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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的“问题与主义”究竟是什么？
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否避免苏联亡党亡国悲剧？
中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魔咒？
中国“十三五规划”需要关注什么？……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也是改革的导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担当。
过去三百年的世界经验，未来三十年的中国考验，跨越陷阱，打破魔咒。
中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新作，开启中国思想市场，让中国更有前途和信心。
探寻历史真知，镜鉴当下迷思。
直击要害话题，映照未来大势。
在这里，看懂过去的世界与未来的中国
今后数年，很多大事件将与本书相关联
经济问题与主义丛书：
世界六百年与中国六十年：从重商主义到新结构主义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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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从中等收入陷阱出发，立足于“十大关系”，重谈“问题与主义”，论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原因、对策以及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期对中国有所启示。同时，书中从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十大关系入手，探究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以期对中国有所警示。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的一条主线是新中国建立后及至当下中国“十大关系”的历史演变及问题解析，两条副线分别是中等收入陷阱和苏联解体对应的十大关系经验教训。书中提出开启中国“思想市场”、调适“国家主义”、修正“GDP主义”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和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洞穿时代表象，拨开华丽外观，集批判性、建设性为一体。作者以现实观察者和历史探究者的独特视角，对中国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系统化、全景式分析，内容涵盖国家与公民、生态与经济、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等十大关系，最后提出了“调适国家主义”“修正GDP主义”“破除二元主义”“弥救虚无主义”“警惕霸权主义”等十大对策要点。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站在民间立场，本着公心和理性，尊重历史和当下，以真切而忧忡的心情来述评历史和当下的经验教训，其中纵然是平铺直叙，冷眼静观，但亦可见纵横内外，满腔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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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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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远之，经济学者，评论员，丝路财经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史、产业经济学、市场价格学，首倡建立中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开创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研究先河。西安交通大学产业与贸易经济系毕业，从事过记者、经济师等工作。调研、撰写过多篇内参及内部分析报告，著有《被遗忘的较量——辛亥沉思录》《中国的光荣与梦想——21世纪前十年中国镜像》《未来会好吗——决定我们发展变革的“理”与“力”》《世界六百年与中国六十年：从重商主义到新结构主义》《过去三百年的世界与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镜鉴》《中国有一套：基于“五年计划”的中国经济史评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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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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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治衡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之困
“问题与主义”及“‘左’与右”的考量
中国需要一场新“问题与主义之争”
治衡中国
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之谜
难以跨越的“陷阱”
失衡发展的代价与教训
中国的挑战与考验
第三节 苏联解体之惑
失衡的苏联
另类“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
苏联解体及其警示
第一章 调适国家主义——【国家与公民】
第一节 公民权利的崛起
从“螺丝钉”到“钉子户”
“争民权”与“限国权”
从“顺民”“暴民”到“公民”
第二节 “国富论”与“民富论”
“国富民穷”的矛盾
谁妨碍了我们的幸福？
从“国富民穷”到“民富国强”
第三节 日本：“以民为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从“强国论”到“翻番论”
均衡发展
“国富”与“民富”的同步增长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第四节 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国富民穷”及“国强民弱”的困境
伪“现代化”
“厨房辩论”的预示
第五节 调适“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魅力与缺陷
调适“国家主义”或走向“公民主义”
第二章 修正GDP主义——【生态与经济】
第一节 生态梦的挑战
中国梦的生态考验
沉重的代价
中国梦的资源压力
第二节 “粗放式”增长之路
“黑色”GDP
“大而不强”的症结
第三节 日本：高质量财富之路
从“公害大国”到“清新岛国”
日本环保的启示
经济质量的提升
产业结构的启示
第四节 苏联：“死胡同”之路
沉重的“翅膀”
“强而不富”的困境
走向“死胡同”
第五节 修正“GDP主义”
“GDP主义”之过
树立正确的“GDP观”
通往生态文明之路
第三章 拆解权贵合谋——【干部与群众】
第一节 干群关系的形态与考验
干群关系的五种形态
“公务员”也是“服务员”
腐败的考验
第二节 新加坡：让腐败者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与腐败决裂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第三节 苏联：特权的罪与罚
苏联的“掘墓人”
政治命运的掌控者
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
第四节 拆解权贵合谋
权力与资本的合谋
畸形的政治经济形态
第四章 破除二元主义——【城市与农村】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演绎与变迁
从“以农村为重心”到“以城市为重心”
农村的“黄金年代”
第二节 二元体制下的“三农”问题
城乡三大差距
以“三农”为代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三节 制度性悲剧
第四节 韩国：举40年之力建设新乡村
“新村运动”的发起与推进
全方位成就
“新村运动”的启示
第五节 苏联：农民的悲剧与报复
列宁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选择
斯大林时期：“农业集体化”的悲剧
赫鲁晓夫时期：“垦荒运动”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时期：“捧着金饭碗挨饿”
戈尔巴乔夫时期：粮食问题遏住“咽喉”
第六节 破除二元主义
从“农村哺育城市”到“城市反哺农村”
给农民同等权利和国民待遇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第五章 打破利益集团——【贫者与富者】
第一节 贫富分化的形成及后果
从“一大二公”到“先富后富”
“两极化”下的中国图景
富者恒富贫者恒贫
第二节 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谁妨碍了穷人致富？
