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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分论政、原道、述史三编，选录章太炎毕生不同时期代表性论著。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先倡导革命、献身革命的志士仁人。论政部分，主要反映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如何用独树一帜的革命理论动员民众，如何认真探索革命后应建立什么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还反映了他如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参与护法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支持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原道部分选录的则是章太炎的哲学与宗教学方面的一部分作品。
为准确认识中国历史与现状，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章太炎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对长久维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尤为关注。述史部分选录了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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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太炎是其号。浙江余杭人。清末参加维新运动。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鼓吹革命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因反对袁世凯，1913年起为袁氏所禁锢，袁死后获释。后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战争。晚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而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鲁迅评价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代表作有《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文始》等。著述生前编为《章氏丛书》及其《续编》。
编者简介
姜义华，江苏扬州人。1939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新译礼记读本》、《章炳麟评传》等。合著有《史学导论》等。策划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主编《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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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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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论政
客帝匡谬
分镇匡谬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革命军》序
革命之道德
箴新党论
军人贵贱论
中华民国解
五论
国家论
《政府主义》序
驳神我宪政说
代议然否论
致留日满洲学生书
诛政党
《大共和日报》发刊辞
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
致临时大总统书
复北洋法政学堂教习今嘉幸井书
与副总统论政党
致袁世凯书
小过
大过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
答张季鸾问政书
致宋哲元电
答某书
原道
菌说
原人
原变
《社会学》自序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
俱分进化论
神论
建立宗教论
人我论
答铁铮
四惑论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原学
原道
辨性
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驳建立孔教议
齐物论释定本?释篇题
礼隆杀论
《菿汉微言》一则
述史
尊史
中国通史略例
征信论
信史
《社会通诠》商兑
原经
原儒
诸子学略说
尊荀
秦献记
商鞅
学变
清儒
订孔
秦政记
五朝学
通法
官统
官制索隐
五朝法律索隐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救学弊论
略论读史之法
历史之重要
邹容传
高先生传
俞先生传
孙诒让传
喻培伦传
焦达峰传
大总统黎公碑
黄季刚墓志铭
史量才墓志铭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菿汉昌言?区言
自述学术次第
章太炎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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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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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章太炎生平：独树风标的革命者，
继往开来的思想家
一童年与青年
章太炎，清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三十（即1869年1月12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改名炳麟，字枚叔。后以“太炎”知名于世。太炎二字，缘于倾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其字太冲）及顾炎武而取。他所使用的笔名、别名、别号还有“膏兰室主人”、“章绛”、“西狩”、“台湾旅客”、“穷荒孤客”、“菿汉阁主”等20多个。
章太炎出生之时，正值“同治中兴”。清王朝在倾其全力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后，借助于办“洋务”，使统治秩序渐次恢复。经历十多年战乱，全国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急待招徕户口开垦，人口膨胀与耕地有限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小农的普遍增加，永佃制在江南的推行，为农业和农村的复苏提供了契机。结果，清王朝深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被延缓了30多年。章太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章太炎的家庭，乾隆、嘉庆年间曾一度显于乡里。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家道急遽中落。他的父亲章濬曾做过杭州知府谭钟麟的幕僚，后返回余杭任县学训导，后因卷入仓前镇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革职闲居在家。仕途不利，章濬恬淡之中，常常又夹杂着一丝郁郁不得志的情绪。章太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能够较为安定地接受教育，而同清王朝及当时炙手可热的湘淮军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
