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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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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仁哲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教育家，一生著述甚勤，在英美及加拿大文学、翻译研究及高校外语教育等方面卓有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本书拟精选先生一生所著论文20余篇，内容主要涉及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及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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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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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仁哲先生简介
序
语言?文学?人学（代前言）
上篇
1.文学翻译的困境与出路（《文艺报》2010-10-25）
2.莎剧的翻译:从散文体到诗体译本——兼评方平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3.莎剧汉译的形式追求——探讨莎剧素体诗的移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4.读《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5. 《易经》在欧洲的传播——兼评利雅格和卫礼贤的《易经》译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6.从语境与语篇谈哈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的理解（《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7. 《雨王亨德森》:索尔?贝娄的浪漫主义宣言（《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8. 《野棕榈》:音乐对位法的形式，自由与责任错位的主题（《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9. 《八月之光》的光谱（《八月之光》代译序）
10. “谁”在弥留:主体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我弥留之际》译序）
中篇
11.新批评（《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
12.从道德原则到结构主义——介绍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几种常见模式（《百科知识》1984年第1期）
13.浪漫主义?大自然?生态批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4.哈代小说《远离城嚣》中的人与自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5. 意象派诗歌的审美赏析（《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2）
16. 《哈姆莱特》演绎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7.解构:再现哈姆雷特王子的众生相（《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
18.莎士比亚与伊丽莎白复仇悲剧——兼论莎氏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到《哈姆莱特》的双重超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9.福克纳的魅力（《小说家》2000年第6期）
20.福克纳小说文本的象似性——福克纳语言风格辨析（《外国语》2004年第6期）
21.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辨析（《外国文学欣赏》1985年第1期）
22.罗素——数理哲学家?政论散文家?社会活动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23.加布里埃尔?鲁瓦（《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
24.论里柯克及其创作（《学术论文选编》，川外五十周年校庆）
25.里柯克和他的幽默创作（《加拿大语言文学论文集》）
26.感受荒诞人生 见证反戏剧手法——《等待戈多》剧中的人及其处境（《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7.一首奇特的恋歌——释《杰?阿弗雷特?普弗洛克的恋歌》（《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
28.解读命题“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从《我心欢跳》的惊喜到《永生颂》的人生感悟（《国外文学》2005年第4期）
29.一部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元小说——评《大大方方的输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30. 残酷的跨国商战，严峻的社会现实——评《另一种战争》（《译林》1998年第6期）
下篇
31.怀念我的外国文学启蒙导师吴宓先生（《多维视野中的吴宓》）
32.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中国外语》2009年第6期）
33.改革开放时代的外语专业:回顾与反思（《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
34.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办好外语院校（《外语界》1993年3期）
35.西部开发给西南地区高校外语专业教学带来的挑战及其改革策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1期）
36.加拿大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37.加拿大研究在中国（《文史哲》1988年第4期）
38.中国加拿大研究二十年（《加拿大研究》第二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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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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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文学翻译的困境与出路
蓝仁哲