富人的“原罪”
第三节 拉美：“两极化”陷阱
“拉美化”与“两极化”
“两极化”的深层原因
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四节 苏联：被迟滞和操纵的改革
三大利益集团
维护既得利益
被绑架的改革
第五节 打破利益集团
被固化的经济社会
突破既得利益者重围
第六章 分权让利——【中央与地方】
第一节 “一收就死”与“一放就乱”
“收权”与“放权”的循环怪圈
“政治上的集中”与“经济上的自主”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其根源
中央与地方的十大矛盾
地方为什么“不听话”？
第三节 日本：从“集权”到“分权”
持续的分权改革
转移支付
动态平衡
第四节 苏联：地方与中央的决裂
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央本位主义”与“地方分散主义”
来自地方的革命
第五节 分权让利
“集权”与“分权”
制度化分权
第七章 规制权力——【政府与市场】
第一节 波折式“计划之路”
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
计划体制的形成及演变
“计划”的弊端
第二节 艰难的“市场之路”
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
从“全能政府”到“效能政府”
第三节 中国市场经济的十大问题
第四节 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经验
从“进口替代”到“新自由主义”
从“激进休克”到“渐进可控”
智利的经验与启示
第五节 苏联：成也“计划” 败也“计划”
高度集中的模式
“计划”的奇迹与局限
被僵化和误导的改革
第六节 规制权力
权力的“祸患”
让权力退出市场
第八章 弥救虚无主义——【经济与社会】
第一节 诚信危机之乱
“丧德败信”之乱象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第二节 心理危机之痛
个人恐怖主义
为什么不开心？
第三节 信仰危机之茫
从“全民统一”到“多元选择”
寻找心灵的慰藉
第四节 人心为什么“乱”了？
第五节 新加坡：建立精神信仰体系
强大的精神信仰体系
密集的道德网络
第六节 苏联：精神支柱的坍塌
列宁时期：建立起全民信仰
斯大林时期：被巩固和扭曲的信仰
赫鲁晓夫时期：信仰体系开始动摇
勃列日涅夫时期：信仰危机扩大化
戈尔巴乔夫时期：信仰体系崩溃
第七节 弥救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陷阱
信仰的基元
第九章 弘扬法治主义——【人治与法治】
第一节 从“人治”到“法治”
“人治”与“法治”的论争
法治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节 “权”与“法”的抗衡
法治建设的短板
文化与制度的束缚
第三节 新加坡：盛世亦用重典
第四节 苏联：“人治”的悲剧
列宁时期：奠定法制基础
斯大林时期：贯行“人治”
戈尔巴乔夫时期：有“法制”而无“法治”
“人治”决定“法治”
第五节 弘扬法治主义
第十章 警惕霸权主义——【国内与国外】
第一节 世界关于中国的“十大论调”
第二节 “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从“挨打”“挨饿”到“挨骂”
中国为什么“挨骂”？
第三节 中国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第四节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的价值
“有所作为”的选择
第五节 拉美：霸权主义经济哲学的试验场
“拉美陷阱”与新自由主义
拉美大陆的“经济政变”
“拉美陷阱”的幕后推手
新自由主义“惹的祸”
霸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哲学
第六节 苏联：被“孤立”和“暗算”的大国
从“国际主义”到“霸权主义”
被“孤立”的大国
被“暗算”的大国
谨防“软硬兼施”的计谋
第七节 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的“铁律”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警惕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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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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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DP主义”之过
GDP这一指标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多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与口号指引下，它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每当岁末年初，各级政府以及媒体就对过去一年的GDP展开想象，并为取得的成绩自喜不已。这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兴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悄然地异化为“以GDP为中心”。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陷入到一种“GDP崇拜”之中。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地、各部门都在狂热地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一切发展的政策举措都紧紧围绕GDP这个“指挥棒”展开，这在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种“GDP主义”。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评价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GDP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个指标因素，一方面，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所有信息，无法将资源环境损耗、分配公平程度、公众幸福感等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当把GDP指标演化为 GDP主义的时候，则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
GDP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热衷于夸大GDP规模的思想、方针，这种思想意识轻视资源环境、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社会精神等方面的考量，导致生态环境等问题不断恶化。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GDP数量也很重要，但质量更为重要。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力量的强大，而非单纯的GDP数据庞大。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深刻教训。
如果光论GDP，中国在1820年代就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的鸦片战争，中国就被英国打败。
资料显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的33％，比美国加欧洲的总和还要多，而英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就GDP数量来说，英国只占世界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六国的GDP，还不到世界总GDP的10％，但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英国打败，后来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还被欧洲瓜分。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教训。即使大清帝国衰落到1894年，GDP仍然是日本的9倍，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没有打败日本，反被日本打败，并赔偿相当于日本GDP七倍的白银，还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所以，GDP数量只有和质量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强国、大国指标。这就解释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甲午战争的GDP之谜：当时清朝的GDP数量确实庞大，但主要是由茶叶、蚕丝、瓷器、土产等初级农产品构成，而欧美和日本则主要是由蒸汽机、铁船、大炮等工业品为主。于是，当“蚕丝瓷器”碰上“坚船利炮”时，就必然会败得一塌糊涂。
