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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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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参与者，作者将自己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关注的人、事、物和所思所想，倾诉笔端，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年来妇幼领域的变化，不仅为国家的卫生事业留下宝贵的资料，还让年轻的后辈们看到前辈们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创出如今让世界瞩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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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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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描述农村地区生育状态和相关的习俗文化。本书作者深入乡村基层，通过口述访谈，记录了民间的分娩实践、产妇的感受和基层保健工作者的心声。本书主要采访了不同的当事者，包括普通老百姓、传统接生员和产科医生，并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较为翔实地记录了与分娩相关的故事和人物。通过本书记述的历史，以及新时代的变化，可以从中管窥我国妇幼工作近百年来的历程，并进一步加深了解我国促进母婴安全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希望有更多的人对遥远的过去、并不遥远的往事和正在改变的现实，多一点了解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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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冰，1957年生于山东青岛。1983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曾任职于综合医院、儿童专科医院、政府部门和多个国际组织。长期从事儿童保健和母婴健康促进的临床服务、项目管理和协调领导等工作。在职期间，曾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和督导评估，收集了大量与中国母婴安全和儿童健康相关的一手资料，见证了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
钱序，1962年生于江苏无锡。198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1987年获妇产科学硕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在职期间获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妇幼保健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母婴健康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循证卫生保健、妇幼卫生政策与体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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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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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１
序二…………………………………………………………………
１
“产事”在民间……………………………………………………… １
旧事的回顾……………………………………………………
２
分娩的习俗……………………………………………………
８
产事的风险 ………………………………………………… １８
产后的母子 ………………………………………………… ３４
做母亲太沉重 …………………………………………………… ４０
“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 ４１
小梅的悲剧 ………………………………………………… ４７
生命的呼唤 ………………………………………………… ５１
绿肥 ………………………………………………………… ５８
生命的太阳 ……………………………………………………… ６２
吉曼村的老妈妈 …………………………………………… ６３
李院长和她的老师 ………………………………………… ６９
叶局长和黑衣壮 …………………………………………… ７３
百年历程 ………………………………………………………… ７８
２０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 …………………………………… ８１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 ………………………………… ８９
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 ……………………………………… ９９
参考文献………………………………………………………… １１２
后记………………………………………………………………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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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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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呼唤
鲜明的对比，在太阳面前无地自容。
遥不可及的医院
