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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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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为多人合卷，其共同的交集点，即为晚清的妇女论述。因为晚清实为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发轫期，各种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活跃，并开启了此后无数论说与实践的先声。回到思想的原点，本编选取了在晚清妇女论述中最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四位思想者——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与何震——的文章编为一集，希望能够为读者返回历史现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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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金天翮（1873—1947），近代学者。早年热心新学，倾向革命。1902年起，在家乡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先后创办新式男、女学堂。1903年撰写的《女界钟》在晚清思想界影响巨大。
吕碧城（1883—1943），以女词人、动物保护主义者闻名于世，而在晚清的主要建树为女子教育。1904年，出任天津公立女学堂总教习，并在南北报刊发表多篇女学论述，引人注目。
秋瑾（1875—1907），近代女革命家，因组织浙江武装起义被杀。先在北京接触女学思潮，1904年留学日本后，转向民族革命。归国后，亦兼顾女子解放，创办《中国女报》以为倡导。
何震（1886—？），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业。1907年与丈夫刘师培赴日后，接受无政府主义，出面主编《天义报》，发表大量提倡“女界革命”与无政府革命的论说，以思想深刻独标一格。
编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晚清文人妇女观》（日译本名《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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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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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金天翮卷
女界钟
《女子世界》发刊词
吕碧城卷
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敬告中国女同胞
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
教育为立国之本
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
论上海宜设女学报及女学调查会
参观北京豫教女学堂演说
兴女学议
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
女子宜急结团体论
致篠檃君书
秋瑾卷
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警告我同胞
《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
致王时泽书
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
《中国女报》发刊辞
敬告姊妹们
［附录］大魂篇（黄公）
精卫石
何震卷
《天义报》广告
女子宣布书
公论三则
女子复仇论
陈君不浮追悼会演说稿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
《秋瑾诗词》后序
女子解放问题
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
女子非军备主义论
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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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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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册是多人合卷，其共同的交集点，即为晚清的妇女论述。因此，很明显，选入本卷的文章都关切这一主题，并不以呈现各人思想全貌为目标。而相关论著的时段仅限于晚清，则是由于在编者看来，晚清实为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发轫期，各种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活跃，并开启了此后无数论说与实践的先声。回到思想的原点，本编选取了在晚清妇女论述中最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四位思想者——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与何震——的文章编为一集，希望能够为读者返回历史现场提供帮助。
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
金天翮（1873—1947），原名懋基，后改名天羽，字松岑，号鹤望、鹤舫，别署爱自由者、金一、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金氏早年也曾考科举，但于研习旧学时，亦关注新学。1899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三年。参见吴新雷：《南菁书院的学术研究及其对文化界的贡献》，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22页。1902年，在同里创办新式学校同川学堂。参见赵承祖：《同川学堂与中国教育会》，见《吴江文史资料》，第16辑，112页，政协吴江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印，1998。次年，因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蔡招金前往，任会计。金因此常常往来两地，便在家乡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参见金天羽：《蔡冶民传》，见《天放楼诗文集》下册，10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柳亚子：《五十七年》，见《（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149、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并于是年加入兴中会。