章太炎4岁就学识字，7岁后从外祖父朱有虔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朴学基础教育和基本训练。朱有虔出身于海盐汉学世家，本人对汉学也很有修养，课读小外孙，非常尽心，使章太炎童稚时代便受到了朴学的正规启蒙。
11岁时，外祖父返回海盐，章太炎改由父亲亲自督教。章濬课以律诗及科举文字，3年后即命章太炎赴县城参加童子试。章太炎因患癫痫症未能终场。其后便废制义不为，专心研究文字音韵诸学。担任县学训导不久又中举的长兄章炳森对章太炎的学业非常关心，指导他刻苦攻读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一批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权威性著作；章太炎还通过仔细研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著作，得识如何充分运用文字音韵学知识诠释经文、疏解经义。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章太炎通读了汇集清代经学研究之大成的《学海堂经解》与《南菁书院经解》，共二千八百余卷，对清代朴学研究的成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1890年，章濬去世。章太炎离家至杭州入由俞樾主持的著名学府诂经精舍，埋首苦读近8年。章太炎师事俞樾，培养了研治群经和诸子的浓厚兴趣。他在精舍期间，还虚心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一批卓然成家的学者问学，在他们的影响下，从专门模拟秦汉文风转向崇尚魏晋文章，从只言片语的考订转向注重古今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研究。
就思想渊源而论，章太炎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视的是传统的史学与子学。《春秋左氏传》，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老子、庄子、荀子、韩非的著作，对他影响极深。这时，他也开始接触西方若干学说。从译成中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侯失勒《谈天》、雷侠尔《地学浅释》等书中，他接触到近代西方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细胞学说、物质构成的元素与粒子学说。从其他译书与刊物中，他还接触到外国历史与西方哲学、社会学。传统思想与西方这些学说推动了章太炎自具特色的学说见解的形成。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期间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膏兰室札记》。原稿分装4册，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成，以他读书著述的一方斗室名称题名。这是一部仿效《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的著作，以诠释考辨诸子著作为主，兼及经、史，其中一个重要特色，是运用了不少他当时所知的西学知识。
《春秋左传读》是章太炎精舍期间用力最勤撰成的一部50万字的著作，原题《春秋左传杂记》，共有900条，分作9卷，解释《左传》中文字、典章、名物，疏证《左传》体例、论旨，辨明《左传》作者、撰著与传授的过程。有清一代，专门研究《左传》的鸿篇巨制极少，章太炎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方法，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正当章太炎潜心著述之时，边陲警报迭起，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当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响起的时候，西子湖畔的宁静书斋便再也平静不下去了，章太炎的生活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从革政到革命
甲午战争失败，大片土地被割让，大笔赔款要支付，“洋务”竟不堪一击，“中兴”重新为危机所取代。章太炎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大群之将涣”的时代，他尽管只是一名“越之贱民”，生又羸弱，“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章太炎：《明独》，见《訄书》初刻本。。他针对现实重读史著与诸子著作，“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章太炎：《菿汉微言》，见浙江图书馆刊《章氏丛书》本第72页。。荀子法后王，尊荀也就必然注重研治西学。为此，他同主张尊崇孟子及法先王的老师俞樾产生了分歧。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发起建立上海强学会，团结南北之通人志士讲求新学。章太炎见到章程后，立即报名入会并捐款支持，这是他首次表示同发动公车上书、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
随着维新运动渐次开展，章太炎越来越不甘于“终日枯坐，与蟫鱼相对”章太炎：《救谭献书》（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日），上海图书馆收藏。。1897年初春，他欣然接受了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不顾俞樾的劝阻，离开了诂经精舍，到这家维新变法最重要的宣传中心参加编撰工作，发表了《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被谭嗣同称誉为“真巨子也”谭嗣同：《致汪康年、梁启超书》，见《谭嗣同全集》第三七一页。。但为时未久，他就因为不愿附和康有为尊孔设教的主张，同主持报馆工作的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生冲突，被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当众羞辱殴打。章太炎不愿因思想学术上的分歧导致政治上的分裂，为避免事态扩大，主动离开了时务报馆。
章太炎返回杭州，但没有返回诂经精舍。他起先着手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会因康有为威望受损而削弱共同致力的维新政治运动，接受了孙诒让的劝告，中止了这部书的写作。