这背后其实就是GDP质量的较量。显然，GDP代表的大国之“大”其实只是体态而已，并没有“强健”的内涵；欧美日本数量虽小，但力量和质量却足够强大。
当年那些列强，在当下还是世界的列强。如今他们的GDP不仅数量比当年大得多，而且质量也强得多。以美国为例，其经济产业的主要支撑是战略工业，如汽车、造船、航空、电器，以及新兴的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等。
而当下中国的GDP的构成主要是房地产、纺织品和烟酒等，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严重。同时在国内一些省市，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将房地产甚至洗浴业都列为支柱产业，不可不谓是一种深深的隐忧。
二、树立正确的“GDP观”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深厚的“GDP主义倾向”或“GDP至上情结”？其主要原因还是机制问题。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及官员考核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GDP主义”导向，GDP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各级政府及官员为追求政绩，而“不惜奉GDP为神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员考核着重突出政治思想表现。1949年11月，中组部颁布有关规定，干部鉴定“重点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等方面”。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对干部的考核除了政治正确外，又增加了业务能力，即“又红又专”。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的各项制度被严重扭曲，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政治”挂帅。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级党政工作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而在对官员的考核中，经济成绩的权重开始与日俱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对干部的考核不断加大经济成分。
正是对干部考核实绩的推崇，经济政绩考核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际工作中有风向标和指挥棒的作用，才逐渐催生了“GDP崇拜”。到了21世纪初，这种趋势和苗头不断被强化。
中国各级政府发展的策略与考核体系，实质上是一切以GDP为中心，用GDP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
在中国许多地方，GDP标准几乎完全主导了干部的评价体系，成为很多干部施政的“指挥棒”。官员一味追求GDP既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政绩，让当地富裕起来，又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继续升迁。
加之中国的政府官员体系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地负责。在这样的体系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怎么努力工作。
在以GDP为中心的信念与考核体系支配下，对GDP的认知常常演化成“唯GDP论”，“发展是硬道理”常常被简单地解读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财政收入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一些官员为了追求GDP的增长，或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不讲资源和环境代价，不注重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盲目上项目、搞开发，对环境不加节制地透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GDP主义考核下的政绩越多，给当地带来的资源环境破坏也越严重，甚至造成“几位干部出政绩，几代人吃苦果”的后果。这样的政绩与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相比，对国家、社会、人民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增长”就是硬道理，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的质量和人民的幸福。过分追求GDP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公平、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等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指标，以及经济结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质量和效益指标，导致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加重、能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过度消耗，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这将毁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同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和文明程度一样，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体重的增长，而是骨骼、肌肉、神经、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等各种生理指标的平衡发展。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大，也不是由一个简单的GDP数据所能决定的，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发展方式、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多个衡量因素。而当下中国经济缺乏本质力量和核心竞争力，似乎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患上“虚胖综合症”。
长期以来奉行的GDP主义，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也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因此，中国经济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就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需要修正GDP主义，破除GDP盲目崇拜，正确对待GDP。
当下中国要修正GDP主义，就需要改正以GDP为中心的官员考核制度。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把盲目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官员考核中不仅要考虑GDP经济指标，而且要考虑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指标，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其实从GDP诞生的那天起，对其争议就从未停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它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最初是为了衡量市场经济活动，不是衡量社会福利。但现在GDP被认为测量的是后者，这是错误的。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
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对GDP主义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可以说，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或奉行GDP主义也是万万不行的。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不等于健康，不等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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