其革命思想，也以这几年最为高昂。1903年，先后出版《女界钟》及所译宫崎寅藏自述参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与薛凤昌合作），并为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撰稿，作《孽海花》小说前六回。1904年，刊行了据日本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译述的《自由血》。同年，又在同里创办明华女学校。入民国，历任江苏省议员、吴江县教育局局长、江南水利局局长、安徽通志馆编纂。1932年，在苏州参与组织国学会，与章太炎共同讲学。1936年，《皖志列传稿》印行。抗战初期，应聘为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1年上海沦陷后，返回苏州，于1947年1月病逝。民国后经历主要参考杨友仁：《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见金天翮：《女界钟》，108～1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著有诗文集多种，近年辑为《天放楼诗文集》出版。
《女界钟》是金天翮1903年6月底因“《苏报》案”发，从上海归乡后，“伤政党之憔悴，痛女界之沦胥”，“竭四星期之力”柳人权（柳亚子）：《后叙》，见金一：《女界钟》，95页，1904年再版。以下《女界钟》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注。完成的论著。此书作者署名“爱自由者金一”，卷首有林宗素、黄钧（菱舫）与杨锡纶（纫兰）三位女士所撰序，末有柳亚子写于“癸卯闰五月”的《后叙》。今可见两种早期版本，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上海爱国女学校发行的初版，以及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再版。由此也可窥见此书的写作背景。
爱国女学校由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10月创办于上海。参见宋培基、钱斌：《爱国女学成立时间考辨》，载《史林》，2006年第3期，77页。蒋智由任经理（即校长），不久因其赴日，会长蔡元培接任掌校。6月15日，蔡去青岛，两周后发生“《苏报》案”，章太炎遭拘捕，邹容投案。连带受影响的还有1902年5月在上海复刊的《女报》（1903年3月第2年第1期起改名《女学报》），主编陈撷芬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因此亦随父逃亡日本。该报虽在陈撷芬到达东京后，10月间勉力再出一期，但也就是尾声了。参见夏晓虹：《晚清两份〈女学报〉的前世今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28～32页。林宗素为《女界钟》作叙，署记为“癸卯六月”“叙于沪渎《女学报》馆”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见《女界钟》，3页。，应已是《女学报》即将在国内结束的日子。而金天翮写作之际，爱国女学校尚前途莫测，自然也让金氏忧心。幸好，该校终能坚持下来，《女界钟》初版即以之作为总发行所。并且，1904年1月，丁祖荫（号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也在上海创行，此刊显然以接续《女学报》在国内的事业为己任，其创办得到了金天翮的大力支持，发刊词即由金撰写。金天翮与《女子世界》的关系，可参看夏晓虹：《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女子世界〉研究》，初刊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收入个人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67～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在《女界钟》写作之前，可供作者汲引的相关女权思想资源，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01年4月7日，吴孟班（名长姬）在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拟上海女学会说》；1902年11月，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与《达尔文物竞篇》合为一册，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发行赵必振译、日本岩崎徂堂与三上寄凤〔风〕合著之《世界十二女杰》；大约3月，又有未署名作者编译的《世界十女杰》在日本出现据周作人癸卯三月十二日（1903年4月9日）日记：该日收到鲁迅“日本初五日函”，内开托人带来之书目，中有《世界十女杰》一册（鲁迅博物馆编：《周作人日记》，383～38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同年4月，马君武接力在梁启超于横滨主编的《新民丛报》第30号刊出《弥勒约翰之学说》第二节《女权说》，专门介绍了弥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女人压制论》（The Subjection of Women，今译为《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与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这些论说与译述的精华，都及时在《女界钟》得到运用。
《女界钟》的写作宗旨，在本为金天翮弟子、而谊兼师友的柳亚子所撰《后叙》中有明白揭示。柳转述“同志金君”之言曰：“此书内容，实含有Revolution之思想。”故在文末，柳亚子即着意称许：“金君之书，其女界黑暗狱之光线乎！其女界革命军之前驱乎！其女界爆裂丸之引电乎！”柳人权：《后叙》，见《女界钟》，95、96～97页。确信《女界钟》具有引发中国女界颠覆黑暗现实的革命意义。
其实，金天翮的“革命”思想，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女权革命”。这体现在他对新世纪总体趋势的判定上：
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56页。
尽管这个说法其来有自，日本新闻记者石川半山（名安次郎，1872—1925）1900年经由《清议报》的翻译，已将“男女之竞争，创于十九周年……实为二十周年一大关键也”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载《清议报》，第48册，1900年6月，“时论译录”4～5页。的意识传入中国；随后，吴孟班也根据“十九世纪之文明进化者，女权增进之世界也”的迹象，而预言“女权女学”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崛起的表征参见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载《中外日报》，1901年4月7日。。但《女界钟》的凸显“革命”，仍是其特出处。比较受其影响的柳亚子复述的“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倪寿芝：《黎里不缠足会缘起》，载《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70页。此文实由柳亚子执笔。，已分明可见。
