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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01年摄影师于全兴受幸福工程的委托，只身前往西部，用照片的形式反映西部贫困地区，贫困母亲受幸福工程捐助的情况和生存状态。这一做，就是15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5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34次，其间走访了94个贫困县，306个村寨，拍摄纪录了1100位贫困母亲。
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照片中的有些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有些甚至过着原始生活，忍受疾病、饥饿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这些照片有的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有的或许也是最后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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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她目不识丁，苦苦支撑，省吃俭用把我们姐弟六人带大。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忙碌的，她糊过纸盒，做过编织、湔洗，甚至拾过荒……她皱着眉不时捶打腰腿的样子至今深深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可我从未听过她叹息。
十几年来，我为1000多位贫困母亲拍过照片，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母亲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如今她走了，我难以原谅自己。
———于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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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于全兴
1962年4月出生于天津。1986年7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主任、教授。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事新闻报道摄影及图片编辑工作，90年代后期，关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目前，主要从事公益影像的媒介传播研究和社会纪实摄影的具体实践以及教学工作。
2000年起，先后完成《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屯垦戍边第一代母亲》《留守母亲》《老城厢》《五大道》等系列社会纪实影像作品。其中《贫困母亲》《老城厢》系列先后在国内外的画廊、美术馆、博物馆和摄影节等举办展览二十余次，其《贫困母亲》作品被美国圣路易斯芳特邦大学、美国肯塔基州莫海德大学、广东美术馆、厦门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收藏。
2006年获评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2007年获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首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基金”奖，2009年获“中国影像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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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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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在青海
临行前，母亲给我包了饺子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时间慢得像吃饱的蜗牛
一场雪，足够埋掉一个孩子幸福的童年
“哪有钱嘛。”母亲用手抹着眼睛
巴青才仁，让吉祥幸福永远伴随着你
又见巴青才仁
感冒
新房是地震后政府盖的
迷路
丢了骡子，是塌天的大事
安尔存脱贫以后
在甘肃
回家
雨路
大骨节病
偷土
一碗面片
儿子偷了母亲的猪
水煮开了，可依旧是黄的
小型相机彻底摔坏了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
儿子得了败血病
第一头牛
妈妈跟我一样可怜
在宁夏
一段采访录音
草帘
西海固
沙尘暴
讨饭讨到乡书记的父亲家
窑里贴了一墙的奖状
能出去打工总比在家强
好媳妇
回来时丢了一个小手指
帮丈夫实现梦想
烤馍房
双层循环养猪法
在贵州
车钥匙被偷
吊角楼
没把日子过好，真不好意思
山顶洞人
没有服装不能参加儿童节
上学靠土豆和煤
母亲病了，她只能辍学
挖煤是最好找最来钱的工作
办不起身份证
孩子死了，丈夫走了
回访水箐村
褚仁敏的豆腐坊
你是天使，你该微笑
16年来第一次不再被当怪物看
我们这里没有雾霾，但总有孩子要戴着口罩
在重庆
女人修出来的路
筛4吨河沙，只能获得9块钱
我只有这一双手
再回大巴山
我的眼泪那一年流完了
没有最难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很难
林友芳家的宅基
儿子没了
脱得了贫，生不得病
从5公斤米到三层小楼
在四川
交不起40元学费
被夹在塌方与泥石流之间
方从蓉的幸福工程
大凉山深处
彝族年
全乡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孩子
一组数字
体验生活，懂得感恩
大凉山的孩子11月还穿着夏衣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数
在西藏
勤劳能干的罗布又回来了
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好运
阳光之行
在陕西
石碾子
下了雨才能洗头
放学后去逮蝎子
饼干和电视机
想飞起来的云鸽
只要能给她们一点帮助
在内蒙古
巴林右旗之行
幸福井
暖棚
天灾
这孩子大了怎么办啊
锅连炕
在广西
打蕨粑
一个月中死了两家的父亲
姐妹俩得了银屑病
养鱼
农家乐
菜牛之乡赶次圩要走8个小时
屋漏偏逢连阴雨
彩礼是3斤肉两只鸡两瓶酒和4斤面条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马秀花
余顺琼
张美丽
李晓红
郭艳红
许翠玲
侯银花
守望国境线
在云南
六六新寨
编织中的梦
拍进照片里的笑容
西畴行
歌中姻缘
大山包
另一组数字
有电，但点不起灯
啥时候能轮到这儿
一家人就睡在地上
伤
我知道，我以后不用再来了
我亲爱的母亲走了
后记
大事记
为了母亲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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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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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母亲给我包了饺子
2001年的第二天，经历了新世纪到来的兴奋，人们的生活又归于常态。
我站在空旷的首都国际机场，一阵阵的寒风从我的耳边掠过，心里陡然有了一种孤独。这次远行，我拒绝了所有人的送行，包括家人和朋友。