为推动浙江维新变法运动，1897年6月，章太炎同宋恕、陈虬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兴浙会，要求以浙江历史上五位著名英雄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张煌言为楷模，振兴浙江，进而振兴中国与亚洲。他企图将兴浙会办成一个政治性团体，特别标榜奋勇抗击异族统治、积极规复华夏故鼎的历史人物，表明他已隐隐将振兴中国与维护清廷统治区别开来。《兴浙会章程》要求根据荀子法后王精神研究西方格致、政法诸学，对传统思想，以研治周礼、汉唐历史及管子、墨子之学为主，反映了章太炎这一时期治学的基本倾向。
兴浙会筹组未久，1897年8月初，章太炎又与宋恕、陈虬等创办了《经世报》，并试图使之成为兴浙会的机关刊物。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变法箴言》一文，比较系统地正面阐述了他对维新变法的见解。章太炎认为，应当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醉生梦死，无视国家深重危机，继续抱残守缺，骛心于教派之争；二是看改革之业过于轻易，“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他指出，前一种倾向将会使士气愈委靡、民志愈涣散，国家“求再亡、三亡而不可得”；而后一种倾向，以为借一纸法令，中国就能够立即开议院、立民主，那只能导致无政府状态泛滥，甚至域内抢攘、流血漂橹。就建立民主政治而言，他强调：“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为此，中国维新变法必须具有“趣死不顾”的决心，而又认真注意民众觉悟程度和新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准备走一条曲折之路。“憔悴竭思，斟酌西法，则而行之。”为促使民众觉悟，他主张在维新宣传与教育中“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分别不同对象，或重在“道今”，或“委蛇以道古”。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显示了章太炎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基本立场。
章太炎对清王朝率直的批评，特别是他经常流露出来的反满民族情绪，使兴浙会中的许多成员感到不安。他们要求修改《兴浙会章程》，改变兴浙会倾向，《经世报》一部分同仁也支持他们的要求。章太炎愤而退出兴浙会，并辞去《经世报》总撰述职务。
根据针对不同对象或倡导复兴故物、或径直介绍新知的方针，章太炎1897年8月与王仁俊一道创办了《实学报》，11月与恽积勋、董康等一同组织了译书公会，创办了《译书公会报》。在《实学报》上，章太炎发表了《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等一批比较儒学与诸子学短长的文章，用以论证诸子学说可以纠正儒学的偏颇，补充儒学的不足，引导治旧学者脱出儒学樊篱。译书公会的任务则是专门购求和译介欧美日本“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切用书籍，章太炎作为专任主管，负责确定会报的宗旨、选题、译文润色。
1897年冬，德军强占胶州湾，沙皇俄国军舰闯进旅顺港，一场以划分在华势力范围，进而肢解中国为目标的瓜分狂潮席卷而来。为了挫败德、俄等国的侵略阴谋，章太炎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建议外交上采取主动行动，利用将威海卫租借给日本，以及广泛聘用日本学者和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来中国，与日结成联盟，借日本之力抵制德、俄、英、法势力的扩张。“瓜分之形，皦如泰山”，如果继续消极应付，那就会束手待毙。参见章太炎：《上李太傅伯相书》，上海图书馆收藏。章太炎在信中还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志向，期望得到李鸿章的器重，但上书以后，如石沉大海，李鸿章对他的建议未予置理。
1898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章太炎，邀请他赴武昌担任即将创办的《正学报》主笔，并派幕僚钱徇至沪迎接。4月初，章太炎到达武昌，发现主持《正学报》创办事宜的是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他们企图利用章太炎反对建立孔教，把《正学报》办成一个反对康有为的刊物。正在这时，张之洞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作《劝学篇》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内篇鼓吹保国保教保种，外篇讨论引进西学西制，全书中心是效忠清廷。这一切，使章太炎深为失望。他为此同梁鼎芬等人发生多次正面冲突，在武昌只待了一个月，便乘舟东下。
章太炎返沪不久，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1898年7月26日，《时务报》奉旨改为官办，汪康年乘机改刊名为《昌言报》，并聘章太炎为主笔。章太炎密切关注着京中政局的发展。结局很快就出现了：慈禧发动军事政变，光绪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屠戮，腥风血雨笼罩了中国大地。章太炎对清王朝统治集团自我变革是否可能由来已久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悲愤地撰写了《祭维新六贤文》，痛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他还以“日本西狩祝予”的假名在《昌言报》上发表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对汉唐以来多次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并暗示康有为、谭嗣同等尽管被强加了各种罪名，但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其事虽不获平反于当时，而未尝不平反于后世”。
不久，章太炎被列名通缉。他在上海已立不住足，经亚东时报馆日本人安藤阳洲等介绍，1898年12月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
先前，章太炎尽管对清王朝深为不满，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较为和平的“革政”来达到改革的目标，避免采用激烈的革命手段。面对慈禧太后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和“六君子”的惨遭杀戮，他自白“至此亦悟无兵仿者之不能变政矣”章太炎：《致汪康年》（己亥正月初七日），上海图书馆收藏。。但是，对于是否只有革命一途，他心中尚存疑虑。在台北，他应聘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特约撰述，在该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揭露发动政变的元凶那拉氏及助纣为虐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罪恶，对逃避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表示积极声援。康、梁的政治见解这时对他仍有相当影响，特别是革命将引发内乱，导致列强干涉和瓜分危机的论点，成了他走向革命的严重障碍。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徨遽的状态下，他提出了“客帝”与“分镇”两项主张。