尽管在过去的１０多年中，去过不少老少边穷地区，对通往山区乡间的路有不少体验，但到安陲乡吉曼村的路依然印象深刻。由县城到安陲乡，我们先乘吉普车，再改乘上汽通用五岭汽车公司捐献给“母亲安全”项目的小面包车。当地的人说，上山路太窄，只有这种小车才行。吉曼村坐落在元宝山的半山腰上，大山起伏延绵，山回路转。沿着贝江边崎岖的山路，车子上下颠簸，晃来晃去，开得极其困难。一会把群山搁在了脚下，一会又滑到了谷底。坐
在车里，颠得连喝水都很难把水送到嘴里。同行的人说：“如果我是产妇，我也绝不下山，我宁愿待在家里。”三盘五转，经历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目的地终于出现在我们的正前方。早上９点钟出发，到达村子时已近下午１点。
据说，到村里的路也是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才开通的。路没通的时候，从山寨到乡里，苗人要走５个小时，汉人至少要走８个小时。在艰难和不可战胜的自然条件面前，人只有选择认命。到乡里的接生是从国家的“降消”项目①开始。花费包括：私人班车车费１６元（全天只有一趟班车，下午１点多钟到山下的路口）；从山下到乡卫生院，车费５元，总共２１元。
事隔多年当我再次听录音时，回忆我到当地的那一天，有个叫珍珍（化名）的姑娘，她的笑声依然使我立即与她小巧的身材和清秀美丽的笑容联系起来。如果生在城里，她绝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珍珍告诉我，她是初中文化。我说：“那么算是蛮有文化的了。”她大笑起来：“（这）算什么文化？大学才算文化。”珍珍的笑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的笑一样，清澈透明，毫无杂质。她在融水打过工，２９岁那年回老家结婚了，如今结婚已经１年。我问她：“为什
么这么晚才结婚？”她说：“想出去外面玩，这里的女孩子一般二十三四岁结婚，但是我想再多看看、多玩玩。”听了珍珍的讲述，我了解到当地的农民都参加了“新农合”②，每人每年交１０元钱，算是给自己买的一个保障。珍珍只是吉曼村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她的
经历让我感到，这些山里的女孩有文化，懂事理，她们也有明天，有希望。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同胞进步的脚步。
我问她：“你觉得苗家的风俗哪一点最不合理？”她边笑边说：“最不合理（的风俗）就是在家里生孩子。”珍珍告诉我，她８个月前分娩，就是在家里生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医院？”我问。她回答：“也没有谁不让去。我的预产期在７月，天气特别热，就想在生前
一两天再去，不然不方便。但是那天肚子突然痛起来，婆婆说忍一下。去乡里的班车２点走了，我是从３点开始痛的，赶不上车了。”“为什么不想别的办法？”我继续追问。珍珍摇摇头：“去那里不方便，除了班车就是摩托车，但是我肚子那么大怎么敢坐？我们也知道可以打电话给乡卫生院，请他们上门，但家里没有电话，也没人帮忙。只有公婆一对老人在，丈夫出去打工了。”“那你是怎么生下来的？”珍珍说：“晚上８点就生下来了。我后来想，如果在医院由医生帮我多好。婆婆说不许哭，她生了那么多孩子都不哭，都要自己挺过来，哭是很丑的。”“连接生员也没有吗？”“接生员也都不在，婆婆过去也接过生，她就让我在床上生，后面垫棉被，下面用纸、用竹片……”珍珍说不下去了。
在这些老少边穷地区，新一代女性尽管有了一定的文化，也想到医院生孩子，但客观条件依然无法满足她们。她们的丈夫不是在外面打工，就是出外种田，家里只有公公婆婆，真正分娩时女人是很无助的。
虽然政府一直在动员产妇住院分娩，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一些公共汽车、班车、渡船拒绝搭载产妇，原因是司机和船老大认为搭载她们不吉利、有血光之灾。给红包，用红颜色“挂红”，以此冲掉不吉利也不行，一些地方的司机和船老大们就是不载送孕妇。对生命的尊重应当是一切尊重的基础。“这种残暴的拒绝”，卫生院长对我们说，“太不公平了，每个人都是娘生的，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产妇被阻挡在求生的路上。一个临产的女人拖着沉重的腹部，行动极为不便，在遭受着难耐的分娩之痛的同时，还要面对无法到达遥不可及医院的绝望。这是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在她们的生命最脆弱、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她们被无情地挡在了路上，或死亡，或因贻误就医而落下疾患。夹
杂着精神的绝望和身体的剧痛，一定是难以言表的。挺过来的母亲，一定是十分坚强的。母亲的伟大也在于此。
无法承受的分娩费用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医疗水平的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城里人对医院的要求越来越高，多数城市妇女直接选择到“三甲医院”———最高级别的医院分娩，社区医院提供分娩服务的功能已经基本萎缩。在发展较好的农村，愈来愈多的农家妇女越过乡卫生院，直接到县级医疗机构。在一些大城市中，乡级卫生机构接生的职能基本终止。
然而，在北京的外来打工人员中，那些孕妇却没有如此幸运。截至２００６年，北京大医院一个普通平产的费用为５０００元左右，而剖腹产的费用已经达到约８０００元。这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显然是无法承担的。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孕产妇死亡有一个阶段出现了反弹，其中主要原因是外来务工人口中的孕产妇死亡率较高。尽管城市先进的医疗条件在物理距离上比她们到乡卫生院要近了许多，但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住院费用而造成的“距离”，却远得难以度量。因此，她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５日，《京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来妇女在家中生产死亡”的报道：北京市某区一外来妇女在租住的小屋里生孩子，因大出血死亡。两口子不去医院，而找村民接生，是为了省钱。死亡的产妇姓张，四川人，丈夫是河南人，还有１个１岁多的女儿。肇事的村民两口子事发后逃跑，他们此前还给其他外来人员接生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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