金天翮强调“女权革命”，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女权之剥削，则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然而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出手腕，并死力以争已失之利权，不得则宁牺牲平和，以进于激烈之现象。”所以，他对“二十世纪女权革命之时代”的解说，正包含了暴力手段不可避免的含义：“夫欲求平和之权利，是欲诞育佳儿，而避分娩拆副之苦痛也，可乎哉？”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58、59～60页。而金氏毅然以提倡“女权革命”自任，正体现出其卓识与魄力。
《女界钟》全书因而是围绕“女权革命”展开论述。开篇的“小引”揭示其著述缘起，首先渲染欧洲白色人种快乐、自由的生活状态，而指认，此乃“十八、十九两世纪之间”，经历“十数革命大活剧”，争得“人人有自由权，人人归于平等”的结果。若追溯思想的根源，则“今日欧洲庄严璀烂、荼火锦绣之新世界”，实拜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黑智尔（黑格尔）、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学说之赐。如今这些学术思想“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至于中国”，男子已受其刺激，开始觉醒。金天翮因此发愿著《女界钟》，以使中国女同胞获闻“文明国自由民”之“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金一：《女界钟·小引》，11～12页。。
接下来的“绪论”，其思路也是由欧洲至中国。在欧洲，“女权之说，虽有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徒昌之”，“欧洲妇人，业已自出手腕，以与男子争已失之权利”，但学说尚遭反对，斗争亦未成功，不过，“女权之种子”已然落地发芽。很明显，《女界钟》此处的论说正是基于马君武的译介。而金天翮所谓“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2、13页。，既是源自马氏叙述约翰·弥勒女权说时所倡言，“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皆自“君民间”与“男女间”“二大革命来也”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0号，1903年4月，9页。，却又加以推演，令两大革命发生关联。其说日后再由丁祖荫引申，完整地表述为：
虽然，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初我（丁祖荫）：《女子家庭革命说》，载《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2页。
因此，女权革命实为民权革命的基础，应优先进行。
不过，金天翮其时在《女界钟》提出民权与女权相关性的话头，用意只在引出女子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国家由国民构成，而女性于其中的身份，则被特别标举为“国民之母”。其间自然有出于女性生殖能力的考量，但金氏对西方遗传学的兴趣，在此也起了作用：“夫个人之品性，虽由外界之风俗境遇，熏染刺激而化，亦自因内界之数十代遗传根性，酝酿陶铸而成。而根性之传，必离母以附子，阳施阴受，顿渐各殊。故国民无师，其所师则女子也。”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3～14页。尽管“女子为国民之母”之说导源于日本，而其言进入晚清语境，却显示出巨大的能量。金天翮嗣后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重复此论，便顺理成章地指出：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载《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页。
女性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的前途，这才是妇女议题重要性的根本所在，也是由金天翮开启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的命题此后不断在晚清回荡的原因。
既然女性为国民之母，企望其能“诞出新中国新人物”，“张女界之革命军”，“以唤醒深闺之妖梦”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4～15页。，则其人首先必定应为“新国民”。于是，中国的“女权革命”论述，在《女界钟》里，即具体落实为如何把身为“国民之母”的女性铸造成“新国民”的方法与步骤，而其关注的中心仍为女性的各种权利。并且，无论哪一种权利的获得，都是以自由反抗压制的结果。所谓“权利者，伴自由而生者也”，“压制去而后文明国自由民，出现于中国”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第三节“女子之品性”，63、30页。。这一过程，自然也充满了“革命”的意味。
按照马君武的概括，欧洲社会党人主张的女权包含五项内容，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与人民权（即公民权）。参见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0号，13～14页。出于晚清中国的现实，《女界钟》对此有所变通。第六节“女子之权利”中，将“今日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列举为六项，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其中第一项即教育权，第三、四项即经济权，最后一项即婚姻权。此外，所言“交友之权利”与“出入自由之权利”，纯属限于中国国情的特别应对之道，实际指向人身自由权，这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此六种权利，在欧洲女性为已然拥有，金天翮也认为中国女子“其可必得无疑也”，而且有可能以“无革命之苦痛”得到，否则将“以剑继之”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60～63页。。在此之外，《女界钟》又另立“女子参预政治”之专节，针对欧洲女性尚未获得的政治权与公民权在中国实现的前景作出推断。此权利之获得显然困难得多，将“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溅以泪”，“迸以血”，最终“血溢而助以剑，剑穷而持赠以爆裂丸与低列毒炮”，即非以“破坏之事”行之不可，却又是“为我同胞争权利、夺自由之灵咒也”金一：《女界钟》第七节“女子参预政治”，74～75页。。
从全书章目看，除第七节专论女子参政权，第八节“婚姻进化论”专述女子婚姻权，留给教育权的，似乎只有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最切题。但统观各篇，不难窥见，女子教育实为《女界钟》最关注的话题，各节所论都与之相关。如第二节论“女子之道德”，认为：“夫世界文明进步，则女子之教育，亦将随男子而异。读书入学、交友游历，皆女子所以长智识、增道德之具也。”第三节“女子之品性”，讨论女性受社会习俗影响而形成的群体风气与品格，所指斥的“缠足”、“装饰”、“迷信”与“拘束”四大障害，皆因“束缚于旧风气”而造成；同时又认定：“夫跳出旧风气，以改造新风气，则莫如游学欧美矣。”至于第四节金氏对“女子之能力”的诸般论述，更是基于“女子之能力，当以受教育与否为断”金一：《女界钟》第二节“女子之道德”、第三节“女子之品性”、第四节“女子之能力”，16、23～32、33页。的大前提。即使关于女子参政议政问题，所论也与教育密切相关。