客帝一语，脱胎于古之客卿。章太炎认为，凭清王朝统治的种种罪恶，进行反满斗争的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一面有“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的外部威胁，另一面又有光绪皇帝椎胸啮臂以悔250年之过，并决心变革故法以御白人之侮的内在因素，不攘逐满人又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政治方略怎样才能统一起来呢？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光绪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主持实际政务，身份犹如向国外聘来佐理政务的客卿，而虚尊孔子为“中夏之共主”《客帝论》，见1899年3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清议报》第十五册（1899年5月20日出版）。又见《訄书》初刻本《客帝》；《訄书》修订本《客帝匡谬》。。这样，至尊的帝号归之于汉人，但又非实体；光绪皇帝可以变法，但他又只是一名权力较大的长官；反满与不攘逐满人两种要求便都可得到满足。
分镇，是在中央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全国分成6个大区，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由朝廷直接统辖，关陇并附以新疆、楚蜀并附以西藏、滇黔桂、闽粤、江浙等各以其督抚治理，行政署吏惟其所令，每年上交朝廷数十万贡银。“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章太炎：《分镇》，见《訄书》初刻本。
然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很快便粉碎了章太炎所精心设计的这两个方案，并使他对康有为等从期待转为深深的失望。对日本朝野较为深入的了解，也使他认识到先前寄期望于日本支持中国抗击西方各国是多么幼稚。
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章太炎在这里首先较为直接地尝到了亡国之民的滋味；因此，他对于日本治台政策经常猛加抨击。他终于无法在台继续待下去，决定赴日游历与考察一个短时期后即秘密回国。1899年6月，他到达日本，会见了梁启超，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唱维新的流亡者竟热衷于争名逐利，非常气愤，怒斥他们“蛣蜣思转丸，茅鸱惟啖肉；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章太炎：《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见《清议报》第二十八册。
1899年8月底，章太炎秘密返回上海，后为逃避清廷耳目，又潜回浙江。他一面将自己论学论政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訄书》编定付梓，一面寻找机会将自己提出的客帝与分镇方案付诸实施。1900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皇帝，立溥俊为帝。这一计划虽因各国驻华公使拒绝给予支持而搁浅，却将光绪的懦弱与毫无实力裸露于世。依靠这样的客帝来进行改革、抵御列强显然很荒唐。1900年夏，义和团控制北京，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宣战，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津京地区，南方各省督抚为安定列强之心，宣布“东南互保”。章太炎以为实施分镇方案时机已到，写信给两广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要他们“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章太炎：《庚子拳变与粤督书》，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二号。。但是，李鸿章却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继续效忠清廷。章太炎在《訄书》刻本上写下一段自责的批语，说上述客帝、分镇等主张都是“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訄书》（木刻本）章太炎手批本，上海图书馆藏。。随即，他又分别写了《客帝匡谬》与《分镇匡谬》，说明“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分镇属“借权之谋”，但事实已证明，“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这就表明：“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俱见《訄书》，东京翔鸾社1904年4月版“前录”。
正在这时，严复、容闳、唐才常等人联络在沪各方面人士于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建立中国议会，确定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文明之进化”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庚子七月初一日，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参加了成立会，对于唐才常等所坚持的起兵“勤王”的主张极为不满，为此，给中国议会专门写了一份说帖，强调“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若模棱两可，阴有所觊，徒托斗智斗力之辞，坐忘畏首畏尾之害，则国非吾国，民非吾民，虽保安全壤，仍与曾、胡之徒同符共轨”，并明确表示自己断然退出，以示抗议。参见《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及下述《解辫发说》、《来书（至孙中山书）》，俱见《中国旬报》第十九期。随即，8月3日，他又毅然剪去作为忠于清王朝标志的长辫，不再穿清朝服装。他并挥笔写了《解辫发说》，公开宣布同清王朝完全决裂；致书孙中山，表达了对他无限仰慕的情感和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他终于克服了所有疑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七被追捕，三年禁狱
章太炎第一次被通缉追捕，是在戊戌政变之后；第二次被追捕，是因为慈禧太后立溥俊为大阿哥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各省寓沪绅商1200多人急电北京反对逼迫光绪退位，章太炎也被经元善列名其中，慈禧太后恼羞成怒，下令缉捕经元善与其他列名者，章太炎不得不走避。1900年8月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事失败，清廷悬赏缉拿列名于中国议会与自立军的成员，章太炎第三次成为被指名追捕的要犯。相隔数月之后，事态有所缓和，他返回余杭乡里度岁。农历正月初一，他获悉追捕者即将到达，原来他又因《訄书》初刻本问世而第四次被缉拿。他在一座寺院中躲避了10多天，潜回上海，借住在朋友吴保初家中。
