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新外交”的出现。Evan Medeiross Taylor Frave，“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3，Vol82，No6；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国际经济与政治》，20054。这不仅反映在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扩大，更体现为诸多外交新理念的产生与外交实践方式上的新变化。因而，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如何理解其对中国外交未来发展的影响，就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前沿性问题之一。
中国“新外交”的出现首先基于冷战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实力快速崛起这一重要经验事实。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其他大国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更是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推动着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向前发展。除此之外，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贡献不断增加，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认可和称赞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拓展，软权力因而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获得较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这一方面导致了国际和国内“中国崛起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加剧。
事实上，真正引发别国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对此，尽管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但是一些国家仍然不能确定这种表态的隐含意义到底是中国彻底接受国际规范、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立地成佛”，还是在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之后重新寻求变革国际秩序的“卧薪尝胆”。对此，作为对“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也出于自身在实力增长后对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内在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上进行了新的调适。
在理念层面上，诸多外交新理念的提出凸显了中国作为大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例如，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方面，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在发展方面，中国提出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新主张；在国际秩序观上，中国则提出了文明多样性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新理念，并将促进多极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外交立场写进了中共党代会报告等重要官方文件中；而关于自身的崛起，中国则相继进行了“做负责任大国”、坚持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等立场表述。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国际机制的实践上也都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主张通过大国合作维持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不仅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而在参与地区和国际机制上，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彻底抛弃了过去加入和参与国际机制的疑虑，不仅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军控、人权等国际多边机制当中，还对地区机制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成立、与东盟国家的“10+3”和“10+1”等合作机制的形成都包含着中国的巨大努力。此外，中国还对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国际危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尤其对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其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上的变化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于整个国际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其进行合理诠释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作者本人理论和知识水平有限，但是，在构思本项研究时，作者仍然试图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性尝试，以期为自己今后的学术生涯作出新的定位。
首先，本项研究捕捉中国外交最新时段的发展和转变，试图为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变化建立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当前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具体事件及与主要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少数对中国外交模式、特征的整体性研究又因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而具有一定的不适切性。鉴于此，本项研究以角色理论为视角，认为对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构成了1997—2006年间中国外交的主线，围绕此进行的理念建构和实践建构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而角色认知与角色实践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建构关系的存在则验证了这一分析的有效性。
其次，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对负责任大国界定尚不明确的情况，本项研究尝试提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根本内涵，即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主担当。同时，鉴于当前他国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认同尚不充分，以及角色建构过程中角色冲突的存在，本项研究尝试提出了中国未来角色建构的基本策略以及角色冲突的相应解决途径。
再次，在理论视角的选择上，本项研究尝试使用社会学理论的相关范式进行中国外交研究，并在角色理论与温特建构主义之间进行初步的理论整合，以确保角色理论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适用性。同时，本项研究还通过对中国外交实践个案的分析，论证了因果关系与建构关系并存的可能性，从而为当前理性主义理论与反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沟通增加了经验论据的积累。此外，本项研究还借鉴了组织社会学的相关分析模式，如利用理性选择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等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最后，在方法论上，针对当前中国外交研究方法贫乏，尤其是实证分析较弱的情况，本项研究尝试使用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对冷战后三次中共党代会报告、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重要的相关国际文件进行文本解读，并通过检索和分析外交部发言人言论数据库中的相关负责任指标，找出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与角色实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案例的运用验证了这一相关关系。但是，不可否认，本项研究的实证分析还只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未采取相关变量控制、数据加权处理等复杂形式，不过作者今后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时间有限，本项研究在研究设计、理论运用、数据分析和具体论证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本项研究对社会学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条件和方法应该做更深入的讨论；对角色认知和角色时间之间关系的分析应该朝因果关系论证方向努力，进行相关变量的控制；在数据分析上，则更适宜运用数据加权的方式，对中国不同国际责任的重要性加以区分。这些不足的存在给作者今后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角色理论就开始广泛应用于外交政策研究中，属于社会学理论用于外交政策分析的较早尝试。将角色理论用于外交政策研究可以体现其一定的理论优势，即其关于国家角色认知和外交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视角。
221角色理论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状况
角色理论自引入到外交政策研究中以来，至今已经积累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成果。赫尔斯蒂（KJHolsti）最初分析了国家角色认知和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国家的基本角色类型。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1970，pp233309.随后，沃克（Stephen GWalker）开始将角色理论全面地引入到外交政策研究中。他首先作了理论上的努力。他讨论了角色理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对沃尔兹（Kenneth Waltz）新现实主义的批判，找出一个分析外交政策的总体理论框架。“Role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Postscript to Waltz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Stephen G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6680.他还运用角色理论对外交言论与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规范与国家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外交政策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tephen G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威什（NBWish）则对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除以上学者的理论性探讨外，很多学者如赫尔曼Margaret GHermann、西蒙Sheldon WSimon等还利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案例验证了其关于角色设定和外交角色变迁之间关系的假设。Margaret GHermann，“Assessing the Foreign Policy Role Orientations of SubSaharan African Leaders，” Stephen GWalker and Sheldon W.Simon，“Role Set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outheast Asia，”in Stephen G.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在冷战结束后，角色理论凭借自身的社会学理论优势，对冷战后的国家外交行为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如格罗斯曼 Michael Grossman利用角色理论分析了前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领导人国家角色认知的转变所带来的外交政策的变化Michael Grossman，“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5，42，pp334351.；普雷斯特PLe Prestre对冷战后国家对自身角色的寻求进行了论述PLe Prestre，“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in PLe Prestre ed.，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ontreal：McGill and 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而特韦斯（H.Tewes）则用角色冲突的视角对德国扩大过程中外交政策的两难状况进行了分析HTewes，“Between Deepening and Widening：Role Conflicts in Germanys Enlargement Policy，”West European Politics，1998，212，pp117124.。
尽管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运用到外交政策研究中的角色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思路，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能力、资源状况等国内特性建构了国家角色认知，他者根据对角色地位的判断产生相应的期望，国家在自我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重影响下进行外交行为。
可以说，角色理论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时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它具有“描述、组织和解释的价值”，也适用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等不同层次的分析，能沟通层次分析法中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一国的国内资源、文化规范以及领导人对本国国家角色的认知等不同层次上的因素整合起来，对国家行为作出全面的分析。另一方面，角色理论也可以同时适用于“结构导向”和“过程导向”的分析，即它可以在特定角色结构框架下研究角色冲突、角色转换以及角色产生等不同过程。Stephen GWalker，“The Relevance of Role Theory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in Stephen G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2.
尽管角色理论为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是，正像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一样，坎贝尔Steven JCampbell曾指出，由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对角色和角色理论的定义难以形成一致，这使得角色理论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可能出现含义不清或不一致等问题。Steven JCampbell，“Role Theory，Foreign Policy Advisors，and USForeign Policymaking，”in ISA：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http：wwwciaonetorgisaisa3html.此外，由于角色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具有一整套可检验的理论逻辑假设TRSarbin and LAllenVernon，“Role Theory，”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ed.，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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