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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技术、知识如何影响绘画 艺术实践，迄今依然是一个持续发酵的艺术史和视觉理论话题。自文艺复兴以来，暗箱、摄影、电影以及互联网的发明，不仅带来了新的感官体验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艺术自身的认知结构。然而，如果回到更多具体个例及其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其实并不普遍，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种互相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它们共享了同一个话语机制和认知方式的转变。换言之，绘画 艺术是否受摄影、暗箱、电影、网络等技术媒介（包括知识观念）的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各自所潜在或开启的对于现实与历史的体认本身，它不仅是独立的，自足的，也是共构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技术发明、知识观念与绘画 艺术一样，不再是依附于某种社会功能机制的某种工具，它自身便构成了一个主体。本辑专题“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即是围绕摄影、电影及声音等感官媒介方式的变化，意在探讨这一认知主体是如何构建和形成的。
本辑“当代档案”刊发了一组由费大为整理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刻度小组”实践的方案手稿、现场照片等，包括他与小组核心成员王鲁炎的一次对谈。熟悉“新刻度小组”工作方式的都知道，他们是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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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摄影进入中国
——观看之道、唯美倾向及其“物性”之辨析
摘要
本文认为，讨论摄影，其实是讨论其所涉及的观看之道。摄影本身是机器之眼，但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肉眼的观看。正因为如此，讨论摄影进入中国就成为一个问题，用以检视背后所呈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以及中国的独特回应。在这里，以郎静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式的回应很有代表性，其反摄影、反观看和反西方的高度一致，说明摄影并不是、而且现在也不会是单纯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化视觉现象，对其研究，就必然从审美分析而转身文化批判。
杨小彦，1957年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创意媒体设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硕士导师。
从“被砍头者”到“现代主体”的浮现
——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实践与影像策略
摘要
本文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为例来讨论影像实践与主体位置的嬗变。在启蒙／现代化的视野中，中国电影的叙述主体从人民再次变成“五四”时代的被砍头者，这种前现代的主体在20 世纪90 年代呈现为一种他者眼中的中国女人，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前现代主体开始转型为一种现代主体。这些主体想象分别对应着第五代的电影实验、20 世纪90 年代的商业片以及新世纪开启的国产大片等不同的影像策略。在这种重新浮现的被砍头者故事里，不仅渗透着20世纪50 - 70 年代作为抵抗者的主体想象，而且也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关。
张慧瑜，1980 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和文化研究。著有《视觉现代性》《影像书写》《墓碑与记忆》 《打开锈住的记忆》《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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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小彦
1957年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系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策展人，批评家。著述有《尚扬评传》、《篡图：作为初级历史的艺术批评》、《新中国摄影60年》等。
张慧瑜
198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国电影史和文化研究。著有《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等。
王东杰
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等。
费大为（FeiDawei）
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代策展人，批评家，1954年生于上海，现在巴黎和北京两地生活。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85新潮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九十年代后，他在国际上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展览，2002年到2008年他作为尤伦斯基金会主任，在中国创办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并策划了开幕展“''85新潮”。
王鲁炎
1956年出生于山东，在北京长大，于1970年代开始从事艺术创作，他是中国现当代艺术每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曾先后参加了群展:《星星画展》（北京，1979年）、《新刻度小组》（北京，1988-1995）、《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1989年）、《中国前卫艺术展（非常口）》（日本福冈，1991）年、《第二届亚太三年展》（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1996年）等。
岳鸿飞RobinPeckham
独立策展人、艺术界副主编、藝術新闻中文繁体版主编，1988年生于美国，现居香港和北京。2011年至2013年创办Saamlung空间并推出一系列艺术项目，曾为包括香港城市大学在内的多家机构组织及策划展览。2014年，他与凯伦·阿契KarenArchey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策划了展览“后网络艺术”。
沈揆一
1954年生。1989年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史系学习，获硕士、博士学位，及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後。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术史论与批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中国艺术和近代中日文化艺术交流，有关的著述有《世纪的危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中的传统与现代性》、《字义游戏》、《上海摩登》和《现代中国艺术》（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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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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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出版说明
008 编辑导语
专题论文
014 杨小彦 摄影进入中国
——观看之道、唯美倾向及其“物性”之辨析
030 张慧瑜 从“被砍头者”到“现代主体”的浮现
——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实践与影像策略
048 王东杰 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
当代档案
082 费大为 “新刻度小组”钩沉
150 你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费大为访王鲁炎
展览研究
162 岳鸿飞 亚洲的后网络：一种全球艺术的网络及路径
海外回译
206 安雅兰、沈揆一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艺术
——《现代中国艺术》第四章
234 章锐 评《现代中国艺术》
问题现场
244 视觉、技术与认知——龚剑、石青、鲁明军三人谈
288 思想与艺术——鲁明军笔访汪民安
292 鲁明军 制像术、艺术史与绘画
307 征稿启事
308 撰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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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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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思想家韩非曾记录下春秋时期晋国乐官师旷的一个故事，讨论了乐音与君主德行、国家兴亡的内在关联（《韩非子· 十过》）；西汉时期编纂的一些文献，也对声音、人心和政治的关系做了系统探讨。它们的一个共同结论是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 乐记》、 《史记· 乐书》）虽然把声音提到“政”（注意， 此与今日所言“政治”不同）的高度，但整体来看，中国传统给人留下的印象仍是长于“眼学”，短于“耳学”。南宋郑樵注意到， “华人”与“梵人”存在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别 ：前者“尚文”，后者“尚音”；“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以“音声之道”而论，华人不若梵人，君不见“梵僧咒雨则雨应，咒龙则龙见，顷刻之间，随声变化”；华僧则“虽学其声而无验”乎？1 明人王鏊几乎完全照抄了这个结论，并引申道：“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故“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华人从见入，故以识字为贤”。2在郑樵和王鏊这里，印度无疑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他者”角色：正是通过这面镜子，中国人才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特长与不足。东土对“声音之道”的探索，的确极大地受惠于佛学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印度文化，魏晋以降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例子。3 不过，在传统中国，来自印度的文化刺激毋宁只是补充性的，尽管在宋以后，尤其是清代，“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并未导致华夏文化基本特质的改变，“文字”或“眼学”仍是最主要的知识构成工具。就此而言，其影响力远不能与近代中国遭遇的另一个“西方文化”的冲击相比。19 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泰西文明的连续打击、诱使，在20 世纪初，中国文化发生了一场整体性和取向性的变革。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场“声音转向”。中国文化发生了一场整体性和取向性的变革。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场“声音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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