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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作者李路曲教授为“中国政治学30人”之一，是在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和培育“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本土化发展的先行者。
☆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政治学”命名的学术辑刊《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沉潜十年的学术力作。
☆本书适合作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等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较政治学”课程教材。
☆本书在遵守严格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以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基本研究方法等角度开篇，进而并着重论证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文化主义的理论及其现实应用，是当今国内最系统、最深刻的比较政治学专著之一，为国内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奠定了更高、更好的基础，也为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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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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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较为缓慢，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尚不成熟，如何积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比较政治学解析》是作者对国内外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而深入地跟踪和解析基础上，通过把普适性与精细性相结合、国别研究与多国比较结合、经验研究与科学模型相结合，积多年研究成果和学术心得于一体，在理论性、方法论、系统性、创新性以及梳理比较政治学的知识谱系等方面均有较为重要贡献：一是在阐述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现实尤其是作者自身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案例来解读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重新认识和系统阐述比较政治学理论及方法的发展和应用；二是对比较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即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发生的综合主义趋势进行研究和思考，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导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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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路曲，1959年6月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教授；曾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曾兼任山西省政治学会副会长。
作者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走过了一条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再到理论与方法指导国别研究或案例研究的学术道路。1990年开始从事新加坡政治的研究，1996年以后研究扩展到东亚政治领域，2006年扩展到欧美政党政治领域，2009年开始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关注中国与新加坡等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比较。先后出版学术著作《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和文化选择》（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比较政治学解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论著先后获得全国第一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西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太原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多项奖励。
曾受教育部“高级研究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内外多项研究项目的资助在国外十余所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演讲和访学。2013年出席“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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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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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和操作方法
第一节 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
一、政治分析的因果逻辑：非比较性的
二、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
三、比较政治研究的逻辑过程
小结
第二节 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个案取向的研究方法及其效用
二、变项比较研究的方法及其效用
三、理论检验的方法
小结
第三节 从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
一、研究范式转换的趋势
二、引入比较方法的必要性与困境
三、案例设计的比较性
小结
第二章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
第一节 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第二节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争论
一、关于物质利益动机的争论
二、关于偏好和决定论的争论
三、关于信息不完全与人的计算能力的争论
四、关于历史与背景的作用的争论
五、关于路径依赖的争论
第三节 经验理性及其分析方法的发展
一、经验理性及其分析方法的渊源
二、经验理性及其分析方法的发展
三、两种经验理性路径及其分析模型
小结
第四节 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理性分析所要注意的问题
二、集体行动理论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
三、国家中的个体行动者及其决策行为
四、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
小结
第三章 文化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
第一节 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
一、诠释在文化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诠释的类型
三、关于诠释理论的争论
小结
第二节 文化的冲突与认同的建构
一、文化与政治行为
二、文化差异与社群边界及其冲突
三、文化认同的建构
小结
第三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第四节 政治文化概念的发展与困境
一、概念的缺失及其对理论的制约
二、机制在理论中的作用
三、多重的概念困境
四、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及其局限性
小结
第五节 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政治文化变迁的争论
三、政治文化理论的连续性假设
四、范式保存的变化与非连续性变化
五、政治转型时期的文化变迁
小结
第六节 社群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构建
一、文化与社群认同的特性与功能
二、关于社群认同产生的三种观点
三、文化认同的变迁
小结
第七节 政治仪式功能的变迁
一、政治仪式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二、政治仪式基本功能的演变
三、后现代社会中政治仪式功能的某些变化
四、政治仪式的结构特质及其内在动力
小结
第四章 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
第一节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宏观分析的特征及其嬗变
三、历史与社会科学相互建构中的“分析性叙事”
四、结构主义与能动主义的结合
小结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一、制度变迁的动力
二、制度变迁的特性与政治发展
三、制度变迁的同构性、创新性与政治发展
四、关于制度变迁的本体论问题
小结
第五章 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三大研究范式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特征
第三节 探寻各研究范式的一致性
第四节 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理论构建
第五节 兼容性理论和模型的发展
小结
