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风景
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曾于1933年至1935年间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
他在1935年3月15日给朋友汤姆?麦克格里维的信上如此自我分析：他自从中学毕业、进都柏林三一学院后，就一直闷闷不乐，而且是故意为之，想把自己孤立起来。“痛苦、孤僻、冷漠、嘲笑其实都是优越感的表现，”他写道，“而且确保了一种傲慢的‘与众不同’的感觉。这种态度看起来十分自然，并非病态，它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而是隐含的，有节制的，然而总在那里，有朝一日会发作出来。一直到那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否定生活的方式，发展为可怕的生理症状，无法继续下去，此时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病态。简言之，如果不是心脏让我担心会死去，我还会继续喝着酒嗤笑一切，一边消磨时间，只觉得自己太棒了，没有别的事可干。”贝克特还探索了这种生活态度的生成原因，指出或许与母亲的溺爱（savage loving）相关。他从小就被放置在显要地位（“雕像的基座”）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同时母亲又把他与外界隔绝，要他的举动完全符合她的要求。贝克特敢于自我剖析，积极配合治疗。后来这个一度非常傲慢自恋的年轻人变得善解人意，谦和大度，颇得圣徒待人之道。详见James Knowlson,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1997, pp. 166-175. 笔者在阅读湖南师范大学曹波先生关于萨缪尔?贝克特的大作（尚未发表）时注意到贝克特这封信件，后从国家图书馆雷强先生处借得此书阅读。在此特向曹、雷两位先生致谢。
贝克特所说的孤独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正可以用成语“孤芳自赏”来形容。但是这方面的探究做得还不够。传统山水诗里的孤舟、孤帆或孤雁不尽是写景，恐怕也有寄托。孤零零的场景（“独钓寒江雪”，“天地一沙鸥”）是不是还有心理学上的意义？李白“大鹏飞兮振八裔”中的巨鸟是诗人的自比，只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史上说某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那是最大的赞美。把自己孤立起来，甚至对立于社会，反而成了美德。孤独也意味着独立于社会的自足。
《红楼梦》第27回林黛玉葬花是小说的高潮之一，《葬花词》里有这样一句：“质本洁来还洁去。”以落英自比当然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但是黛玉在此看重的是一个“洁”字，即一个完全不受人世污染的自我。这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悠远的历史。《离骚》里的不少诗行都表现了一个美好完整的自我，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一般解释为“先天具有忠贞的高尚品质”。具有完美人格者往往是对立于世人与社会的，于是不合群也被抬高为卓越的同义词。这种心态已经完全内在化，以致不能有所意识。而结果又是可悲的，即不能协调，不能稍稍圆通，从别人（亚当?斯密称为“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问题：“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比较于谦《咏石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固前圣之所厚！”这背后有无贝克特所说的“傲慢的‘与众不同’”的成分？有意对立于社会，自然会发出自夸式的牢骚：自己无比美好，“与日月兮同光”，可是“国无人莫我知”，或者“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宋代诗人徐庭筠的《咏竹》中还有这样一句：“未出土时先有节”。独立的品格甚至是先于社会的。这样的自我始终如一，就如孟子描述的“大丈夫”，以不变应万变。
“托物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这类作品中某些特点其实讨论得并不充分。有人以为，描写的对象不经过象征化处理就不够美好，结果自然界事物的自身价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身上被赋予的道德伦理含义，后者遮蔽了事物的“物性”，即独立于人的性质，非人性化、伦理化的品质。桑塔亚那曾如此描写古罗马哲学家、长诗《物性论》作者卢克莱修的特点：“这种天才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将其自身消失在对象中的能力，即它的非个人性。我们仿佛不是在读一位诗人之诗（poetry），而是在读事物，而是在读事物本身之诗。事物有它们自己的诗，不是因为我们将它们变成什么东西的象征，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运动与生命，这是卢克莱修如此明白地向世人证明的。”
歌咏某物以及它所象征的美德很容易滑向诗人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欣赏，而这自我的本质完美无瑕，永远不变。《九章》中的《橘颂》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例子。温带和热带的植物不适合北方的气候，本是“物性”使然，但是变成了美德：“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树有“壹志”，“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其本质是独立自足的，故而可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闭心自慎”只是自我安慰之词，为“终不失过”做一点铺垫而已。以橘自比的诗人并不能将自己对象化，与自己黏合得太紧，“闭心自慎”也沦为带来满足感的套话了。《橘颂》最后四行是“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郭沫若先生大概据此就认定此系屈原少时所作。这里作者写的是橘树还是自己，已经完全分不清了。如果在这高度理想化的自我里容不得一点瑕疵，那么它也不会有任何复杂性可言。美德的叠加使得往内心深处的挖掘毫无必要，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沉醉于自身的放纵，而不是任何警觉。再看看唐代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之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然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已是“怀才不遇”的俗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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