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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雷履泰、胡雪岩到马云，
从日升昌、宁波帮到腾讯、阿里巴巴……
全面记录中国民间金融跌宕成长的第一本书
让人民用自己的钱用得更便利！
《激荡三十年》作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鼎力推荐！
本书正在参与《第一财经》2014年度最佳金融书的评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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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雷履泰、盛宣怀、胡雪岩到马化腾、马云，从日升昌、宁波帮、到招商银行、平安集团、腾讯、阿里巴巴……中国民间金融不仅让人民使用资金更为便利和快捷，更刺激了商品经济以及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想读懂中国经济的变革，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民间金融的生长。
本书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百余年历史风云，梳理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从中挖掘出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赞颂它们在牟利的同时，坚守信誉、积极服务民众、扶持实体经济、力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并联手对抗外来的金融霸权的壮举。
但是，民间的“非理性”因子，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让中国民间金融逐渐由主体走向了边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如何给民间金融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空间，让民间金融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如何重新厘定民间金融于当今中国之意义，本书给予了自己客观和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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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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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出版人，知名青年新生态作家。现为蓝狮子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主编有青年书《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以及小说《媒体这个圈》《她比时尚寂寞》《无所适从的荷尔蒙》。如今致力于中国商帮以及城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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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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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让人民的钱“轻盈”起来
钱轻VS权重
自由市场启示录
儒商伦理下的“历史三峡”
平等、自由、开放：以互联网精神的名义
第一部分 民间崛起（1823-1905）
第一章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钱轻成就票号
“两权分离”法则
票号的治理
失落的“民间帝国”
“自救”失良机
第二章 “部分开放”下的“广东特区”
王权特许下的“贸易特区”
“口岸金融”崛起
买办：香山制造
从“不能露脸的小角色”，到大商人
盛世说危言
第三章 宁波帮，帮中国
向东是大海
西风东渐下的金融创新
从宁波到宁波路
他们才是资本家
抢占制高点
第二部分 夹缝突围（1905-1949）
第四章 晚清金融的自我救赎
狼来了
钱庄VS银行：先合作后附庸
中国要有自己的保险和银行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上）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下）
国家出手：从“户部”到“大清”
第五章 民营银行突进：江浙商人的银行大梦
以日为师
信成与四明——民营银行“试水”
“拨伊铜钿”办“兴业”
革命的“资金通道”
第六章 “南三北四”普惠前传
天子之津渡
“北四”合力
“大”时代下的“小”追求
民国亦见“普惠金融”
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第七章 “统制”下的独立气节
宋汉章们的说“不”史
信交狂热、废两改元及看得见的手
当“统制”成为习惯
民族大义：银行家仅剩的尊严
第三部分 浴火重生（1949-未来）
第八章 “计划”困境求生
潮商：世界“弄潮”
上海没落与香港崛起
资本：春去春又回
温州模式，及“地下”妖娆
第九章 市场倒逼“存量”改革
重启股市，建立资本市场
“招商”再造
“五道口”金融圈＆“92派”企业家
从民生再到“民营”
第十章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浪潮
驷“马”难追
钱包革命：从银票到支付“宝贝们”
掘“金”大数据
“央妈”去哪里：重新定义权重与钱轻
后记 从鲸鱼，却到鲶鱼；从藏富于民，再到融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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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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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是个不太平凡的一年，却没有人愿意怀念它。