这时，章太炎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持的保皇主义，只反对慈禧太后而不反对整个清朝统治者，将中国革新强盛的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重新执掌朝政，已经成为妨碍人们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障碍。为了击破人们对光绪皇帝的幻想，章太炎撰写了《正仇满论》，发表于在东京出版的《国民报》第四期，论证包括光绪本人在内的整个满族统治者绝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权力、地位与既得利益，他们所有作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只有经过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者，中国才能真正变法，取得成功。这是近代中国公开正面批判保皇主义的第一篇论文。章太炎旗帜鲜明的反清革命宣传，使许多人感到惊骇，也使他面临第五次被缉捕的威胁。
为避开清廷耳目，章太炎经吴保初推荐，于1901年8月赴苏州到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东吴大学任教。在课堂上，章太炎照样抨击清朝内外政策，宣传反清革命。当时，俞樾已离开诂经精舍，移居苏州，章太炎特地去拜谒自己的老师。不料，俞樾竟给他一顿怒斥：“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谢本师》，见《民报》第九号。章太炎非常难过，因为老师竟如此不理解他，但他并没有就此丧气，相反，写下了《谢本师》，严词拒绝了俞樾加于他的罪名，表达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
1902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浙江巡抚任道镕等封疆大吏函电交错，密谋逮捕章太炎。章太炎虽然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却使统治者为之惊恐不已。又是一个农历正月初一，章太炎得到急电，知这一次追捕更急，在苏州、杭州、上海都已待不下去。2月下旬，他再次流亡日本。
这时，留日学生已从上次来日时的数十人增至600人。章太炎抵日之后，即同《国民报》的创办者秦力山等人每日聚会，讨论革命排满诸问题。他听说孙中山旅居横滨，即和秦力山专程往访，孙中山也每月数次来东京同他们讨论与革命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使留学生与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运动沟通起来。
1902年4月26日，是明末永历皇帝殉国242周年此处按中国旧历计算。——编者注。为了唤起人们仇恨清王朝的民族情绪，章太炎与秦力山等发起是日举行纪念会。清朝驻日公使要求日本当局制止，日本警吏驱散了赶来与会的数百名留学生。孙中山随即邀集章太炎、秦力山等于当天下午到横滨，使纪念会得以举行。孙中山任主席，章太炎宣读纪念词，这是一次将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集中到“排满”这个简明目标上来的政治示威。
这次章太炎在日本逗留了3个月。一有空，他就去书店，购买有关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新近出版的各种著作，热心了解各派观点，用以提高自己的学理水准。他深切地感到，极有必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旧的认识作一番清理，对新的认识作一番总结。为此，在得知追捕他的风声稍微减弱以后，他便潜行归国，着手修订《訄书》。
章太炎从革政转向革命，就已着手修订《訄书》。这次从日本返国后，更集中全力做这一工作。对初刻本最为不满的，一是在“尊荀”的名义下仍然承认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荀子的“法后王”解释成为师法孔子，无助于人们从传统思想，特别是传统儒学下解放出来；二是其中有不少继续散布对清王朝抱有幻想的文字，影响有待消除。此外，随着对国内外情况较多的了解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自身的演变，有大量新的认识、新的经验有待总结。为使《訄书》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宣传革命与探讨中国如何变革的理论著作，他推开了其他许多工作，历时半年多，
终于在1902年底、1903年初将《訄书》修订完毕，交日本东京翔鸾社于1904年4月铅印出版。《訄书》虽文字古奥，许多人句读为艰，但“风行一时”，“轰震海内”《章炳麟〈訄书〉再版已到》，见1904年10月16 日《警钟日报》。。1904年至1906年间，重印多次。
1903年初农历新年过后不久，章太炎为避免第七次缉拿，再次离开家乡，应蔡元培、蒋智由之邀，到上海爱国学社担任高级班国文教员。爱国学社系由南洋公学罢课风潮中集体退学的学生在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支持下开办，后又有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来沪参加。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陈独秀因强行割去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被迫回国，陈独秀返回安徽，邹容、张继则住进了爱国学社。章太炎与邹容、张继及从南京陆师学堂来的章士钊日日聚会，纵论天下大势，并约为兄弟，共同献身革命。他们除利用课堂积极宣传革命外，还假地张园安垲第演讲厅每周开会演说，进行反对清朝腐朽统治及反对法国插足广西、沙俄军队驻屯东北拒不撤走的鼓动。
革命不再是极少数人秘密的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它已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加剧了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时成了保皇主义反对革命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为了公开驳斥康有为提出的反对进行革命的论点，章太炎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论证进行以反满为直接目标的民族革命是势所必然，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皇帝赞成变法，自有其个人目的，即使他诚意革新，也抵敌不了满洲贵族整体的势力。所以，不推翻清王朝，便只能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至于革命者的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革命实践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和锻炼场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此信写成后，一边托人带至香港转寄新加坡交康有为本人，一边在沪以《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为名刊行，公之于世。一时间，上海市上人人争购，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时，年方19岁的邹容完成了《革命军》，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并成为震动朝野的雷霆之声。
