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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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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反思并厘清翻译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逻辑生成。指出新诗革命的物质条件首先在于现代（欧化）白话的生成，这种白话肇始于明末清初而非五四，且与传教士的翻译和写作有着极深的渊源；通过挖掘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宗教诗歌翻译，表明现代白话新诗可以回溯至19世纪中期，由此重新厘定中国新诗的起源；阐述了胡适白话诗歌及诗学理论的形成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重识“诗体大解放”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徐志摩新诗体制的输入与尝试是如何以翻译为媒介来进行，揭示诗人译者在西方诗学观照下中国新诗体的创造与美学回归；论证了闻一多的翻译、创作与其格律诗学的内涵、相互关系，揭橥其诗学与其唯美主义艺术诉求的关联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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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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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反思并厘清翻译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逻辑生成。指出新诗革命的物质条件首先在于现代（欧化）白话的生成，这种白话肇始于明末清初而非五四，且与传教士的翻译和写作有着极深的渊源；通过挖掘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宗教诗歌翻译，表明现代白话新诗可以回溯至19世纪中期，由此重新厘定中国新诗的起源；阐述了胡适白话诗歌及诗学理论的形成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重识“诗体大解放”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徐志摩新诗体制的输入与尝试是如何以翻译为媒介来进行，揭示诗人译者在西方诗学观照下中国新诗体的创造与美学回归；论证了闻一多的翻译、创作与其格律诗学的内涵、相互关系，揭橥其诗学与其唯美主义艺术诉求的关联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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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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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历明，湖南绥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双聘硕士生导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访问教授，研究兴趣为翻译学、文学翻译批评、中外文学关系，旁涉文艺学、文体学、音乐文学等，在《外国语》、Translation Quarterly、《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人民音乐》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翻译：作为复调的对话》（2006），译著一部，发表译文、诗歌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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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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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
第二章 现代（欧化）白话与西方传教士的事功 21
第三章 晚清的宗教翻译与新诗的现代性 82
第四章 胡适的翻译与五四“诗体大解放” 121
第五章 徐志摩的翻译与新诗体的繁荣 201
第六章 闻一多的译诗、作诗与格律诗学 263
参考文献 366
后记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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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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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徐志摩的翻译与新诗体的繁荣
如果说五四之前胡适的白话诗歌翻译与创作尝试开启了“诗体大解放”之门，那么，20 世纪20 年代以后，继起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等诗人则以其更丰富、多元的翻译与创作实践迎来了现代新诗体的繁荣。
就翻译对创作的影响而言，学界普遍关注并预设的是先有翻译作品的文字出版物，然后才谈得上对作家的创作形成何种影响。这对于那些只能依靠他人的翻译来了解、借鉴外国文学的作家来说，当然有其道理。然而，对于通晓外语的多数现代作家特别是诗人而言，情况却可能大异其趣，因为他们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而相辅相成的。戴望舒就是“一边翻译介
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他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望舒译诗的过程， 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其他如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冰心等诗
人都是如此。因此，很难在其翻译与创作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时间分界线。要在作者的翻译和创作之间寻找最直接的对应并不容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而且毫无必要。如果我们把翻译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仅理解为先有有形的出版物，然后才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就会过于片面失真，因为我们起码忽略了以下事实：其一，有些作家翻译过外国诗人的作品，并且其写作明显受其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版这种译作；其二，有些作者早就阅读并在心里翻译过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将阅读所得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但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形诸任何文字；其三，作者在创作受其影响之前就已经翻译，但在此之后才将早期的翻译交付出版。这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既不能以作家译作出版时间的先后来判断同一作家的创作有无受其影响的准绳，也不能仅凭作者有无相应译作问世来确定是否受原作的影响。
可见，翻译绝不止于正式发行的纸质出版物，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翻译。乔治斯坦纳认为， “当我们阅读或倾听一段过去的话语，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就是在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语言的翻译者”。斯皮瓦克也认同阅读就是翻译，而“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从而提出“作为阅读的翻译”以及“作为翻译的阅读”的观点。明乎此，我们论述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时，就不必拘泥于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其译作在时间上的在先性，其影响之来源的翻译也不必局限在有形的出版物。这样，我们在探究这些诗人的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时，才能有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关注到那些此前被忽略的事实。
新诗人群体中，他们几乎都有或长或短的海外求学经历，而且通晓外语。因此最了解中国的格律诗在文体形式、韵律节奏、意境结构等方面和外国诗歌的差别，知道自己之所短和他人之所长，从而择善而从，进而努力重建本土的传统。奚密就指出：“几乎所有现代汉诗的先锋人物都曾在国外（日本或欧美）受过教育。对他们来说，向其他文化传统寻找新的文学典范是很自然的事。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写实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思潮都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并激发起模仿和转化的热情，从词汇和语法到象征和典故，都有外来
影响或深或浅的痕迹。对现代汉诗来说，‘西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先进’、‘现代’的同义词， 并被视为主要的模式。”
“
借助外来影响，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在现代诗人的作者群中，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他们的写作与翻译几乎都是相辅相成，我们关注他们的诗作就必须了解他们的翻译。当然，他们的创作并不一定总是与他们的出版的译作相关，卞之琳就曾指出，徐志摩“对于外国诗的个人爱好，也不一定见于他自己的译诗选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们将集中探讨其翻译与创作在新诗体的建设与繁荣中的种种表现。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氏，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散文家。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读历史、经济、社会学，而非文学，在克拉克大学毕业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读硕士。为了追随罗素，“摆脱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的诱惑”，1920年秋来到英伦，殊不知罗素却早在1916年被剑桥大学除名，根本不在英国。徐志摩于是辗转到剑桥大学做特别生，在剑桥两年深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熏陶及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从此开始一段诗人的浪漫之旅。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 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其间，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 年赴欧洲，游历苏联、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1926 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对新诗艺术的发展多有影响。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游历英国、美国、日本、印度诸国。1930 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 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 月19 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不幸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
《落叶》《巴黎的鳞》、《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作）；日记《爱美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徐志摩的翻译与创作也是相辅相成的，翻译对其创作的启发与影响显而易见，并未脱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趋势。卞之琳指出，“中国新文学有自己产生的主观条件，当然也有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是催化剂。不从西方‘拿来’，不从西方‘借鉴’，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面貌”。不过，他认为，“‘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受西方诗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就是，通过翻译”。只要我们检视一下胡适、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甚至卞之琳本人的诗歌翻译与创造，就会知道，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本身就是双语读者，他们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就来自于直接的阅读和翻译（很多情况下并未诉诸出版的文字）。对于这些主要的现代诗人而言，直接的阅读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而其创作也同时影响到他们的翻译。他们在“创作中寓翻译，翻译中寓创作，论其创作倘不溯其翻译，揭其创作之论则往往难有所本”；“由于创作与翻译并举，他们既是西方影响的接受者，也是这种影响的转加者”。
自从徐志摩代表新月同仁在《晨报副刊诗镌》发愿“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就身体力行起来。 在徐志摩仅仅十余年（1921-1931）的诗歌写作中，其创作几乎与翻译完全同步，他的文体创制也许是最用心也最丰富的。朱自清说徐志摩最善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并且“尝试的体制最多”。这些都是以其翻译为媒介或参照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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