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宗教哲学不同于简单的宗教学或神学，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哲学形态。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站在自由批判的立场上，在自己的内在信念与直觉的基础上，借鉴哲学史和神学史的知识材料来阐发对世界和人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主要阐述和表达的不是宗教内部的信仰价值，而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论价值。正如洛斯基所言：“俄国宗教哲学不是经院哲学的重复，因为它能利用科学和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高度发展的认识论的所有成果。所以，应当说俄国宗教哲学是一种进步成果。”
［俄］H.O.洛斯基著：《俄国哲学史》，贾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页。众所周知，除了宗教哲学传统外，在俄国哲学里还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在西方世俗化思潮的影响下，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俄国获得广泛传播，最终在苏联时期获得胜利，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不过，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根源主要在西方，从一开始就与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对立。总之，只有宗教哲学才是俄国哲学最独特和最具民族特色的东西，是俄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最主要贡献。无论在俄罗斯本国还是在国外，人们今天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俄国的宗教哲学，因为这是俄国哲学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如果没有俄国宗教哲学，那么，俄国哲学不过是西方哲学的延续和模仿而已。索洛维约夫是19世纪俄国宗教哲学的集大成者，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特征和发展方向在他那里得以最终确立。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天才哲学家，具有多重身份：研究领域广泛的哲学家，充满激情和幻想的象征主义诗人，勇敢无畏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他终生未婚，曾经有过两次深情眷恋，但都以痛苦告终，但这不能够妨碍他对于性爱、婚姻家庭、人间大爱的真知灼见，写出深刻隽永的《爱的意义》这部社会哲学著作。在历史哲学著作《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篇讲话》中，他准确地预言了发生于20世纪的人类面临的毁灭性的世界战争，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他痴迷于通神术，曾经有过多次通神体验，与其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化身索菲亚进行会晤，他一心向善，资助他人，居无定所，家无恒产，甚至经常连御寒的衣物都没有，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又拥有公民的情感和行动，为捍卫人权和自由积极奔走，即使受到政治迫害也无怨无悔。海涅在描写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时，不无自豪地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德］海涅著：《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5页。由索洛维约夫所开创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及其由此所呼唤出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舍斯托夫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大概也只能以魔法方能解说。索洛维约夫力图站在世界哲学史和时代的高度来把握俄国的问题，同时又以俄国的方式感应到了时代的困境和命运。正是索洛维约夫使俄国哲学既具备了鲜明的民族性，又与世界哲学接上了轨，并且具有了现代气息。正是由于他，在世界哲学舞台上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从未引起过世人注意的俄罗斯哲学开始为世人瞩目。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ев，1853—1900年）是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诗人。1853年1月16日，索洛维约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具有虔诚信仰和浓厚学术氛围的家庭，他的父亲是19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米·索洛维约夫，他曾于1871—1877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索洛维约夫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对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和哲学解释的方法。其母波里克森娜·弗拉基米尔洛夫娜出身于一个古老的乌克兰家族，是18世纪乌克兰著名思想家格列高利·萨维奇·斯科沃洛达的后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是当时有名的历史小说家，妹妹是诗人。知识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其日后非凡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3年，索洛维约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而后在莫斯科神学院学习了一年，1874年以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者》通过彼得堡大学的硕士答辩并当选为莫斯科大学哲学教研室副教授。1875年到1876年，他利用假期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古典哲学，并到埃及旅行。1877年，他发表讲稿《三种力量》，同年迁居彼得堡，就职于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并在《人民教育部杂志》上连载《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1880年，索氏在彼得堡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的答辩，并留在彼得堡大学任教。1878—1881年，他开设了“神人类讲座”，听众众多，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名人。1881年，索洛维约夫因公开为参与谋杀沙皇的人辩护，而被禁止公开讲学和演讲，从此，他放弃了学院生涯，主要从事政论创作，如政治社会、教会政治、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致力于神权政治乌托邦理论的建立。1900年 1月8日，索洛维约夫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俄语和文学部文学类的通信院士。紧张的工作和无序的生活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900年7月31日，在莫斯科郊区的乌兹科耶，因健康恶化，年仅47岁的天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为犹太民族做完祈祷后，溘然长逝。索洛维约夫是“19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