1903年5月下旬，上海《苏报》主持者陈范倾向革命，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等为撰述。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等即以《苏报》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展开革命宣传，把《苏报》变成了上海革命派的喉舌。清廷当然不会容忍，一面令沿江沿海各督抚对革命志士要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一面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交涉，要求工部局出面查封设于租界之内的《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太炎闻讯后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他不愿再东躲西藏逃避了。6月30日上午，工部局巡捕到爱国学社搜查，他挺身而出，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被捕后，被关进总巡捕房。次日，邹容在他的感召下，到捕房自行投案。
章太炎与邹容等人被捕后，清廷即紧急同各国驻华公使交涉，要求引渡，由清廷法办。俄、美、法、德、比诸国支持清廷要求，英、日、意等国认为同意引渡将会损害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由租界当局自行审理。结果，在会审公廨公堂上，清廷竟以中国政府名义控告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章太炎、邹容等则声明他们根本不承认“野蛮政府”。他们被捕及受审，《苏报》被封，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报刊广泛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热切颂扬他们“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至斯深”嚣嚣：《怀人》，见1903年8月14日《民国日日报》。。“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男儿发大愿，公理终得明。”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见1904年8月10 日《警钟日报》。这一事件对扩大革命思潮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宣传的力量，而且在许多国家的议院、新闻界也引起了争执，使中国革命的风潮为世界所注目。1903年12月，在上海会审公廨开设了一个额外公堂，由上海县知县会同英国审判官等一道对章太炎等进行审判。12月24日，额外公堂判处章、邹二人永远监禁。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哗，领事团不得不宣布这一判决无效。1904年5月21日复审，宣布了清廷外务部和各国公使共同签署的判决书：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从被拘之日起算；监禁期内罚做苦工，期满逐出租界。断断续续迁延了近11个月的审判，实际上是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的。章、邹虽然给判了刑，他们的革命精神却鼓舞了人们更旺盛的斗志，所以，《警钟日报》发表社论，称章太炎等被判决为“中国国民之大纪念”1904年5月23日《警钟日报》。。
宣判以后，章太炎和邹容被移送到上海西牢关押，被指令从事敲碎石子的苦役。狱卒又经常任意凌辱他们，章太炎绝食7日抗议。其后，当狱卒再次向他们寻衅时，章太炎便回拳以报，为此，常被横施拳脚，被打得昏死过去，关入铁槛之中。这一切，使章太炎对西方文明监狱内部的黑暗有了极深的体验，并通过难友，加深了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由于他倔强抗争，加上中国教育会友人蔡元培等多方疏解，他与邹容终于改事裁缝、烹饪等役作，并获准在役作之余可以阅读佛典等书籍。
被关押期间，章太炎继续密切关注着狱外革命运动的发展。蔡元培每月入狱探视，章太炎从他那里了解到上海与江、浙革命志士正逐步组织起来并同会党建立了联系的情况，便积极推动他们联合组成光复会。因章太炎在狱中，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这并不妨碍章太炎在光复会中思想指导者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始，陶成章、李燮和继之。”章太炎：《光复军志序》，见《检论》卷九《大过》附录。
每日做工之外，章太炎专心研治《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唯识法相学的主要经论，自谓深有所获，他说：“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章太炎：《菿汉微言》，见浙江图书
馆刊
《章氏丛书》本第72页。这番经历，使章太炎思想学术的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此，佛学哲理成了他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
1905年3月，邹容在狱中突然病倒，狱长不让请医生诊治，病势渐渐沉重。4月3日，邹容被移至另外一室，不料夜半即暴卒于狱中。邹容在刑期将满之时骤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引起人们对章太炎境况的深切关注。租界监狱当局不敢继续虐待章太炎，改派他从事较轻的炊事役作。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同盟会总部特派代表从东京赶到上海迎候。当晚，章太炎即离开上海，再次赴日。
四主持《民报》，同谋光复
当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的时候，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已经将近一年，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庶务，机关报《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喉舌，同保皇党人喉舌《新民丛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人数已激增至八千余人的留学生多倾向革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民报》公开揭示的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等六大主义，已经广为传播，把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集合于一起。章太炎一到日本，便由孙毓筠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7月15日，由同盟会总部主持，两千多留日学生集会隆重欢迎章太炎的到来。根据总部要求，章太炎担任了《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
