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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作品集，既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意义。
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审思之作。作者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
这是一部颇具问题意识的人文随笔集。作者并不将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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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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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贤治先生最新出版的一部随笔、评论集。本书沿着作者一贯的路向，笔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诸领域。其中有重大事件的记述，有珍稀史料的钩沉；有社会世相的显影，有私人记忆的重现；有古今人物的素描，有中西书籍的评介。独上高楼，极目天涯，风云变幻，花树纷纭。作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往往借打通时空的限界，寻绎诸多事象的勾连。所以，即使各篇取材不同，形态各异，却因致力于追寻事物的本源，而在诗性的语言之下，展露出某种思想的深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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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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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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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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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
迫害与写作
告密、记忆及其他
关于欧洲的三本书
美国知识分子
《人文经典》序言
“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
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
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
审查制度与秘密阅读
西方的眼光，东方的故事
被禁锢的头脑
同在寒星下
米雪尔：比男人伟大
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
孤独的异邦人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
赫塔米勒：带手绢的作家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
重寻五四
九十年：中国文学一瞥
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
《中篇小说金库》前言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
读杜甫
秋风秋雨愁煞人
鲁迅：“捧杀”与“骂杀”
《圣地野百合》引言
纪念何满子先生
为陈实先生作
追忆与怀想
黑暗的书写者
游牧式写作
王者或草民
新乡土文学二题
《人间鲁迅》第四版后记
《漂泊者萧红》后记
《漂泊者萧红》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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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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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把集子编完，这才发觉，写下这些芜杂的文字，断续地竟然费去四五年时光。
温良的书桌，太平的市街，所见如是，日复一日，感觉自然变得迟钝起来，仿佛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似的。其实，在这期间，外面的世界变动太大。所谓“大气候”，冻雷轰鸣，风暴四起，雨雪如盖，而且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2008年，“进军华尔街”的喧哗声，犹如上世纪60年代“进军华盛顿”的回响，但是它已不复关涉民权问题，而是源自经济的震荡。两次运动规模浩大而又和平地进行，然后渐趋平复，为社会不同层面所吸收。“中东革命”不同。这是一场酷烈的、持久的斗争，发生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同一种最古老、最封闭、最坚固的文明内部。2011年春，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连波及数个国家，有如骨牌效应，一些铁腕人物相继应声倒下，或者逃亡，或者囚禁，或者暴亡。卡扎菲由一个叛逆者变成国家恐怖主义者，曾经制造过多起杀人事件，至今我还记得他脸上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穆巴拉克在埃及，如同卡扎菲在利
