雨桥上行人稀,阑珊处的期盼渐行渐远,忽隐忽现。在街上真碰上一位蹒跚而至的民国遗老,恐怕也和文化记忆中的灿烂相去甚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学生从全国各地鱼贯而来,盛时有百人之多,如今这些文林长辈大多乘鹤西归,留下的也仿如旧时月色般冷寂。在日月换新天的当今,他们被边缘得恍如隔世了。当时的学生朱季海先生仍健在,现居苏州。每天端坐在双塔公园长廊尽头,春寒夏暑,一个人端杯茶无语静思。一个从旧时烟雨中信步而来的老人。他的《楚辞解故》被称为“学界天书”,研究楚文学的人本来就少,同辈人大多又走了,知音寥寥,独守孤寂。
往事如烟,同门贯耳的师兄不少,周作人,钱玄同,黄侃,朱希祖,鲁迅等。他们的学识被天下人推崇,他们的个性做派也成了当代名士的典范,丝毫不逊魏晋。刘师培,黄侃,章太炎,名士做派过了头,被称为民国文坛三“疯子”。所谓“疯子”,指言行举止有悖常理,名士愈“疯”愈能引起世人注目。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不骂不相识,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遂有了日后的师生缘。师生共“疯”,颠覆了传统的儒教礼仪,却丰满了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增添了无限乐趣。自古名士多风采,那些好玩的能忆可传的轶事趣闻,朱季海先生一定比后辈知晓更多。可他极少谈及,仿佛仍沉浸在旧学的语境中,非正道而不感兴趣。虽然他也看报,但终究难入时流。朱老其实是老派学究的典型,处世谨慎,行为端正,做学问十分顶真,和其他社会文人相比,世故相对简单。也因为他执著的学究气,他注定不能成为文坛时尚的弄潮儿。
民国属于三千年不遇之乱世,大批留洋回归的学人,掀东土西潮,推动了文化复兴变革运动,也使人文关系更趋复杂。民国文人依生存状态大可分为四类:院校文人,专职文人,拿政府奉禄的御用文人和乡绅私塾文人。当时正处改朝换代的动荡期,传统的文人品格开始分化。志向相近者纷纷聚拢。结社,结会,结盟,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热血者意气风发,为各自的政治理想倾力倾为。保守者,仍维护既往的礼法,做一个旧体制的守道者。而剩下的投机者则趋附权贵,唯利是图,有些人甚至丧失了文人的基本品格。乱世出英雄,英雄的浩气刺激了文人价值观的分化。天路漫漫,人各有志,各走各的。文人被沙场点兵直接涉政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文人属野逸者,他们恪守文人独立的品格,对参与时政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中庸姿态。没有庙堂的傲气,不沾草莽的匪气,他们是民国文人品格保持最为完整的群体。他们的集体品
格趋大同,谦和、散淡、斯文,但个性彼此却大相径庭,文人相轻之事时有发生。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主讲小学。陈焕章也在北大讲授小学。因学术观点不同,黄竟扬言要与陈“刀杖相决”。这种文人相轻引起的过激言词,连文坛巨匠鲁迅也难脱俗,他和林语堂因误解而经常互以尖酸犀利的语言各尽嘲讽之能。其实这都是文人过过嘴瘾的惯用方法。他们宁可失和而不相往来,但决不走极端。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公开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阅读民国文坛那些热热闹闹的轶事,你会发现所有的文人游戏都遵循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昨天报上还互相口诛笔伐批驳对方,今天却能在酒肆中言谈欢笑,他们诋毁对方看似不留情面,其实游戏文章的规矩彼此拿捏得极有分寸,在人格方面从不伤筋动骨。文人的胸中气象便是靠着这种公众的道德保障得以发扬的。
民国文坛终于静寂了。掸去岁月的浮尘,无论是名士还是“疯子”,反观他们,个个鲜活生动。尽管他们的才、学、品以及是是非非早已远离人们热议的中心,但是重拾记忆,其时其人就像一串裹着历史包浆的红檀珠,抚摸愈久,文化的光泽愈亮,—他们是真正的文化贵族。
怀揣怅惘回顾民国—能不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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