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我国每年仍有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并及时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这些大多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诸多国际知名文学大奖的作品。得奖作品的光环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专业的外国文学出版社让读者对译著产生信任感。不谙外文的读者在捧读这些外国文学译本时，鲜有质疑译文质量的；即使读到句子别扭、措辞费解之处，也往往心存包容，默许难免的“外国腔”。可在粗通外语的读者中，不时会听到抱怨；而在翻译界和出版界，则早有人提出非议，发出文学翻译质量堪忧的慨叹。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如果从这些译作中挑选几种送去评选，内行人士对照原文一读，便真相大白：果然发现不少意想不到的误译、漏译与疏忽。而理解不准确、表达不贴切、张冠李戴的唐突、看走眼的瑕疵，更是频频出现。被视为上乘的推荐译作尚且如此，文学翻译的现状的确令人堪忧。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严肃的文学翻译遭遇到了图书市场的商业化。中外文学被边缘化，文学读者群体不断萎缩，加上网络电子文本的冲击，一部得奖译著的印数也非常有限。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出版人名正言顺地成了出版商，出版社还在继续翻译出版文学译品，已足千幸万幸，核算成本、估量利润自是理所当然。出版社的商业运作，抓商机抢卖点，一旦瞄准选题买下版权，便尽快找人译出进入市场，也难怪出现抢译、赶译的现象。然而，文学翻译不是信息传递和依葫芦画瓢的临摹，不是两月半载可以赶制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奇葩、人生智慧的结晶。文学翻译更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匆匆忙忙进行语际转换、文化移植，难以保存原著的深刻意蕴、文学性与审美特征。而这些一旦丧失，译作便可能沦为原著的可怜衍生物或廉价替代品。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在我国的重要性固然一再得到肯定，但文学翻译的恰当地位始终没有确立。译作被视为文学创作的附属品。文学翻译是不是一项创造性劳动，见仁见智，译者的甘苦惟有自知。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大多不把译作列入科研成果。地位不高，文学翻译的队伍自然难以形成。同时，文学翻译从来不是一个能谋生的行当，没有专业的翻译家，惟有业余客串的散兵游勇。20世纪90年代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文学翻译也难以成为译者的业余爱好。受版权和出版条件的限制，读时深受感动而欲译出与人分享的强烈愿望成了泡影。文学翻译一旦成为商业行为，其闲适、雅致与超脱便悄然不存，这类译者也大都销声匿迹。再加上文学翻译的稿酬低廉，还有多少拨冗从译、主动应卯的译者？
然而，开放的中国取向多元，情愿手捧纸质外国文学佳作的读者还大有人在。有读者就有市场，也就有文学翻译持续和翻译质量的转机。如果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面对当前困境，认真反思，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也不难抵御文学边缘化之际的严冬，走出文学翻译的低谷，早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一、开展文学翻译批评，营造文学翻译的良好氛围。针对文学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早有学者专家呼吁开展文学翻译批评，让精心打造的高质量文学译著受到重视，让草率从事、漏洞百出的译作不被包容。为此，应倡导文艺报刊和翻译刊物开辟为出版社和广大读者乐见的翻译批评栏目，及时评论新面世的文学译著。当然，翻译评论应当是有涤度的，不同于时下出版社对自身推出译本的单方面报道，也绝不是单纯对照原文挑剔词句毛病的揭短文章。文学翻译批评既要基于实践，又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对文学翻译起到引领作用。
二、在文学翻译领域，出版社应加强自律、规划与监控。出版社之间有分工，后起的或不具备外文编辑实力的出版社不宜因无版权约束而推出成套的名著、经典丛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类重译本不乏扭曲原译的变脸作品，标示的译者也未必是真名。外国文学经典不是不可重译，但不应受商业利润的驱动。重译本应精益求精、超越前译。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不是任何粗通外文的学人都能胜任翻译的，无论新译重译，出版社皆应慎重。鉴于目前翻译队伍青黄不接、良莠不齐的状况，出版社或可通过网络公开挑选译者，并给足翻译时间——那可是慢工出细活儿。我们知道外国文学的责编自有难处，他们的编校任务繁重。但责任编辑仍要负起责任，对照原文从头到尾仔细校对译文，马虎不得。从此次推荐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译作看，责编普遍未能仔细对校译文，以致留下相当数量的明显失误。
三、大力培育、壮大文学翻译队伍。文学翻译无疑处于翻译的最高层次。文学翻译工作者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高等院校的外语寺业是培养翻译的摇篮。翻译人才倍受社会期待和青睐，外语专业里志在翻译者众，研究生翻译方向热门，新近兴办并迅速扩大的翻译硕士专业更是培养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的沃土，其中会产生不少文学翻译的好苗子。经过翻译专业的学术训练和实践的经验积累，他们会很快成长。译界要有意识地以老带新，出版界要着力扶持这批训练有素的中青年译者，使之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译风
莎剧的翻译：从散文体到诗体译本
——兼评方平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
蓝仁哲
（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400031）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对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31部剧进行全面校对的基础上，补齐了尚告阙如的六种历史剧和154首十四行诗以及两首长诗，首次在国内推出一套散文体《新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满足了广大读者多年的渴求，受到众多学者的称赞。但与此同时，贺祥麟先生在一篇深表赞赏的文章末尾，表示了这样一个希望：“莎士比亚剧本原文是诗歌，我们现译为散文，自然可以。但能不能用诗体另搞一些译本?即使从‘百花齐放’的角度也应该这样做，更何况译成诗歌将使译本在体裁上更接近原作。”①
当然，出于对莎剧译本的呼唤和期待，早有莎剧学者接受这项严峻的挑战，尝试按原剧的无韵诗体进行翻译。孙大雨先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便实验以音组代音步，译出了《黎琊王》（1948）；新中国成立后则有卞之琳先生译出的《哈姆雷特》（1956）以及继后的另三大悲剧，吴兴华先生译出《亨利四世》（上、下）。此外，还有曹未风、曹禺、林同济等的诗体译本。方平先生也早在50年代译出《亨利五世》，1979年又有《莎士比亚喜剧五种》问世，1993年已年逾古稀，竟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列入出版计划的莎剧全集诗体翻译工作，且仅以四年多时间告竣《新莎士比亚全集》这一艰巨浩大的工程，实现了中国学人和读者多年来的期待和希望。
不可否认，朱译散文体《莎士比亚全集》以其译笔流畅典雅，文句朗朗上口，素来为人称道，是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佳品。但对于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无论散文体的莎剧全集多么优秀，还只是普及性的读本，没有一套既忠实于其思想内容又反映原剧艺术形式的诗体译本，实在是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一大心病。而从莎剧散文译本到诗体译本的演进，其意义绝不是“体裁上更接受原作”而已。杰出的文学经典作品，其艺术形式和体裁，从来就是其精神风貌、思想内容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莎剧的艺术形式是诗剧，台词主要用无韵诗行写成，同时又兼用散文，剧中更夹杂有短歌、小曲和剧中剧的韵文。莎剧中的无韵诗是如何引入英国戏剧的?莎士比亚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无韵诗体的?他兼用散文有什么讲究?占主体的无韵诗行与交替变换的散文、与夹杂的短歌小曲和剧中剧韵文，表现出什么不同的情趣?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从而表明：用散文体译莎剧存在固有的缺陷，从散文译本到诗体译本是莎剧翻译十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同时，本文也对问世不久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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