半个月前，我当时供职的报社领导仪宏伟先生通知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报社派我前往中国西部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对当地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和“幸福工程”的实施成果进行采访。
我没有想到，这个采访后来竟持续了15年。
我对于“幸福工程”的了解始于1996年，那年4月，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成立，我策划并组织了相关的募捐活动。当时，有一种朦胧的愿望萦绕着我，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中国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状态。
搞了几年的新闻摄影，镜头仿佛自己的眼睛。世界被框在取景器里时，熟悉、平凡的生活便一下子集中、凝炼起来。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动起来，生命从黑白的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那天，一个几年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可是忽然间，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茫然，像一个渴望远行的人，已经打点好了行囊，即将出发踏上路途时，抬起头，却不知自己要走向何方，更不知前方是怎样的路途。
临行前，仪宏伟先生和我与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喝酒，说起了我此次远行的事。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自己有些醉了。
“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仪宏伟先生叮嘱道。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即将远行，我去看望母亲。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姐弟六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母亲对于我的重要，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
我把这次采访的危险性说得很含糊，不想让她为我担心，毕竟母亲的年岁大了。她只是影影绰绰地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给我包了饺子。她一个一个慢慢地捏着，捏得很仔细，仿佛她包得越久，我的旅程就会越加顺利。我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可吃饭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却很少出声，默默地。
吃过饭，在我出门要离开的时候，母亲忽然大声说：“兴儿，路上小心。”
我回头，母亲倚在门口，仍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
“多加小心。”她又加了一句。
我也笑笑，转身走了。
我很高兴，我去采访母亲时，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在北京机场，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踏上舷梯。
我的面前，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头上红色的蝴蝶结随着脚步一起跳动。孩子的笑容很灿烂，像五月和煦的阳光，她和我女儿的年龄相仿，想到此，我的心紧紧缩了一下。那时，我决定，只要条件允许，在以后的采访中，每天晚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与家人联系。我想，只有听到女儿的声音，晚上我才会睡得踏实。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一直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离我越来越远，就在这一瞬间，一种机缘将我拉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换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生活给了我这次机会，能如此近距离地与贫困接触。机上的乘客都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而我却全无睡意。做摄影记者也有十几年了，但面对即将开始的西部采访，我却想不出确实的计划，这在我是从未有过的。
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1月3日，我到了西宁。天冷得像铁砧上的霜。
我的采访之所以从青海开始，一来是因为青海远，采访青海后，到甘肃、宁夏反而近便；二来是听说可以跟随当地的一个考核工作组一起行动，人多保险，交通工具也有保障。只是1月气候很差，加上高原缺氧，青海省计生协会的靳培德秘书长怕我受不了。
我对自己的体质还是有信心的，何况我也不是第一次去青海。我和靳秘书长约定，就合考核组的时间，1月份到青海下到基层。
后来，我才明白我信心的基础是多么脆弱，自己又是多么幼稚。这次采访经历的地方，迥异于我去过的旅游地区。这是另一个青海，粗糙、质朴的青海。自然显出了她本来的面貌，神圣而不可侵犯。她像一位母亲，用双手捧着人的脸颊，把他们的灵魂引向看不见的山巅。她的手触过的地方，留下了胭脂样的高原红。
就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第一次体味到了“贫困”这两个字的分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看到了和我母亲一样伟大的人。
4日清晨，我们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车顺着山路爬，车里装着我们五个：司机、两位考核组的工作人员、我和陪我采访的靳培德秘书长，他还特别给我准备了红景天、安乃近这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还带上了氧气。
下午3点多，上了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傍晚，停在兴海县一个叫温泉的小镇。走遍了镇上不到500米的小街，我们找了一家条件最好的旅店。
“掌柜的，房间里有暖气吗？”
“有，有着哩。”
“有电吗？”
“有，有着哩。”
我们于是住下来。
晚上出去吃饭。开饭馆的是一对四川广元的夫妇。他们在这里一年多，连开饭馆带租房，一年有一万多块的进项。他们的大儿子在兴海县县城读书，因为路远，给孩子在县城租了间房。那时正是寒假，孩子也回到温泉，帮着父母料理生意。
饭食一般，高原，气压低，水不到100℃就开，米饭总有些夹生。
回到旅店，一片漆黑。
“掌柜的，不是说有电吗？”
“白天有，晚上没有。”
旅店用温泉水自己发电，只能撑到晚上10点。
“暖气怎么也没啦？”
“白天有，晚上没有。”
暖气靠的是水泵泵上来的温泉水。电停了，泵就停了，暖气也就没了。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一钻进被窝，就有股寒气钻进骨髓：从脚跟往上，沿着脊柱，直窜到脖颈，像指甲划过一样，我一个激灵。于是找出所有的衣服，跟棉被一起堆在身上，防寒服的帽子捂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冬眠的蛇一样蜷着，可还是没有一点热气。高原反应已经出现，寒冷加上头疼，久久不能入睡。一看温度计：-20℃。
半夜里听见司机师傅发动汽车。他说过，如果这时候不着一次车，就再也打不着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也不知自己睡着过没有，也许是高原反应吧，反正躺这一宿比白天还累。可这确实是条件最好的旅店，比我日后住过的很多地方要好得多。我不知当地的居民是怎样适应的——span styl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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