章太炎上任伊始，《新民丛报》便发表了《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要求与《民报》停止论战。梁启超为改变保皇派被动的处境，企图利用同章太炎过去的关系，乘章太炎接手主持《民报》之机，通过调停，使双方已夹杂有大量攻讦的论战停息下来。章太炎不赞成用辱骂代替义正词严的思想批判，但是，更不能容忍以各种似是而非的保皇主义理论混淆人们的视听，所以，不仅继续在《民报》大量篇幅刊登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张继、宋教仁等正面批驳梁启超与《新民丛报》的文章，而且亲自撰写和发表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及《驳神我宪政说》、《革命军约法问答》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评论，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针对保皇主义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种种论点加以廓清。他十分明确地将反满同反对强权、反对王权结合于一起，通过痛切揭露清王朝的罪恶打掉人们对清王朝及皇帝的幻想与效忠之心，并反复论证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系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人人自竞，为国御侮，其力正足以促使宗法社会熔解，因此，把民族主义硬说成宗法社会意识纯属无稽之谈。排满，也并不是消灭满人，这是推翻几百万人对几万万人的腐朽统治，让满人从寄生者变成生产者，提高其政治素质，届时他们便可以同汉人及其他民族享受一样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康有为等新党人物反对排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竞名死利，把自己的命运同清王朝联结到了一起，因此，他们与旧党相较，“挟术或殊，其志则非有高下也”章太炎：《箴新党论》，见《民报》第十号。。
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另一个注意的重点是革命与建国的方略。他同孙中山、黄兴每天聚在一起，经过反复讨论，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条件》、《军队之编制》、《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
布告》等14个文件，为同盟会成员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这时，他同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经常交往，并一道支持张继、刘师培等创建社会主义讲习会，出席讲演。这些交往，使他受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施蒂纳无政府个人主义及幸德秋水等“直接行动派”斗争方式很深影响。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度，批判资本主义下的伪民主、伪平等，对俄国虚无党人活动和暗杀活动的肯定，等等，都反映了
这种影响与章太炎建国方略和行动方式的思考关系非同一般的密切。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和张继主持时的《民报》相比，一个显著的新的特点，是把革命的变革范围扩大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正当同盟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之时，日本当局为了从清廷手中牟取中国东北更多权益，接受了清廷所提出的要求，不许孙中山继续居留于日本，开除了一批投身革命运动的留学生。日本朝野势力为了削弱中国革命队伍，还设法在同盟会内部挑起纠纷，制造分裂。由于清廷严令各省查禁《民报》，《民报》难以输入内地，销售量下降，经费出现了异常困难。章太炎为了撑持社务，朝治文章，暮营经费，应付日本警察，酬对社外来宾，有时一天只吃两个大饼。
1907年底至1908年春，章太炎因脑病发作，《民报》改由张继、陶成章先后任总编辑。1908年5月后，他身体复原，立即为《民报》撰稿，夏末继续接任总编辑。这时，他所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和《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否定中国民族革命的政治空谈上。他揭露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章太炎：《虏宪废疾》，见《民报》第二十四号。，立宪党人为虎作伥，“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见《民报》第十七号。。《新世纪》是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在巴黎创办，以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倡导排满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复仇主义、自私主义、反悖科学、有乖公理、不合进化、违反自然。他们置身实际斗争万里之外，高谈学理，在革命者中造成思想混乱。针对《新世纪》这些攻讦，章太炎写了《规〈新世纪〉》、《排满平议》、《四惑论》、《五无论》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论证《新世纪》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同样不可能消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全部矛盾，而以为中国目前应以无政府主义为奋斗目标，更是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情状。《新世纪》用从西方耳食而来的科学、公理等等时髦词汇来反对图谋切实解决现实苦难的行动纲领，貌似激进、彻底、高超，实际上是地道的清谈。
1907年至1908年间，国内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收回利权运动，反对列强强占中国铁路建筑权、矿山开采权。章太炎积极声援这一运动，努力使这一运动成为革命的同盟者。1907年11月10日，章太炎邀集在日本的江、浙两省人士与其他各省代表八百多人集会，要求江、浙绅商以自行断路、在省城罢市等办法保护沪杭甬路权。11月17日在豫晋秦陇协会发起的大会上，他再次倡导罢工、断路。1908年夏，山东人民为保护津浦路沿线矿产的主权而展开斗争，章太炎号召“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衍圣公曾以军乐迎德皇画像至其第），为林清、王伦，无为吕海寰”章太炎：《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见《民报》第二十四号。。
《民报》被人们视为“革命党之旗”，清廷屡次要求日本方面予以查禁。1908年美国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渗透，清政府加强了同美国的亲善关系。新上台的桂太郎内阁为了破坏清美外交格局，诱使清政府屈从日本对东北各项权益的要求，决定接受清廷要求，封禁《民报》和其他中国革命书刊。10月19日，日本警察总监龟井三郎签署了一份由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发布的命令，借口《民报简章》等违反了日本出版条例，勒令停止其发卖颁布。章太炎理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当局强加于《民报》的罪名，并三次致书平田东助，对日本当局的卑劣行径提出强烈抗议。他的抗争得到留日学生的广泛支持。日方为胁迫章太炎就范，派人到民报社放火、投毒，又通过玄洋社、黑龙会与同盟会有关人士出面劝说章太炎离开日本，还派人前来洽购《民报》，都未能达到目的。最后，东京地方裁判所悍然于11月和12月开庭，强行判决《民报》停刊，并判处章太炎罚款。