比亚一样，绝对统治了几十年，虎踞龙盘，想不到在一个早晨就完结了。我到过开罗，看见广场、街道和店铺到处都挂着穆巴拉克的画像，当时就立即想起我国“文革”时的景况。在革命中，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其中，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最突出的。戏剧性的是，取代穆巴拉克的穆尔西上台刚满一年，就又被震天的呼啸声所击倒。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在东欧，乌克兰于1991年剧变中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取得独立，2005年继发“橙色革命”，时隔八年后的今天，民众再次走上独立广场，坚持自由选择，结果把由他们原先选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抛出了基辅。伟大的戏剧在演出中。在幕布的后面，尽管不同国度、党派和势力的代理人，甚至混有幽灵穿梭往来其间，我确信，人民毕竟存在，而且是这个由手机、互联网以及传统的集会和街垒所搭筑的现代政治舞台的主角。
关于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近于“文学无用论”的演讲，其中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革命是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汇集，许多在书本中夹缠不清、晦暗难明的问题，例如自由、民主、主权等等，都可以从革命的实际变化中找到直接的生动的解释。继柏林墙坍毁之后，海外学者高调宣扬“告别革命”的理论，二十年来，响应者众。虽然，我曾多次作过公开的驳议或迂远的讽说，但是自觉没有力量。如今，革命接踵而至，不因有人“告别”而终结。于是想，远方的涛声与火光，不就是最雄辩的答词吗？何必喋喋乎哉！
集子中的文字，内容不外乎历史、政治、文化与文学，并非专谈革命，但是又不免有所牵涉。只要谈及新旧两个世纪，老实说，要逃避革命的话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书编定，已是午夜，四周静极。此时，忽然忆起唐人的一句诗“江声夜听潮”，便讨巧用来做书名，没有别的意思。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
当您母亲在世的时候，您大约会更多地想到您失去母亲的现在的日子；而现在，则会经常想起您从前有母亲的日子。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这个巴尔特不是那个巴尔特。
不是结构主义文论家，不是唯美主义散文家；除去他脸上的那些虚饰的学术油彩，我们看到，一位标榜“中性”著称的大学者，原来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孩。
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尔特的母亲辞世。翌日，他开始写作《哀痛日记》。其实，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只是搁在他办公桌上的一沓经由墨水笔和铅笔划过的小纸片，身后被人整理成书罢了。这是一部独特的书，但无疑也是最普通的书，它记录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之子的情感，母与子的关系，一个爱的丰盈与匮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是纯属于巴尔特的，一个吻，一束花，都非常个人化。但是，正如他说的，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过没有母亲的日子，所以，非“零度写作”的书中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成了亲切的暗示。
巴尔特对他的母亲使用了“圣洁”一词。
她20岁时结婚，22岁时生下巴尔特，23岁就因为战争而成了寡妇，一直活到84岁。可以说，她一生始终伴随着巴尔特，不但是巴尔特的生活的缔造者，而且是巴尔特的灵魂的养育者和庇护者。当年轻的巴尔特遭遇挫折而后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时，正是她，挽着儿子的臂膀步入就职讲演大厅。对于巴尔特的写作，她始终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在巴尔特的笔下，这是一位美丽、质朴、仁慈，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和高贵的自尊心的女性。对于他们母子两人的眷爱关系，《日记》里写道，那是深刻地、认真地、完全地结合到了一起的。当母亲活着的时候，巴尔特担心失去她而使自己处于神经官能症的状态之中；及至去世，他不能不成为自己的母亲，这时，已然无力承受孤独和虚无的重压。他一个劲儿使用灰色调，在纸片上这样涂写他的自画像：悲痛、温存、消沉、害怕，总之脆弱极了。
巴尔特常常哭泣。失去母亲以后，他有被遗弃感，觉得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他多次说到死。他想死，然而又想疯狂地活着。“在没有你所爱的人的情况下活着，是否意味着你远不如你所认为的那样爱他呢？”他无法回答。在生与死之间，他没有勇气选择。一种矛盾的、混乱的心绪支配着他。母亲的远去使他放弃了许多先前的想法和计划，但是有一点是固执的，就是无时不想着“回家”，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家里，他做饭，搞卫生，整理衣物，把东西摆放得跟从前一样；而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母亲的价值和家务经验进行的，他借此每天同母亲作平静的交流。他制造假象，复制过去，他不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他写道：
