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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研究的角度新,从“国学家”的角度切入,全面评述林语堂的学术成就。
发掘和披露不少新材料,有助于人们更全面了解和评判林语堂。
推翻一些传统的看法,用新的尺度评价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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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林语堂一生的主要经历为经,以他的国学研究活动为中心内容,将他的社会批评活动和文学活动穿插其中,全面评述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观点和著述,阐述了他向西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本书材料广博翔实,用新的观点评价复杂现象,敢于推翻一些传统的看法,实为近年来林语堂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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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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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张岱年/00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
序 诸孝正/001
英文提要/001
前 言/001
第1章 早年的文化熏陶/001
1.1 “山地的孩子”/001
1.2 在寻源书院/004
1.3 在圣约翰大学/005
第2章 出国游学前后的文化汲纳/008
2.1 在清华学校/008
2.2 在哈佛大学/011
2.3 在乐魁索、耶那和莱比锡大学/014
第3章 重返北京初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他/016
3.1 执教北京大学/016
3.2 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017
3.3 研究语言学/017
3.4 首倡幽默/022
3.5 批评泰戈尔的说教/024
第4章 《语丝》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致力于社会批评/026
4.1 参加语丝社/026
4.2 主张彻底改造“国民性”/028
4.3 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032
4.4 抨击“勿谈政治”/033
4.5 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034
4.6 “首都革命”中的勇士/037
4.7 “费厄泼赖”—由赞同到摈弃/038
4.8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悲愤/041
4.9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045
4.10 对执政府和“叭儿狗”的总攻击/048
4.11 被迫逃亡/050
第5章 在厦门大学和武汉革命政府期间的文化活动/052
5.1 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052
5.2 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053
5.3 反对扼杀国学研究/056
5.4 “没有尽到地主之谊”/058
5.5 终于离开厦门大学/060
5.6 “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061
5.7 抨击“东方文明”/063
5.8 “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065
第6章 到上海后的国学研究和对东西文明的态度/066
6.1 重逢鲁迅与在中央研究院任职/066
6.2 不满黑暗现实/068
6.3 《子见南子》事件/071
6.4 语言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072
6.5 在东吴大学任教和编写英语教材/073
6.6 论东西文明/075
6.7 论白璧德的古典主义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078
第7章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081
7.1 创办《论语》/081
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087
7.3 欢迎萧伯纳/090
7.4 讥评时政/092
7.5 进一步提倡幽默/096
7.6 提倡性灵/102
7.7 提倡语录体/106
7.8 提倡俗字(简体字)/107
第8章 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和写作《吾国与吾民》/112
8.1 创办《人间世》/112
8.2 畅谈小品文的特性/113
8.3 西方小品文艺术和中国小品文传统/115
8.4 “到底是前进的”/118
8.5 创办《宇宙风》/120
8.6 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120
8.7 重视古代文化遗产/122
8.8 “尽了它们的使命”/124
8.9 《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出版/127
8.10 《吾国与吾民》的写作由来/128
8.11 《吾国与吾民》的不同反响/130
8.12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怎样的书?/132
8.13 举家旅美/138
第9章 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140
9.1 旅美之初/140
9.2 《生活的艺术》轰动美国/142
9.3 《生活的艺术》的内涵/144
9.4 宣传抗日救国/153
9.5 编写《孔子的智慧》/155
9.6 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京华烟
云》/158
9.7 传统文化成为抨击法西斯的武器/164
9.8 回到重庆/167
9.9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168
9.10 再回重庆/170
第10章 继续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反对美国制造“两
个中国”/174
10.1 以传记形式介绍中国文化—《苏东坡传》/174
10.2 编写《老子的智慧》/177
10.3 译介中国古代小说名作/179
10.4 三次荣获荣誉博士学位/180
10.5 严肃的历史传记—《武则天传》/181
10.6 初次访台和反对制造“两个中国”/184
10.7 到华盛顿讲演和遨游中南美六国/186
10.8 乡愁益浓/187
10.9 结束旅美生涯/189
第11章 在台湾从事文化活动的新绩/191
11.1 定居台湾/191
11.2 《无所不谈合集》/192
11.3 《红楼梦》研究/193
11.4 主张“回复孔孟面目”/200
11.5 提倡整理汉字/202
11.6 主编《当代汉英词典》/204
11.7 饮誉国际文坛/206
11.8 告别世界/209
林语堂学术行年简表/212
参考资料/226