金天翮之所以极为重视女子教育权，固然因为此为天赋人权之一，“且权利思想之发达，乃借读书以养成”，特许为“开宗明义之第一着也”。而更重要的是，在金氏看来，教育又不仅有助于女权意识的培植，实在也与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
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61、46页。
这才是《女界钟》特重教育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现实正是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普遍剥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也早已将国势的日就衰落归咎于此参见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载《时务报》，第23、25册，1897年4、5月。，金天翮的说法因此并非创见。其值得称许之处，是以女子教育隶属于国民教育。
这一国民教育首先是与“奴隶教育”相对立。金天翮将中国的教育一言以蔽之曰“奴隶”，而“女子者，奴之奴也，并奴隶之教育而亦不得闻”。由此造成国人尽为“直接之奴隶”与“间接双料之奴隶”，中国亦成为一即将亡国灭种的“奴隶世界”。金氏认为，“奴界不一，要皆自不自尊自立之教育而来”。于是，“救奴隶之方法”便应反其道而行之。而“只教成一自尊自立之人”，恰是英国国民教育自傲于他国教育的特色，与金天翮所指斥的日本女界之“纤靡卑屈”、女子教育之“蔑视女权”适相反对。以此，“游学欧美”便成为《女界钟》指出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的最上策，而告诫：“有东游者，但留心于学问、工艺，而无使女界恶风，随元规之尘而污人也。”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三节“女子之品性”，44～45、32、47、50页。
本着自尊自立的国民教育精神，《女界钟》为晚清女性设置的课程因而与男子相同，分为三个学年，包括国文（文法）、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算术、几何）、理化、英文、唱歌、体操、伦理学、心理学、图画、论理学（即逻辑学）、博物（即自然科学知识）、哲学大意、经济学大意、法律学大意、测绘等。参见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49页。此科目安排虽然与金天翮次年所办同里明华女学校的课表有出入，后者“三年卒业”的“普通学科”，“分国文、修身、初级历史、初级地理、初级物理、初级算学、小说、唱歌、体操科”《明华女学章程》，载《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69页。教授，但无论如何，二者与其他女学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即金氏已然指明的不设家政课。而其中实具深意。
对于排除家政的疑问，金天翮给出的回答是：“夫家政之为学，单纯而简捷，口讲手画，不三日而毕矣。”这当然指的是他在“女子之道德”中提及的“世俗所谓“家政”，米盐琐屑”，乃是“狭义”的家政。而金氏心中本有一“广义”的家政在：“吾之所谓‘家政’，自育儿、卫生至于经济、法律、用人、行政，荦荦数大端，隐然如国之雏形。”其意义正在于治家与治国的相通，在治理家政中，亦可训练治理国政的能力。上述课程中与柴米油盐等日常家务无关的各专门学科，因此大有用场：
故吾宁以经济、法律、哲学导其理想，而以理化、测绘致诸实行。若夫伦理者，实含有家政者也；历史、地理、算学者，普通之必要也；心理者，备教育之用也。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二节“女子之道德”，50、19～20页。
这自然是极为理想化的设计。即使不切实用，在其三年制的明华女学校教学中亦无法照搬，此说却显示出金天翮以女子的国民教育打破狭隘的家政教育范围的努力。
不过，这种表面上与男子相同的学习科目，其实并未消除性别的区分。所有课程均可归入金天翮所谓“广义”家政学，即为明证。而金氏对于女子的身份，更有“国民之母”的期待。除去与遗传根性相关的“胎教”，对“母仪”的推重也为题中之义。参见金一：《女界钟》第二节“女子之道德”，18～19页。同幼儿最为亲近的母亲，必然承担了黄钧序言中所说“幼稚之导师”黄钧：《黄菱舫女士序》，见《女界钟》，5页。其说实源自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参见夏晓虹：《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载《文史哲》，2007年第2期，92页。的责任。因此，“彼圣贤、帝王、英雄、侠义之成，非异人任，其成于贤母之手矣”，也让金天翮对女子在家庭中作为母亲的角色更为看重。论述“女子之能力”，虽然有多种长项，终不如其称说“有天造地设于中国今日之社会，曰教育”，最为中肯。金氏的完整表述是：
是故今日欲改良教育而无其术，且无其人。有其人则女子。夫以女子任教育，是有数宜：性格与小儿为近，一也；善诱，二也；不妄鞭扑而能共嬉戏，三也；其心沉细、不卤莽〈灭〉裂，四也；无登科中式之谬思想，恶气味，五也；程度不高，初级之形学、物理等学科，指授恰合，六也。有此六宜，故吾谓中国今日急宜设女子师范学校，业成而畀以全国之教育。无论男女小儿，不过十岁，不得付男子之手。金一：《女界钟》第二节“女子之道德”、第四节“女子之能力”，19、38、39页。
应该说明，此处对于女子学科程度的设想，与后文课表中尚有“中等理化”等更高层级的科目不同，故仅反映此时一般女学堂的教育水准；并且，规定女性为幼儿家庭教育唯一的实施者，尚未能免除传统社会施加于女子的性别角色成见。这些也不必多言。需要特别指出与关注的反而是，其说关乎“国民之母”理念的实现。
《女界钟》征引过一段被《世界十女杰》尊称为“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的傅蕚纱德夫人（Millicent G. Fawcett，今译福西特夫人，1847-1929）的名言：“女子者，文明之母也。凡处女子于万重压制之下，养成其奴隶根性既深，则全国民皆奴隶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矣。”《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见《世界十女杰》，32页，1903。《女界钟》所引略去开头两句。其实，此言很可能出于编译者的创造，却在晚清妇女论述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参见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43页。既然身为奴隶之奴隶的母亲只能诞育出奴隶子孙，故欲拯救中国，伸张女权、铸造“国民之母”便被寄予最大期望。在此意义上，金天翮才会把女子掌握幼儿教育权谓为“此吾提倡女权之最重要、最亲切之希望也”。女性应该具备的道德中，金氏也以“公德”为“无上者也”。而“公德者，爱国与救世是也”，二者于是理应成为“女子之本分”金一：《女界钟》第四节“女子之能力”、第二节“女子之道德”，39、21页。。