章太炎在《民报》被封禁后，力主将《民报》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继续出版，可是，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10年2月，章太炎与陶成章重建了光复会，分任会长、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识》出版机构为公开的对外联络机关。
光复会重建以后，实际工作由陶成章、李燮和等主持，章太炎把主要精力转向讲学和撰写学术性著作。白话的讲演记录陆续发表于《教育今语杂识》，许多学术论文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和黄侃主编的《学林》。1910年由秀光社出版了他的精心之作《国故论衡》和《齐物论释》。《国故论衡》上卷小学10篇，中卷文学7篇，下卷诸子学9篇。此书与《齐物论释》被评为“空前的著作”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新方言》、《文始》亦于此时修订完成。
五在建立民国的政治冲突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旋即纷纷响应。正在东京讲堂上拿佛学印证《庄子》的章太炎中断了自己的讲业，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并由他亲自起草，10月25日在东京发布了一份《中国革命宣言书》，以中国革命本部的名义，申明革命大义，劝诫清廷陆海军将士明辨是非，莫自外于人群而与义师争命，呼吁东西各国严守中立，认清“万国和平之的，系于中夏政治之修明；政治修明之期，依于民主立宪之成立”《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关于清国革命党员之件》。。同时，他还发表了一封《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的公开信，要他们警惕日本对华侵略野心，应欢迎革命成功，届时可以作为中国人民之一员，与各民族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见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见《革命逸史》第五集。。
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11月15日，章太炎返回五年半前离开的上海，被时论誉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章太炎返沪之时，正值仿效美国大陆会议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沪建立，在中央革命政权建立之前负责协调各地军政府行动的工作。章太炎立即同各省代表及黄兴、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一道，积极组织了进军江南重镇南京并攻克之的战役，派遣了援军西上帮助处在清军围攻之中的武昌军政府，紧张地筹备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与统一的军事统帅部，准备集结力量进行北伐。
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宣布反正与独立的各省区权力，或由革命党人掌握，或由原立宪党人、地方士绅与原督抚所把持，在许多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与行动都不一致。大批非常实际的具体事务放在革命党人面前，有待他们马上作出决定。章太炎希望能够把站在革命营垒一边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廷，特别是袁世凯掌握下的军事势力，宣布自己将尽力“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章炳麟致民立报书》，见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当时，他特别注意调节革命党人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及革命党人与原立宪党人之间的关系。返国时，江苏境内上海、吴淞、苏州、镇江、江北5都督并立，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为结束这一局面，章太炎劝告光复会成员、吴淞都督李燮和放弃都督一职，改称吴淞总司令，奉戴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时武昌军政府代表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程德全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大会，派遣马叙伦在沪具体进行，章太炎认为其势可用，便与程德全联名发表《为统一意见发起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宣言》，最终确定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联合会。为解决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中的各种争执，担心“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以一党组织政府致使“人心解体”，他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要求不再固守原同盟会、光复会的界限，广泛联合集合于革命军大纛下的所有各派力量，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参见章太炎：《致谭人凤电》，见1911年12月4日《神州日报》。章太炎这些举措和意见，受到原立宪党人，宣布反正的前清士绅、官员的欢迎，而深为陈其美等人所不满。当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原拟任命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即遭到各省代表会中一批同盟会代表的反对，终于作罢。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了成立大会，章太炎当选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张謇、蔡元培等为参议员。机关报《大共和日报》次日创刊，章太炎任社长。联合会总部与大共和日报社俱设于上海。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5日，南京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推荐，以一致票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章太炎起初力主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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