后 记/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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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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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年,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编辑出版了《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该书收入了由吴宓翻译的白璧德的五篇论文。他印行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白璧德的古典主义,并使之成为支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
林语堂对于梁实秋这样宣扬白璧德的古典主义,十分反感。当年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就对白璧德讲授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即鼓吹反过激、反浪漫,提倡守法则合规律与中和平正,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他对于斯宾加恩宣传的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却有很大的兴趣,认为它从十个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因而,当古典派的白璧德与浪漫派的斯宾加恩展开论争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边。而现在梁实秋又要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搬到中国来,并想以它来左右中国文坛,林语堂认为是不能同意的,因而针锋相对地跟他唱起对台戏来。他于1929年10月翻译了斯宾加恩的《新的批评》一文和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中的二十四节,并撰写了《〈新的文评〉序言》,集为《新的文评》一书,由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他介绍他们的著作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他们的表现主义理论及其意义,并加以运用。他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界用得着的,只是解放的文评,是表现主义的文评,是Croce、Spingarn、Brooks所认识的推翻评律的批评”①。
在《〈新的文评〉序言》中,林语堂阐述了对白璧德古典主义和克罗齐表现主义的看法。他指出,白璧德的古典主义归根结底是“古典派的人生观”,它强调“艺术标准与人生正鹄的重要”,即用许多人为的“标准纪律”来束缚作者的创作;后来又转而入于Humanism,“是一方与宗教相对,一方与自然主义相对,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这些论断,切中了白璧德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本弱点,即它是保守的和落后的。
对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他却作了热情的肯定。克罗齐是一位近代颇有影响的意大利美学家。他的美学观点是:任何艺术只是艺术家某种“抒情的表现”。艺术家所以进行艺术活动,并不存在社会目的和社会功用。而且它也不受艺术家的社会实践所制约和社会现实所检验。林语堂认为,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最能代表“革新的哲学思潮”,“‘表现’二字之所以能超过一切主观见解,而成为纯粹美学的理论,就是因为表现派攫住文学创作的神秘,认为一种纯属美学上的程序,且就文论文,就作文论作文,以作者的境地命意及表现的成功为唯一美恶的标准,除表现本性之成功,无所谓美,除表现之失败,无所谓恶”;并指出克罗齐主张“任何作品,为单独的艺术的创造动作,不但与道德功用无关,且与前后古今同体裁的作品无涉”。这些看法,可谓确切地把握到了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特点,即反对功利主义,提倡表现作者的个性。此外,他还赞扬表现派“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在他看来,表现派认为“文章(及一切美术作品)不能脱离个性,只是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个性既然不能强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无从成立”。
在肯定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同时,林语堂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观。他认为:“我们须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个性表现出来的,少了个性千变万化的冲动,是不会有美术的,这千变万化的个性的冲动,是无从纳入什么正宗轨范,及无从在美学上(非实际上)分门别类的。”“若论艺术作品本性,有几篇文章,就有几样体裁,多少艺术作家,就有多少作风。体裁格律之论,不但实际上毫无用处,理论上也不能成立。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每样艺术创作,就是特别作家特别时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使本人轮回复生,也决不能做同一个性的文章。”“古文笔法是最无用的勾当,文理无度,只能产生场屋举业的文章。起承转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澜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巉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这些说法的内涵,说到底,就是主张创作要自由地表现作者的个性和主观感情,而非功名活动或道德说教,同时不应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章法,而应打破一切成法,一切束缚,一切桎梏。
怎样看待林语堂介绍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呢?应该认为,这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因为他介绍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白璧德的古典主义的,而前者确实比后者要好一些。前者虽然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它却具有符合创作规律的因素,如强调表现个性。而古典主义则恰恰起到束缚个性的消极作用。因而,不宜简单地把它看作为宣扬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而加以否定。同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对他的文艺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后来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表现性灵”论的文艺观。这容后再作具体分析。
总之,对于白璧德的古典主义和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林语堂否定和抵制前者,肯定和提倡后者,在当时来说确实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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