经过金天翮设计的新式教育的培训，毕业女子的“学成之用”，在他构想中亦有四种出路：蒙学教员、幼稚园保姆、管理学校与游学欧美。游学归来，前途则更为宽广，“彼中之政党、国会、医业、辩护、新闻记者，我同胞其择之可也”。至于其“应办之事”，则为“女子教育会”、“妇人谈话会”、“实业试验会”、“美术学会”、“女子运动会”、“女学生同盟会”与“预备议政会”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三节：“女子之品性”，50～51、32、51页。。其为女性设想的职业与团体，尽管确实以初级教育为主，不脱“国民之母”的身份期待，但最具新意的还是有关女子参政的部分。
在《女界钟》里，金天翮已敏锐地指出：“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只是，当年即使是被视为先进的欧美“文明国”，女性也尚未获得选举权，故在中国提出此问题显得为时过早，无怪金氏亦有“今吾中国女子其致力于求学之问题，且无言议政”的担心。不过，金天翮的坚持在于：“然则虽国会、政党、选举、代议之不行，我同胞其不可不预备。”因为，“吾以为天下事特患无实行之资格”，“有议政之资格，则议政亦可以成矣”。此未雨绸缪的预备功夫，正如其所言：“夫巾帼而欲含有新造中华之资格，舍教育其仍无由。”也即是说，只有经由包含了哲学、经济、法律诸科目的女子新教育，才可养成“能造未来之新国民”金一：《女界钟》第七节“女子参预政治”、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66、67、64、48、70页。。在这里，教育仍然是关键的一环，女子的参政能力也要依托新教育培养。
留学欧美的女子则因亲身领受了西方国家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新风尚，更为金天翮寄以参与组建政党与国会的厚望，而“预备议政会”正为其预演预习。必须佩服金天翮目光远大，准确把握了世界潮流的趋向，他毅然宣称：“总之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愿吾同胞亦死不瞑！”金氏更进而预言：
女子而参预政治乎，是可决矣。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金一：《女界钟》第七节“女子参预政治”，75、76页。
这一对于女权充分实现美好前景的激情描绘，确使其人有资格获得林宗素所谓“金君诚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也”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见《女界钟》，2页。的赞誉。
在“结论”中，金天翮也概括表达了其理想中的“女权革命”进程：
而如其急起也，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金一：《女界钟》第九节“结论”，93页。
此中，“自由”、“平权”为“新国民”的禀赋，男女两性之间应是共同合作的关系，女性先从教育入手，将包括自身在内的女子与男子均铸造成为合格的“新国民”，最终则施展其参政权，与男性一同创建出“新中国”的“新政府”，这才是“女权革命”所要达致的目标。而这一切的实现，关键在于女性。于是，金氏热切呼唤“善女子”以中外女杰为典范《女界钟》的说法是：“善女子，誓为缇萦，誓为木兰，誓为聂姊、庞娥，誓为海曲吕母，誓为冯嫽，誓为荀瓘〔灌〕、虞母、梁夫人、秦良玉，誓为越女、红线、聂隐娘。善女子，誓为批茶，誓为娜丁格尔，誓为傅蕚纱德夫人、苏秦〔泰〕流夫人，誓为马尼他、玛利侬、贞德、韦露、苏菲亚。此皆我女子之师也。”所举外国女性，多半出自《世界十二女杰》与《世界十女杰》二书。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27页。，晋升为“新国民”，并最终归结到“汝之地位国民之母之地位也，吾国民望之久矣”，女性作为重塑国民身体与精神的母体，在此获得了最高的礼赞。全书便是在“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的赞颂声中结束，从而将“女权革命”的意想融注全篇。
可以说，《女界钟》集聚了金天翮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其以“女权革命”为中心关怀，依据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况，将其在中国的“革命”区分为两个阶段，即今日急应恢复的教育、经济、婚姻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以及更上一层、有待稍后实现的参政权与公民权。凭借女权的全面实现，完成与男性共同建设“新政府”的使命。实际上，这是期望将西方国家18、19与20世纪的女权革命思想成果移植到中国，在20世纪内一并实现。而要完成这一连贯的革命，金氏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新式教育，把女性铸造成为“新国民”，女性因此可以其“国民之母”的诞育能力，保证“新中国”的肌体健康。用金天翮随后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的表述，其要义在于“振兴女学、提倡女权”，女性尽为“二十世纪女国民”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载《女子世界》，第1期，2、1页。。
吕碧城的个人完足“女学”论
吕碧城（1883—1943），原名贤锡，一名兰清，字遁天，后改字明因、圣因，号碧城，法号宝莲，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岐任山西学政时，出生于太原。早年曾许婚汪姓。十三岁，因父病逝，二兄先亡，族人争产，汪氏退婚。嗣后，碧城亦随母移就外家，继赴天津，依时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的舅父严凤笙（朗轩）居住读书。参见王忠和：《吕碧城传》，4、1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904年，与舅父冲突而出走，得《大公报》主人英华（敛之）欣赏，邀居报馆，并开始发表诗文作品，名动一时。在英氏等官绅帮助下，其兴办女学之志亦如愿以偿。当年11月，由其出任总教习的天津公立女学堂（后改称“北洋女子公学”）开学；直到1911年7月并入北洋女师范学堂曹桂方、张玉钟主编：《河北师范大学志（1906-1995）》，6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其间吕始终主持校务。辛亥革命后，吕碧城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并移居沪、港。192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游学，1922年归国。1926至1933年，又由美至欧洲多国游历，在巴黎、日内瓦、柏林均有较长时间逗留。其间，于1929年5月，赴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次年皈依佛教。1935年后居香港，亦曾游欧，最终病逝港岛东莲觉苑。著作有《信芳集》、《吕碧城集》、《欧美之光》、《晓珠词》等。有关吕碧城生平，参见李保民：《吕碧城年谱》，见《吕碧城词笺注》，566～5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从吕碧城的经历看，其1904年初得大名，即在《大公报》连载《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21日。，后一直执掌北洋女子公学，因此，在晚清的女子教育拓建上影响卓著。这也使她此期的诸般论说集注于女学，并以之为基点生发开去。而其论述散布在天津、北京与上海多家报刊，尤其是晚清重要的女报，如丁祖荫主编的《女子世界》、秋瑾主持的《中国女报》以及燕斌创办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都曾刊载过吕文。因此，讨论晚清的女权思潮，吕碧城也是不能绕过的人物。