这一年，2月云南大理地震；5月永昌府瘟疫大行，而旱灾、水灾、雹灾更是绵延全国，安徽春荒之后人食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得忙着对付天平天国起义，“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峒，败之；请购洋炮击贼。”“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江、瑞州，敕曾国籓拨兵剿之。”
然而，危机正是危险中所蕴含的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危险，而对这一年刚刚成立平遥同兴公镖局来说，它更像是个机会。
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成了明清两朝的合法货币，并成为本位币。交章纳税要靠白银，商业中的交易也要靠白银。《水浒传》里描述的好汉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同时，顺手就摸出几两碎银的场景，只有等到明朝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在明朝之前，铜币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才是真正的“金”。然而，到明朝中后期，因为适度地放开了海禁，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相继到来，为中国带来大量的白银。加上此时正值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征服美洲后，在墨西哥发现巨型银矿，同时期，日本本土也发现银矿，由于此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大量出口，中日、中欧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又为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这让中国的市场上，充斥了来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还有日本的“龙洋”。中国这个事实上的金银“贫国”，居然因为贸易成了“白银帝国”，这也让张首辅的改革成为了可能。
同时，也正因为洋钱的大量流入，民间产生了兑换银钱和铜钱的需求，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钱庄便在宁波应运而生。
除了需要兑换之外，白银还不是一个适合随身携带的货币，如果是大宗白银的交易，支付起来更是不方便。尤其是在战连祸接的中国，“露白”简直给自己招灾。这就需要有人帮助打点。于是，同兴公的机会来了。
作为镖局，同兴公要想成功，除了要善于抓机会之外，更要有“拳脚功夫”。拳上能打，脚下能走的镖局，才能顺利地帮助别人押金运银。无疑，同兴公有个很好的“领头人”，它的创办者王正清是个武术奇才，他的经历犹如成龙的电影似的，出身肯定贫寒，身体也肯定弱小，不是为仇家所迫，就是为生计，最后流落他乡，遍寻师傅而不着，最后却因其它机缘练成了一身的功夫。王正清大致就是这样的人，他先在北京以苦力轧面为业。期间，以粗壮轧面杆为枪，将武技训练巧妙运用于其中，可连送数百下。京人服其膂力，送绰号“面王”。日后，拜武术大师刘留为师，学武3年，进步很快。之后再拜刘留师兄贾殿魁为师。内外兼修，让王正清武艺大涨，更重要的是，他的师傅贾殿魁，曾在皇宫传授过道光皇帝武艺，这让他居然成了皇帝的同门师兄弟。出师之后，他先被江西道台朱文聘为教习，缉盗无数，声名大振。不过，在47岁的时候，他告别江湖，返回老家平遥，次年开办“同兴公”镖局。与祁县戴龙邦、文水李毓秀一起，并称“华北三杰”。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王树茂也尽得其真传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正是父子同心，同兴公成了镖局中的知名品牌。
它做得最响亮的一桩生意，就是为皇家押运现银。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前往西安，路经平遥，盘点现银93万两，这么大的数目，又适逢乱世，该交给谁呢？同兴公居然将这趟生意接了下来。随后，王家镖队一路上风尘仆仆，历经波折，日夜兼程，只半月余将银两送抵西安，分毫无差。慈禧太后当然很高兴，着赏王树茂一块题有“奉旨议叙”的匾额，至今还挂在旧址的门上。
这成了同兴公最大的风光，就连平遥当时著名的票号——日升昌也对其鼎礼有加。在王正清过七十大寿时，日升昌的第三代掌柜候殿选就以侄子的身份送给他的一块寿礼——一块铜制寿屏，上面刻有“南极星辉”四个字。
只是它的风光来得快，也去得快，1855年创立，1913年就宣告结业，之间不到一个甲子。它的没落，一方面源于自身押镖的成本很高，基本上是走一里路收一两银子，对客户来说挺不划算。另一方面，就是铁路兴起——1876年英国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运输铁路——淞沪铁路，其后唐胥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开通——这让“拳脚功夫”中的脚相形见绌，自此镖局从陆路押运货物的生意急转直下；还有就是洋枪洋炮的出现，在黑火药面前，“拳脚功夫”的拳再厉害也没法对抗，这让镖车和十八般兵器没了用武之地。但这些对镖局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它的致命一击，恰恰就是来自以日升昌为首的票号的兴起。早在1823年，平遥人雷履泰征得财东——达蒲李家其时的家长李大全的同意，将自己所在的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这一年，也成了中国票号的元年。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生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只要拿一张银票，就能在各地提取现银。
同兴公和日升昌共享了一段赚钱的好“时机”，但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能让银子变“轻”，也就是说用得更方便，更顺手，更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减小了交易成本的日升昌。这不像是友善地传承，更像是无奈地退让。
在今天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是同兴公的旧址，西大街则是日升昌的旧址。这两条街在古城的深处交汇而过，这让古城成了道径交互的花园。
站在十字路口，你似乎能亲眼看到，历史在这里轻巧地转了个弯。
让人民的钱“轻盈”起来