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 М.:Сварог и К,1997.C.259.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俄国思想家，除列宁以外我们只知道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现在看起来，别林斯基等俄国思想家，真正的独创性并不多，因为他们都不过是德国哲学的学徒。与他们不同，索洛维约夫是对西方哲学真正作出深刻批判和扬弃的人。可以说，在近代俄国思想家中，只有索洛维约夫独创的哲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能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大家的哲学体系并列。就哲学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而言，索洛维约夫是俄国的骄傲。索洛维约夫留给俄罗斯的文化遗产是无法用他短暂的生命来度量的，他的思想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文化，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哲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俄罗斯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文学表达的，甚至依附于文学，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是将自己的哲学观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19世纪中叶，老一代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
基列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年），俄罗斯哲学家，斯拉夫主义者的代表。等人意识到哲学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主张，他们的哲学探索显示出俄罗斯思想的民族性，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与斯拉夫主义者和先前的俄国哲学家不同，索洛维约夫使俄国哲学结束了仅仅靠散文、随笔、札记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时代，有了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表现形式。索洛维约夫是一位职业哲学家，写下了大量专门的哲学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研究领域几乎包括了一般哲学的所有问题：认识论、形而上学、人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法学等。
索洛维约夫区别于同时代哲学家的显著特点是实现了广泛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学说。他反对理论学说的各执一端和抽象片面性，而从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与目的出发，追求完整知识，探索万物统一。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他是俄罗斯思想家中第一个尝试论证曾是哲学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综合法学理论的思想家。
Поляков,А. В.Естественно-прав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 С. СоловьеваПравоведение，1987.№.C. 93.在“万物统一”这一宗教原则和基础之上，索洛维约夫从公正的角度出发，与宗教忏悔、道德完善思想相联系来论及法的问题。这种从宗教世界观原则出发来对法及法现象进行解释的法哲学思想被俄罗斯学者称为“俄罗斯宗教道德法哲学”（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А.П. Альбов, Д.В.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В.П. Сальнико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ава.СПб.: Изд-в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1998，C.403.这一法哲学即通常意义上的俄罗斯传统法哲学。
索洛维约夫的法学思想在俄国法哲学史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被俄罗斯“复兴”自然法学派创建者之一的诺夫哥罗采夫
巴维尔·诺夫哥罗采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Новгородцев，1866—1924年），俄罗斯法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称为“法哲学卓越而又杰出的代表”。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 И. Идея права в философии Вл. Соловьева. http:relig-library.pstu.rumodules.php?name=282,2008年5月12日访问。在索洛维约夫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下，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诺夫哥罗采夫、特鲁别茨科伊、弗兰克、亚申克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开始不再从抽象的人类理性的角度，而是在与宗教意识的紧密联系中来研究法。其法是善的底线的思想、人权思想、国家的社会责任等思想都被20世纪的许多法哲学家所接受。
索洛维约夫的学说在其生前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然而在其去世后不久，在20世纪初的俄国，一批思想家在对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中，在寻求摆脱俄国社会和精神危机的出路时，又重新发现了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价值，他的生平和学说也因而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广泛传播。在俄国国内，十月革命后因思想文化专制而使索洛维约夫被简单否定和长期埋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在西方，研究者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颇为重视。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一些侨居国外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写了许多关于俄国哲学的著作，对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包括法哲学在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著作也引起了西方学者对索洛维约夫的极大兴趣。在西方的一些哲学文献中，索洛维约夫被与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克尔凯郭尔等这样一些大哲学家相提并论。但是与汗牛充栋的人们对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对索洛维约夫思想体系中丰富深邃的法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一直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索洛维约夫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俄罗斯、欧洲以及日本开始复兴并一直持续至今。
我国学术界对索洛维约夫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首先是一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中译本在我国相继出版，其中包括索洛维约夫的《爱的意义》、《西方哲学的危机》、《神人类讲座》、《俄罗斯思想》、《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俄罗斯和欧洲》等。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对索洛维约夫及其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其中不乏成果较为丰硕者如徐凤林、刘小枫、张百春、马寅卯、雷永生等。近年来还有硕士、博士论文对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