吕碧城第一次与世人相见的作品，乃是发表于1904年5月10日《大公报》上的《满江红·感怀》。此作与其后来绮丽婉约的词风迥然不同，而是激越慷慨，喷薄直出。上片为：“晦黯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按：法国圣女贞德的译音）。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此时，尽管上海已先后出现《女报》、《女子世界》、《女界钟》、《世界十二女杰》等书刊，但在北方，高唱“女权”的女子尚属罕见。故吕氏的面世第一声，即因志向高远，而被许为“女中豪杰”、“裙钗伴中，得未曾有”碧城女史《感怀·调寄满江红》、洁清女史（英淑仲）识语，载《大公报》，1904年5月10日。此识语应为英敛之假托夫人之名而写。。
初出茅庐的吕碧城，已对新学界中流行的话题多有关注。其“女权”说即带有卢梭“天赋人权”理论的鲜明印记。她以“夫此身者，为天所赋，完全自由之身也”以及“天之生人，未尝不各与一完全之形体也”，证明人生来是平等的。而“权利者，遂其生之要素也”，则是从保障个体生命的意义看待权利，因此，权利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并且，“权者，人身运动之大机关也”，“无权，则身为木偶”，“是天赋之形体，已不能为己有焉”，实际等于生命的丧失。让吕氏深感痛心的是：
乃中国之民，同生于公众之世界，同具个人之形体，忽严划为两界。男子得享人类之权利，女子则否，只为男子之附庸，抑之制之，为玩弄之具，为奴隶之用。……造其驯伏之性，夺其自主之权。
而依据上述对于“人权”（包括“女权”）的讨论：“夫夺人自主之权，即阻人运动之机；阻人运动之机，即断人求生之道。”既然女权沦丧等同于生命的被剥夺，收复女权自然具有十足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吕碧城于是向女界大声疾呼，“各唤醒酣梦，振刷精神”，“以复自主之权利，完天赋之原理而后已”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
而吕碧城的呼唤女权本是为了救国，这在其第一篇报刊论说文《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已明白道出：“殊不知女权之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所谓“虐权”，正是指压制女性的男权。其《满江红》词中所愤恨的“幽与闭，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也是其曾经身历的痛苦遭遇。一旦超越个人的感受，则打破礼法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在吕氏看来，即可达致男女“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四百兆之种族，合力以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的宏大目标。
不过，在吕碧城那里，有关“女权”的论述大体均与“女学”合一。《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先已倡言：“惟愿此后合君民男女，皆发深省，协力以图自强。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同上。随后，吕氏又专门写作了《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一文，指认：“夫女权一事，在外国则为旧例，在中国则属创举；外国则视为公理，中国则视为背逆。”故女权要在中国实现，所遇阻力绝大，吕氏甚至指为“较创国家、夺疆土为尤难”。文章于是激励“我女流必人人皆视为应尽之责任，宁冒万死而不辞”。而其对于前途的预测，亦以反语设辞：“所谓‘胜则王侯，败则贼寇’，遭后世之唾骂，反不若今日之不兴此女学、不倡此女权之为妙也。”吕碧城：《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载《大公报》，1904年6月13日。在豪壮决绝的宣言中，“女权”仍关联着“女学”。
当然，“女权”与“女学”的关合，最重要的是二者均为救国所必需。故曰：倡兴女权，“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以“合群力以争于全球”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不过，出于吕碧城自身的体验，女子教育又被置于更优先的地位。其论说有《教育为立国之本》一题，已可见此意。文中反复申说：“故学校者，教育之地，人才所出之渊薮也。凡国家欲求存立，必以兴学校、隆教育为根本。”“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枢纽也。先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始能运转自由，操纵如意。”“故今日中国者，欲求富强之根本，非兴学校、为普通强迫教育不可。”碧城：《教育为立国之本》，载《大公报》，1904年6月18日。此中所说的“教育”，已然包含了“女学”。但如更进一步，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排位，吕碧城又将“女学”视为重中之重，明确指出：“夫强国之道，固以兴学为本源。而女学尤为根本之根本，源头之源头。”吕碧城：《论上海宜设女学报及女学调查会》，原刊《时报》，录自《教育杂志》，第12期，1905年9月，33页。
女学之所以具有唯此为大的重要性，固然因占国民一半的女性长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能独立谋生，造成了国力的衰弱。此即吕碧城所言：“吾国人数号四百兆，女学不兴，已废其半。不宁唯是，彼二百兆之男子，被家室牵累，颓丧其志，相率沦于困苦之境，而迫成卑鄙苟且之行为者，莫不因以一人而兼养数人之故也。”吕碧城：《参观北京豫教女学堂演说》，载《中华报》，第412册，1906年2月12日。这一论述听来相当熟悉，实则取自梁启超1897年所作之《变法通议·论女学》，梁也由此得出“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的结论。此外，梁氏关于“母教”的论说，显然也给吕碧城留下了深刻印象：“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载《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3页。此意转化为吕氏的说法，便是：
盖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材为首务。岂知生材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乎？缘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基。若女学不兴，虽通国遍立学堂，如无根之木，卒鲜实效。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
女学以此成为中国教育的根基。而吕说比梁文推进一步的是，其原本已纳入“倡女权”的思路中，故女性掌握了家庭启蒙教育权，也成为“女权”具有合法正当性的实证。
