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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中国唯一正版授权，杜拉斯最后一位情人，小她39岁的扬安德烈亚的最珍贵回忆录。全球最特立独行的女作家杜拉斯生前最后一位情人，与她共同创造最惊世骇俗恋情的扬安德烈亚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随着2014年扬的去世，这本著作独一无二的珍贵性更加凸显。
2、 王小波、庆山（安妮宝贝）、林白、陈染、虹影、洁尘、伊能能等国内作者、明星最推崇的作家杜拉斯之情史秘辛。在《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里，扬把自己与杜拉斯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绝望的情欲、无法实现的欢乐、疯狂的嫉妒、酗酒、散步、漫无目的的游荡、发奋的写作、放声大笑……深度揭秘杜拉斯人生的最后16年。
3、 最不可思议的爱情，最优美独特的文笔，引领我们深入爱情的核心，再度了解爱，相信爱。扬不仅是杜拉斯的情人，也是杜拉斯的崇拜者、学生，最后他甚至部分地成为了杜拉斯。他的思想和文笔都深受杜拉斯影响，本书也具备强烈的杜拉斯风格。爱她，就成为了她。
4、 典雅精装，值得珍藏。硬壳双封面精装，100G纯质纸内文，装帧精美典雅，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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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是在等待黑头发的年轻水手时给你写的信，我想他想得浑身发抖，所以爱你。”早在认识他之前，杜拉斯已把扬安德烈亚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单方面给杜拉斯写了七年的信之后，1980年夏，扬安德烈亚带着一瓶酒，终于敲开了杜拉斯的房门。他放下简单的行李，说：“现在，我来了，我就留在这儿。我别无所求，要么认识你，要么死去。”
此后16年，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彼此分开。
在这本书里，扬把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绝望的情欲、无法实现的欢乐、疯狂的嫉妒、酗酒、散步、漫无目的的游荡、发奋的写作、放声大笑……他余生一直生活在这场爱情的魅影里，直至2014年，死神将他带到杜拉斯所在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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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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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安德烈亚（Yann Andréa，1952-2014）原名扬勒梅，杜拉斯的最后一个情人。他在卡宴上大学时遇到杜拉斯，从此迷上了她的作品，疯狂地给这位大作家写信。七年后，扬终于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他给杜拉斯当助手和助理，协助她完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后来自己也写书，出版了《M.D》《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就这样》《上帝每天清晨开始》。杜拉斯去世后，他长时间陷入抑郁状态，深居简出，拒绝采访。2014年，他于巴黎寓所神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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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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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
006 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
031 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
038 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
049 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057 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071 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
086 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
090 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
101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106 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112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128 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
139 那首旧歌，永远唱个没完，永远不会停止。
150 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有她威尼斯的名字。
156 什么都不干，继续一种普通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65 这些文字，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了。
169 后记
171 附录一关于杜拉斯
192 附录二关于扬安德烈亚
205 附录三关于本书
219 附录四访谈录
243 附录五杜拉斯生平与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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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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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16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就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 ，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B和贝内迪克特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着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与公众交谈。因此，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就像这有可能似的，就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就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塞里格 ，爱上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 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达莱西奥 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作“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莫罗 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L和帕特里克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Ｌ一起准备文科教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Ｌ。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娅斯泰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雷吉和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呢？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娅斯泰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娅”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娅”。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娅斯泰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一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待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长途汽车去了特鲁维尔。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木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的台阶，从街道那段在公寓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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