主要有：李丽:《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理论研究》，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潘明德：《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孙雄：《神人之际——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付明：《索洛维约夫宗教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劳家驹：《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理论及其意义》，贵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渐深渐广的态势。但非常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于索洛维约夫的法哲学思想，国内除了复旦大学杨心宇教授曾经在其编译的《早期俄罗斯法哲学思想简述》
［俄］弗·斯·涅尔谢相茨：“早期俄罗斯法哲学思想简述”，载杨心宇编译：《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635页。一文中有所提及之外，还没有人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
研究索洛维约夫的法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研究和领会索洛维约夫的法学思想是探索俄罗斯法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哲学思想奥秘的一把钥匙。当代俄罗斯学者已经掀起一股索洛维约夫哲学的研究热潮，他们不仅发现索氏是真正俄罗斯哲学的奠基人，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思想文化“白银时代”的重要开启者，追忆“白银时代”，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思想界甚至是世界文化史研究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价值及其意义已经超越俄国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在法哲学领域，受他的引导，“白银时代”一批法哲学家的研究进路发生转变。在“白银时代”文化灿烂的星空上，一大批熠熠闪光的名字，诸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诺夫哥罗采夫、维辛斯拉夫采夫、亚申克、伊里英等都与索洛维约夫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尽管他们的思想有不同倾向、分歧和争论，但实质上都是“从索洛维约夫学说中成长起来的俄国宗教法哲学思想这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杈”。思想的价值能超越时空。索洛维约夫的法哲学思想体现并包含了俄罗斯学者在那个特殊时代对法学理论中永恒命题的探索与研究，其中不乏某些真知灼见，这些对法学理论中根本问题的探索与追求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将与人类社会同在，永不过时。无疑，不深入研究、理解索洛维约夫的法学思想，不论是对于研究索洛维约夫本人的思想，还是对研究俄罗斯哲学发展史而言，都必将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与遗漏。
其次，索洛维约夫作为哲学权威，以东正教传统和信仰为支撑，在研究法的相关问题时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宽谱性的，并且给予了自己的原创性的解答，因而其法哲学观点值得关注。尽管其理论探索不可避免地有在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性和局限性，但是他追求崇高、抗击虚无的精神和勇气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索洛维约夫的法哲学观点是对法进行哲学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形式。每一个时代和民族都有自己探索真理的方式和走向真理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开放的世界，索洛维约夫对法的本质的独特体悟，对法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的哲学探究，也许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而且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近现代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想参照。
再次，索洛维约夫对于我们的意义并非仅仅限于知识增量，他为我们批判地反思西方的价值观，思考如何正确处理西方法律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所谓西方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是整个西方社会赖以存在的强大基石。它支撑了西方社会机制与秩序的建设并赋予西方社会发展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持了西方几百年的大发展，并始终保持着“西方压倒东方”的世界格局。中国和俄国都属于追赶型的后发展国家，必然和必须面临的艰难选择，即所谓的“Z”形运动，沃勒斯坦用以指边缘国家在接受或拒绝西方文化的两难选择中来回摇摆的矛盾状态。从西学东渐始，西方法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域开始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知识的累积不断地增加着我们的认知成本，法哲学亦是。是坚守自己的传统与领地，拒绝外来干扰，还是放弃自己的特色与西方接轨，或是半推半拒被动地等待变化，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中国法学界多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法学界深为关注并一直探讨的问题，历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深感忧虑，类似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亚·伊·赫尔岑曾经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也曾说过，我们今天碰到的难题有许多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并得到解决了。关键是我们要扩大视野，突破限制，寻找对我们有启迪的成功范例。索洛维约夫的尝试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在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时刻不忘结合本民族的法文化传统，为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为人类共同幸福的理想奋斗终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其研究进路值得关注。
最后，中国和俄罗斯过去有着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反映在法律制度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现在两国政治制度大不相同，但在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却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危机以及对于社会伦理和社会规范抱持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应地，在法哲学领域，面临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法，法的本质、内在基础和意义是什么，法和非法、公平和非公平的绝对标准是什么，如何调和法和道德之间的张力等这样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确立立法、司法活动的界限以及评价人的行为和关系，乃至明确法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目标的前提。索洛维约夫基于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刻理解，对于上述问题所做的理论分析在当代仍然有其适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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