与此同时，金天翮等人“国民之母”论说的影响亦逐渐显现。“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载《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79页。，已经从词语的沿用昭示出思想的承接。由此，女子所教育的对象也不只是子女，更是未来的国民。吕碧城于此曾反复申说，正面言之为：“就此四百兆之民而论，其已长成者居其半，其尚未成人者亦居其半。此半部分之国民，孰不由妇人之手熏陶而养育之？则女学之兴顾可缓哉？”批判性的意见是：“故吾国民格之卑鄙者，未始非母教有以胎之也。”吕碧城：《参观北京豫教女学堂演说》；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0日。作为“国民之母”的女性，其自身的教育水准俨然决定了国民的基本品格，故应对造就何等样的国民承担责任。进而，女性的身体状况也遗传于后代。吕碧城同样延续了这一源于金天翮的思路，确认“女子为国民之母，对国家有传种改良之义务”，以此，女性也必须对国民的体质强弱负责。而“中国女子，不惟不知体育为何事，且紧缠其足，生性戕伐，气血枯衰”，“固无怪我中国民种之以劣闻也”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6日；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有鉴于此，且深知“过去之女子，为现在世界之母；现在之女子，为未来世界之母”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载《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21期，1907年1月，4页。，如何教导未来世界的“国民之母”，使其具有养育未来国民的合格资质，便成为吕碧城萦心注目的要务。由此引发的思考，也拉开了她与梁启超、金天翮等先进者的距离。
以吕碧城毅然从舅父家中出走、谋求独立的行事，其自尊自强的个性也势必在女学论述中留下投影。而吕氏区别于诸人论说的独特之处，实首在对于女性个人权利的强调。其第一篇长文《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即分为“国家之公益”与“个人之权利”两部分。尽管全文的布局是以“国家”置前、“个人”居后，但开宗明义的一段总说，已明白揭示出二者的关系：
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利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借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其意似离而实合也。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
国家权益当置于首位，无论何时均无异议。特出的是吕碧城的标举“个人之权利”，并将“独立”指为“合群”的基础，“合群”视为“独立”的保证，其关切点分明落在此处。
而这一理解又可从儒家的民本思想找到支持：“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不过，从儒学的基本理念出发，再向前推进，吕碧城的阐发却具有了现代意识。国家与家庭既然都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故欲固其本，宜先树个人独立之权，然后振合群之力”。每个个体均葆有自主的人权，小而家庭、大而国家，才可能根基广大稳固，家运国祚绵长。据此分疏个人与群体（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的关联，吕碧城必肯定：
故独立者，犹根核也；合群者，犹枝叶也。有根核方能发其枝叶，借枝叶以庇其根核。二者固有密接之关系，而其间复有标、本之判别，窃冀览者毋河汉焉。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
以个人独立权为根本，这一在“结论”中出现的断言，足以确证吕碧城的“女权”与“女学”论说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只是，其间的中国特色亦显而易见，即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吕氏并不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并认为二者也应当是利益相关。无论如何，吕碧城大力宣说女性“个人之权利”，已足见其胆识。吕碧城在随后发表的《敬告中国女同胞》（1904年5月24日）中，已逆料到其“导女子之自由，倡个人之权利”之说，必引起“群起鼓噪之，排抑之”。
以个体为基点，吕碧城既谴责男权对女性的压迫，要求“解其幽囚束缚之苦，御其凌虐蹂躏之残；复个人自主之权，遂造物仁爱之旨”；又批评女子“其思想之锢蔽，器量之狭隘，才力之短绌，行为之贪鄙，几无一点可以副个人之天职”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4年5月24日、1906年2月18日。。本来，权利与义务即为一体两面，彼此关联。故先“复个人自主之权”，方能完善个体，以“副个人之天职”，这也很顺理成章。更值得一表的是，吕氏对个人独立在女性解放中意义的揭示：
夫以二万万之生灵，五千年之冤狱，虽必待彼苍降一绝世伟人，大声疾呼，特立独行，为之倡率；终须我女子痛除旧习，各自维新，人人有独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然后可以众志成城，虽无尺寸之柄，自能奏奇功于无形，获最后之战胜。吕碧城：《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
以此，即使吕碧城对热心男子有期待，肯定其倡导于前，但归根结底，女性的独立自主才是其最终能够获致解放的主动力，这实际上意味着女性解放应为自我解放。
至于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自我解放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对吕碧城而言，最切实的后盾与途径无疑还是教育。女权意识与女性人格的培养固然需要女子教育的启发融贯，女性自主所仰赖的经济独立，更离不开女子的知识启蒙与实业教育。而这一切落实在学科配置上，最应重视的便是作为基础知识的“普通学”，吕碧城谓为：“女子之所急者，在具普通之知识，造成完全之人格。”在此基础上，“然后取其性之所近、材所特长者，授以专门之实业，因势利导，则无扞格不入之弊，学得其用矣”。也就是说，“普通学”应成为包括实业在内的各专门学的基石。因此，言及女子的独立，吕碧城首肯的次序为：“故吾谓女子自立之道，以实业为基；实业之学，以普通教育为始。”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6日。必须承认，强调普通教育先于、重于实业教育，正是吕碧城目光远大处。
其实，要求以“普通学”教授女子，尚关系到吕碧城对于男女应实施同等教育的理念。其间，首先须明确的是培养目标的设定。由吕氏参与制定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第二条即宣布：“本学堂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溥及教育为宗旨。”吕碧城等：《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载《大公报》，1904年10月3日。此言后半涉及当时女子教育的总体状况。吕碧城认为：“今日之教育”，“教一人而待为大多数之用”，“顾欲令学者尽教育义务于将来，则必培植初级师范之材于现在”。而女学堂以普通知识的学习为主，在吕氏实含有深刻用心。其推重“普通学”的理由是：