她生病期间住的房间，就是她故去时的房间，也是我现在就寝的房间。在她的床依靠过的墙壁上，我挂了一幅圣像（并不是因为信仰），我还总是把一些花放在桌子上。我最终不再想旅行了，为的是能够待在家里，为的是让那些花永远不会凋落。
典型的恋母情结。
其实，这是非常残酷的。时间无情地把真相一一撕毁给他看，就像他所说的，他“已无藏身之处”。自欺与自慰，到头来只剩下加倍的苦痛。1980年，也就是写作这部《日记》的次年，正值盛年的巴尔特，终于“自愿”随母而逝。
《日记》写作延续了将近两年，编者不曾说明何以顿然终止：是因绝望而放弃，抑或移情于另外更合适的载体？从文字看，两年间，他确实为往事所纠缠，挣扎于记忆之中而无力摆脱。作为学者在讲述何者为“中性”时，他指出，那是一种“躲避冲突，巧妙地摆脱的方式”，然而理论与实际脱节。他根本做不到。
他多次回忆下雪天曾经带给他的幸福，因为他可以无须上课而同母亲待在一起。他想起母亲不喜欢他老是围着黑色或灰色的围巾，要他的穿戴多一点色彩；想起生病时母亲的爱抚；而最常想起的，是母亲平日呼唤他的声音：“我的罗！我的罗！……”这个声音，像回旋曲一样时时出现，在《日记》中萦绕不散。
爱是一种柔弱而又刚硬无比的东西，它是超现实、超物质的，可以穿透生活的阻隔而直达梦境。巴尔特说梦是必然的。然而，他害怕噩梦，因为那里会出现母亲被折磨的情形。他对已发生的崩溃充满恐惧。
几乎任何小物件，光影或声响，都可以成为触媒，让巴尔特忆及母亲。褒曼的身影，舒曼的曲子，搽面香粉，夜间飞翔的燕子，一只带褶皱灯罩的灯，当然还有旧日的照片……它们全不相干，却因母亲曾经的存在而联系到了一起。有一次，巴尔特到甜品店买了一块松糕，小个子女售货员正在为顾客拿东西，说，好啦。他照顾母亲时，每送给她一样东西，都会这么说。母亲弥留之际，也曾于半昏迷半清醒中这样回应了他一声：好了。一切都那么清晰。巴尔特写道：“女售货员的这句话，一时使我热泪盈眶。我（回到隔音的家里）痛哭了好长时间。”
爱使人容易变得神经质。最难堪的是生病，而且是在母亲最关心的饮食方面得了病。消化道、呼吸道症状是日常性、连续性的，这就使得思念和悲伤成了巴尔特生命的组成部分，永远无法消除。
这个法兰西人除了诗人的敏感之外，毕竟还有着惟学者才有的抽象的本领。虽然情绪消失，悲伤犹存；他发现，哀痛就出现在相互眷爱的情感被重新撕裂的地方。眷爱的缺位其实含有抽象的性质，抽象可以与情绪相分离。这样，《日记》在情绪化记述中夹带着不少哲理性话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正由于巴尔特不断咬啮自己，反复体验着眷爱的撕裂之痛，缺位之痛，从而把对母亲的思念引向至深。既是逃避，又是追寻。这个由悖论的螺旋所制造的深度，就是巴尔特的所谓“抽象”。
《日记》从不同层面展示爱所可具有的形态，这些形态，又都是以“哀痛”为中心的。巴尔特特别提出一个“哀痛的度量”问题。就本质而言，他要说的是：
爱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为此，巴尔特变得越来越焦虑。
他把哀痛与悲伤分开，因为前者是封闭的，固定的，静止的，具有不连续特征。他害怕停顿。《日记》写到后来，他质疑自己，写的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而这，是不是意味着悲伤的减弱，爱已经被遗忘？
为了同忘却的痛苦做斗争，巴尔特认为，唯有把“哀痛的工作”、“梦想的工作”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意即投入写作。由于忘却是绝对的，无论何人，无论何时，都将很快没有痕迹，所以，“立碑”是重要的。在巴尔特看来，碑就是文字。而且，除了文字，这时他发现，自己再没有兴趣构筑任何新的东西了。
令人困惑的是，巴尔特不正是一直著述不辍的吗？难道此前的写作都不算写作，应当在背弃之列吗？我们不能确知他对于不同的文字形式的价值的评估，但写作就不再是过往的学术性写作，书中称作“计划”式写作，或“任务”式写作，而是任由生命诱导的写作。当他决心通过写作以摆脱重大危机的时候，首先，他想到的就是围绕母亲写一部书。他觉得应该而且有必要让世人认识他的母亲。他要写出母亲与贫困，她的奋斗，她的沮丧，她的勇气，——无疑地，这是一部无英雄姿态的英雄史诗。他的想法隐秘而固执。即使他说过连碑本身也并非永久不朽的圣物（这与一般学者的见识很不相同，学者讲究“永恒”），但他确信的是，立碑是一种行为，一种使人有所认识的主动行为。
然而，他并没有写下这样一部书。
他匆匆地跟随在母亲的后面走了。
《悲痛日记》成了他遗落世间的关于爱的唯一信物。
有人说，巴尔特的去世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在《日记》的最后部分已经暴露出若干痕迹。他确实为不曾为母亲写过一点什么而感到难过，但是，他已经陷入人生的最低潮：“隐隐沮丧，感觉受到攻击、威胁、烦扰，情绪失落，时日艰难，不堪重负，‘强制性劳动’等。”他深知，这是哀痛的经典机制。可怕的是，后来连最可靠的记忆也受到了影响，他不能不把所有这些同母亲去世一事联系起来。他承认说，他是“伤心的自私主义”，由于专注于母亲的爱，他变得冷漠，不复关心周围的世界。我们会因此责怪他说，由于情感来源过于单一，他把自己耽溺在这里面了。确实如此，他写道：“大海一样无边的哀伤——离开了海岸，便一望无际。写作已不再可能。”
《哀痛日记》是诚实的，挚爱的，充满人性的温暖。在最后的日子里，巴尔特背叛了学术理性而皈依了世俗情感。如果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就不必苛责他不爱广大的人类。能做到博爱固然可崇敬，倘若不能，爱一个人就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个人那里，巴尔特显得那么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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