如果说日升昌成功的很大原因是在让钱变轻，那么，它的成功并非唯一。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这种成功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梳理中国的货币进化历程，你会发现它和世界上大多国家如出一辙，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中国的实物货币用得最多也最深入人心的，无疑是贝壳，因为从“买卖”的繁体字——買賣，从贝，就知道，没有贝，買賣根本都谈不上。用惯了钞票的现代人肯定想不到，今天拿来当装饰品的小物件，在过去是当钱在流通。就连贵族死后，都拿它作为陪葬品。曾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一度将商朝带向中兴的第二十三位君主武丁，在妇好去世后，十分悲痛，不仅有拜祭的隆礼，而且为其筑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这个位于今天河南安阳的巨大墓穴，在1976年被考古发现后，曾挖出有6680多枚贝币，这要是放在今天，应该是笔巨大的资产。如此对待妇好，武丁也的确是把她当“宝贝”了。不过，随着铜矿的开掘，以及青铜制造业的高度发达，到殷商后期，铜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流。相比较金银，铜这种贱金属易于获得，而且造价不太大，便于保存和携带。尽管在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已经开始使用黄金货币——爰金，但它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装饰品。到了魏晋南北朝，耗金量虽然很大，不过也主要用来铸造佛像及有关佛教器物。至于白银，“在汉代，除汉武帝与王莽时曾当作货币外，民间仅当作宝藏。”（1）直到明以前，铜币都是市场上真正的“宠儿”。即使白银在明清成了本位币，但因为相对白银使用方便，用铜铸造的制钱在市场上依旧受到热捧。到现在，很多人还记得鲁迅先生的笔下，孔乙己从自己破衣服口袋里排出几文大钱时的“气魄”。
这好在也只是几文大钱，破衣服口袋还能装得下。如果是几十文，几百文呢？前面说铜币便于保存和携带，那是相对而言。要是你手头上有个“十五贯”，又该怎么办？无疑，存放或者运输依旧成了问题，用麻袋装都是很辛苦。
相比较铜币还是主流货币的地区，四川人更苦闷，因为他们有段时期用的是铁钱，属于铁钱区。虽然铁和铜的重量相差不了多少，但郁闷的是，铁钱的面值要远远低于铜币，别人一枚铜币能搞定的事情，四川人往往需要十枚铁钱。曾经有人计算过，每千枚铁钱的重量，大钱是25斤，中钱是13斤，买一匹布需要铁钱两万，重500斤。有时，你想买匹布，就需要赶着马车拉上一车铁钱，才能顺利交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人民的智慧，为了解决这样使用获取资金的问题，在唐代就出现了飞钱，在宋朝时就出现了交子。
只是，它们能在唐宋时期相继出现，而不是以前的朝代，也少不了其时很特殊的社会环境——一个就是“铜荒”的出现导致铸币能力不足，二个是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以及宋代在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导致了金属货币流通不便，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自唐宋开始“提速”。正是在唐朝，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经济由上古逐渐转为中世的关键时期。首先，唐高祖李渊废除了自汉以来一直沿用的“五铢钱”，采用了并不用称量单位作为钱名的“通宝钱”（开元通宝），其次，他还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2）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市场的形成和扩大。长安城里的商业交易中心——东西两市就异常繁荣——我们所说的“东西”就由此而来。在这里，有各种华夏货物，西域特产。其中，很多留居长安的波斯人，就大多住在西市，几乎垄断了珠宝行业。相比北方，南方也不甘人后。尽管长安占据了首都的地位，聚敛了各种资源，但到唐中期，由于大批士绅与工匠南迁，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快速，到最后，国家的经济财政亦仰赖南方的补给，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这里的扬指的是扬州，而益则是成都。从这里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而这一地位，自唐朝开始就没有多少动摇。到了北宋，四川的税赋当中，工商业的税收更是超过了农业税，“这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是极不寻常的表现，反映出四川当时的商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3）
市场越发达，对钱的使用获取越敏感。这就是交子为什么会率先出现在四川，而不是外地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先说柜坊。它的产生就和唐代商人居住、存货、交易的邸店有关。唐代法律规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货物存放和沽卖合一甚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务对象是流动的商人。有文认为，由于商人运输钱帛不便，看到货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们也把钱币存在某家他们可以信任的邸店里，也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储存并支付钱币的柜坊就从邸店中分化出来了。而柜坊的“柜”，从字面上看，就是一种用于收藏的工具，通常作长方形，有盖子或有门，放在当时，自然是储存金钱的“必备良选”了。正因为它有存款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将它视作为银行在中国的雏形。不过到最后，柜坊更像是一种典当业，也就是你拿东西放到柜子里质押以获得金钱。中国宋元之际史学家、著述有《资治通鉴广注》的胡三省对此就有注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抵押所得的钱）之外，复还子钱（利息），谓之僦柜。”这是柜坊的又一称呼。其中僦为就音，租赁的意思。到了元代，“柜坊”的名字终于全部改头换面，被叫作“解库”、“解典铺”、“解典库”，明代则叫作“当铺”、“典铺”、“解铺”等，看不到“柜”的痕迹了。
如果说，柜坊解决了人民的存款、贷款问题，那么飞钱解决了人民的汇兑问题。说起飞钱，它其实并不是钱，更像是银行里的汇兑业务。