欲造人格，必扩充其本性，而发达其全体，固不限于一方面而已也，故普通学尚焉。必具普通之知识，而后成为完全之人格。无论其日后治何职业，皆有根柢。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7、24日。
奠定各种职业的培训基础，其意很容易了解。而经由“普通学”的教育，具有“完全之人格”，则指向每一个体心智与身体的健全，应具备人类必需的各种优良素质。此即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所倡论的：“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由此，“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中国才能争胜于世界。
对女性来说，此“完全之人”亦应具有国民的资质。吕碧城因此反对“女子只应治理家政，不宜与外事，故只授以应用之技艺可矣”之说，抨击其宗旨“不过造成高等奴隶斯已耳”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6日。。至于“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她也表示不满足：“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在吕碧城眼中，女子不仅是家庭中的成员，更具有国民的身份：
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盖中国者，非尽男子之中国，亦女子之中国也。
因此，当1904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依据《奏定学堂章程》，下令关闭湖北幼稚园附设的女学堂，而另办敬节学堂与育婴学堂，以培训“备将来绅富之家”延充、雇佣的保姆与乳媪，此事初见报，即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愤怒。她立即著文，痛斥张之洞乃“以铜臭之人，办乳臭之学堂”：“向来各省之男学堂，被人呼为奴隶学堂，今不料复出有乳媪学堂，无独有偶，耗矣哀哉！”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载《女子世界》，第9期，79～81页；张之洞《札学务处办敬节育婴学堂》（1904年7月22日），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424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因此，吕碧城反对将女学囿于培养贤妻良母，而更力求使受教育者成为合格的“女国民”。
至此亦可明了，吕碧城所谓“完全之人”，实含有家庭与国家两个层面。其中，贤妻良母属于低层级，女国民则更上层楼。对应这两项需求，其女学理想亦视野开阔：
故以为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界普通知识，使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而已。
批评“吾国女子之教育，为驱策服役而设”，“故其所及也狭”，自无足取；吕碧城心目中的“世界”于是朝向欧美敞开，以取法乎上：“欧美女子之教育，为生存竞争而设，凡一切道德、智识，无不使与男子受同等之学业。故其思想之发达，亦与男子齐驱竞进，是由个人主义而进为国家主义，故其所及也广。”参照欧美的女子教育模式，吕碧城在《兴女学议》中开出的“普通学”科目如下：属于德育的有修身、文学、哲学、历史、传记、音乐、诗歌；属于智育的有算术、理科、美术、地理、方言（即外语）；此外，属于体育的卫生与体操亦应计入。参见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18、21、24、27日。各科的分类虽未尽妥当，其趋向“同等之学业”的意图却清晰可见。
应该承认，吕碧城在设计女学课程时，未尝没有犹疑。特别是如何处置无法回避的强固的“妇德”传统，确为难题。而本着男女平权、一视同仁的立场，吕碧城先是质疑“女德”一词的合法性——“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属物”，带有明显的偏颇与歧视意味。而她所认可的原则是：“道德者人类所公共而有者也。”故“一室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0日。。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妇德”存在的必要。
其次则是引进西方的伦理学体系，以取而代之。吕碧城指认：“泰西伦理分四大纲，曰对一己之伦理，对家庭之伦理，对社会之伦理，对国家之伦理，而未闻偏限于一部分也。”若有偏失，即为“不完全之道德”。置换到中国的语境中，“对一己之伦理”即为“私德”。不过，吕氏阐发之际，很快将其转化为“培养女子私德，必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始”的议题，“自立”意识于是成为核心观念。“对社会之伦理”讲究的是“守法律，维秩序，以公益为怀”。“对国家之伦理”所需补充的是中国女子历来缺少的“国家思想”。凡此都很清楚。最棘手的实为“对家庭之伦理”，因其原本为“妇德”规范的主体，吕氏在论述时也不能完全排斥。“如孝父母，和昆弟，养舅姑，助良人，御婢仆，睦乡党”，“俾家族之间，日益昌盛”，吕也指为旧日“女子之专职”。只是，吕碧城既要点出其根本弊端在“女学不兴，则乏家庭之教育”；又希望兼及新旧，一并归入“家政学”范畴。而此“所宜急讲”的“家政学”，却很尴尬地置于“德育”中的“实践”项下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0、21日。，既不同于西方与日本更注重家事的“家政学”范畴，似乎仅适用于道德实践场域，又不见具体的课程设置。推想其所以致此的缘由，多半还是出于吕氏内心深处对女子教育差异化的强烈抵拒。
与之相关的是“物质上之智识”与“精神上之智识”的区分。在《兴女学议》中，吕碧城已发其端。其说虽不完整，如谓“盖物质上之智识相积，道德上之观念即与之相消。苟欲矫正此弊，则女〔必〕以研究精神之教育而后可”，“盖精神上之知识，发达未足，物质上之智识，断不能臻于精密圆满之境”等。如究其实际，所谓“精神上之智识”与“物质上之智识”，乃分属“德育”与“智育”范围。吕碧城特重前者，实有矫正其时教育界“每从而忽略之，而惟致力于智育”碧城：《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6年2月20、26、20日。的偏向。而吕之强调“精神上之智识”，也与其同等教育的理念相关。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表的一封书札中，她专门谈到：
……家族之间，相夫教子之道，不仅于织纴尸瓮〔饔〕已也；以间接之力，扶翼社会之风教者，亦非区区物质上之智识而有裨也。欲造成一般为理想之国民，必先造一般理想之女子，必授女子以完全精神上之智识而后可。
这一“完全精神上之智识”，在此信中，特别举示者为“民权”与“女权”。对于当道“女智开，则女权之思想生”的忧虑，“每谓女子不应与男子，受同等之学业”，吕碧城也揭露其“故为此不完全之教育，以为预防之策”吕碧城：《致篠檃君书》，载《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3月，93页。的用意。可见，在其呼吁的同等教育中，最让吕氏痛心的是女性精神知识的缺失。
尽管以接受“完全之教育”、造就“完全之个人”为致力目标，但在女子社会化教育创行初期，吕碧城在激励女子独立的同时，也不断强调“合群”。而“合群”意识的发生，在她说来，也与西方思潮的输入相关：“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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