如果你手头上正好有大笔金钱，需要到外地做生意，或者春节带回老家，那么，你可以找相关地方政府设在京城的“进奏院”——这是官营的机构，或者，去找在京师和相关各地都有联号的富商——这是私办，在他们那里领上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目的地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再到相关各地去凭证提取现款。不过，你手持的凭证只能是一半，另一半是在“进奏院”或富商的手中，并由他们快递回相关各地，等你到达之后，拿这一半和另一半相互一合，谓之“合券”——只有这两半合得上，你才能最终拿到钱。但不管如何，这种方式都解决了你带钱回家或者外地交易的难题。那个时候，人民对汇兑业务并不熟悉，他们只凭借着自己的直接经验想象，钱并不携身，但到达外地之后却能取到钱，可不是它在暗中悄悄地飞了回来？只是今天的银行做这种业务时，需要你交上服务费，相反，你如果去“飞钱”的话，不仅不用掏这个钱，说不准那些官方或私营的机构，还要给你交钱。不是它们傻，或者是在做慈善事业，而是这里面的确有利可图。因为你从这边存钱再到那边取钱，中间一定会有个“时间差”的，不可能今天存明天取，有时因为交通不畅的原因，你从这边到那边，有可能会走上几个月，所以那些机构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差”，去做一些放贷的生意，让你的钱为他们所用。这样，既方便了你，又便宜了我。
这个“飞钱”虽然是汇兑业务，不过由这种汇兑业务而产生的凭证，也就是商业票据，却在一段时间作为货币在流转。形象地说，这种票据就像上家向你借钱后的欠条。如果你正好也欠下家的钱，而且下家催得紧，你尽可以拿上家打给你的欠条，来支付下家。这让这种票据有了货币的功能。不过，这种票据既非实物货币，也不是金属货币，更靠近信任货币了。所谓信任货币，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其次，从字面上看，这种货币必须是人民对它有信心。那么，既要独立发挥货币职能又要让人民对它有信心，最后就得需要有国家法律予以保障。这样看来，唐飞钱所产生的商业票据，在前两点上和信用货币相互吻合，但它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不面向普通消费者，而且其最终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所以“它又不是货币，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4）。只有交子，才让这三者合一。
交子的出现，恰恰是为了四川人民解决铁钱使用不便带来的苦恼。
其一开始是由成都的16家富商联合起来以自己的财富作为信用担保的。它用特种纸张印刷，铜板印刷，有版式，有图案，有花纹，有面额，有发行者鉴章，可以流通，可以转让，还可以从发行者那里兑现铜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交子不会成为废纸一张，但是富商的信用和国家的信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出了四川，交子未必有人认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交子就是一种开天辟地的革命，它让货币发现了从金属中解放的可能。到最后，连政府都觉得这是一项可行的大生意。1023年，宋仁宗天圣元年，宋朝政府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并在次年二月正式发行了“官交子”，不仅票面印刷精美，而且设定了最高发行限额，并建立了准备金制度，以四川的铁钱做准备金，每次36万贯，约为发行额的28%——正是得到了政府背书并纳入正式发行，让交子成了中国货币史上的里程碑，并开创了接下来的纸币时代。到1068年，王安石当政，为了富国强兵，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实行变法，除了用官府库银直接向农户借贷之外，“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5）
这在当时一度造成了中国纸币发行的高潮。到元朝时，纸币已经“大幅度”地走进了人民的生活。日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惊奇地发现，在东方的元帝国，大汗使用一种精心加工的纸片作为货币，这种纸张具有和金银一样的价值。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所有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可以说，和火药、指南针一样，纸币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大发明。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粗略地认为：一，正如票号之于白银，柜坊、飞钱之于铜币，交子之于铁钱，人民一直在追求让钱变得轻盈起来。这种努力贯穿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历史。它也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当人民能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更少交易成本地使用获取资金，用于生活，或者各种行业的扩大再生产，社会才会更安宁，中国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而民间活力也因此得到提振，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像1068年那样，由下而上倒逼国家改革。日后，谁能让钱变得更轻盈，谁就能成为市场上的真正赢家。它既意喻着过去，也指向未来。
二，不管是柜坊、飞钱、交子还是票号，它们都是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只要有这种需求的存在，它们的出现在所难免。哪怕它们头上压着重石，依旧会破土而出。随着由点到面，由面到规模，中国民间金融到明清时期出现了钱庄、票号，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能想象得到的了。
三，尽管唐代开国初期是个比较好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古代版本，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数千年来“国进民退”的整体现实。而商品经济再发达，也并不意味着它在封建王权所有制的治下一定会受到推崇，也并不足以改变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形态。这让中国民间金融的头上被压重石成为了很现实的可能。
人民想让钱变得轻盈起来，从来就不曾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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