英文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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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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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研究是从国别研究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使我在80年代末决定研究新加坡问题。在此研究的基础上，9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又扩展到了东亚的政治发展和政党问题。200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比较的需要，我也研究了几年欧洲的政党政治。此后，由于感到研究的局限，又在五年前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我的研究和教学走过了一条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和地区比较，再到理论与方法的学术道路。当然，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及某些方法的掌握，我更是一个后来者和学习者。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发展较为缓慢，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还不成熟。可参阅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载《比较政治学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因此，如何积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条件是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我以为，首先要对产生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进而从自己已有的对政治现实的经验研究出发来对这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检验，这也是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可以进行创新的领域。实际上，正如曹沛霖先生所说，中国的国别研究和区域政治研究有相当的水平参见曹沛霖在2012年武汉大学“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尽管在这两个领域中也缺乏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的运用，但有一些直接的案例研究和比较还是比较成熟的。作者也曾在这方面进行过一些努力。
其次，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还需要在研究中系统地使用规范的和科学的方法，无论是案例研究的方法还是统计分析的方法都要有更严格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不但因为我们对方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或许是从事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学者的条件远远不及国外的同行以及国内的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学者的条件，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来看都是如此，这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尽管如此，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这门学科，不断地推进它的进步。
本书解析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客观地说，比较政治学的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完全是由西方政治学家所创立并不断创新的，但是，正如学界包括西方学者自己所指出的，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有很多缺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政治现实问题；而且，“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政治现实的发展总是给比较政治学提出新的问题，需要它加以解决，并要求人们在解决过程中对理论进行修正或创新。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首先需要进一步地掌握并应用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现实来解读、应用、验证并修正这些理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并构建新的理论范式。
本书的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指出这一逻辑是指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索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使那些在非比较研究中无法排除或认为由于相互抵消而不起实际作用的变化因素，但在实际上可能是起作用的因素成为解释研究对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基本逻辑的落实就是它的操作逻辑或基本的研究方法，这是指贯串于政治分析之中的具体而直接的应用方法之中的逻辑关系，这表现在从个案方法到统计分析之间有着一脉相承和相互补充的逻辑关系，由此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政治现象或个案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和理解，也可以满足人们对大量的相关变量进行量化分析，由此体现着比较分析的系统性。
其次，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不仅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路径，不仅反映了研究视野的扩大，而且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在一国研究中引入比较方法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分析视角，这为全方位地分析和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但如何才能有效地引入或应用比较方法，在学界进行着不同路径的探索，而案例研究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单一性和比较性，使其成为重要的思考技巧和研究设计。
第二章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过程、关于它的优长和缺陷以及它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等。
理性选择理论有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征。一个是它的理性人假设，这是指人的本性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是按照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行事。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与经济学有所不同，这表现在它注意到复杂环境的影响，承认制度的作用以及注意到冲突和权力问题，并在此后为应对这些问题修正了相关原则，例如，明确界定了制度和其他背景性的特征，这些制度与特征决定了行动者可能的选项以及不同选项的成本和收益。
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这是指理性选择理论是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化约到个人和个体。它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只能是具体的个人，而非想象中的集体。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相比，前者认为客观认识源于对个体现象的研究，后者则认为客观认识源于对群体现象的研究。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集体本身既不能思考也不会行动，没有人能够描述出一种集体能有像个人一样作出决策的机制，因此，如果一个论点在个人层面被证明没有意义，那么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如何可信，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与更为仔细的甄别。而方法论集体主义则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必须生活于共同体中，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只有从社群、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等集体单位出发，才能准确地说明个人行为。
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民主社会的政治领域像经济领域一样，存在着一种市场关系，存在着一个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市场。经济市场和私人选择相关，个人为了获取私人物品与他人进行经济交换；政治市场和公共选择相关，它将分散的个人偏好整合为公共决策。
应用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研究政治发展和辨识政治行为，是理性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要求辨识相关的行动者，分析他们的偏好，并找出偏好影响行为的可信证据。在把偏好作为原因而影响行动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复杂的事物进行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这时人们可能会犯错误，但这一过程是基本的，有时是试错的过程。如同其他一些理论一样，理性选择理论没有规定自己的检验假设的特定方法，但是，要想使自己的演绎逻辑及其论证有说服力，就要对证据进行严格的检验，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演绎逻辑的结果。
我们在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政策制定和政治改革时，要认真关注潜藏于相关个体行动者的心理和认知，这意味着要对行动者的动机作出明确的表述。如果调查的行动不是目标导向的，例如，大多数有关如何获取价值观的学习模型中的行动就是如此，那么就需要弄清楚行动者是如何想的。如果行动是目标导向的，但理性选择方法中使用的自利假定并不能描述现实，那么就需要说明到底是什么动机驱动了行动者，并想清楚在不同环境下这些动机是如何影响决策的。
第三章首先阐述了文化分析理论的类型，对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出比较政治中文化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对政治现象进行诠释，在此基础上，它建立了不同的分析模型，其中人文主义的诠释模型把主体看成是有高度自主性的主体；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诠释模型在承认主体自主的基础上把理性看成是纯粹的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诠释理论主张对传统与实践进行去中心化，同时，否认普适性的主体和理性；新的反基础主义的诠释模型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主体和理性，主体要受客体的制约，理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一种有限推理。无论是哪一种分析方法，都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没有摆脱文化分析的模糊性和潜在性，尽管程度不同。
其次追述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政治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但是，它仍存在着核心概念上的局限性，这也严重影响着它对政治现实的分析，因为如果一个理论没有解决内部的概念问题，它就可能自相矛盾或使解释机制模糊不清；如果没有解决外部的概念问题，就可能忽视与它相关的研究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概念借用及创新。政治文化研究所使用的主观性文化概念，从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到价值观是有所进步的，但仍难以观察或确定，从而使它无法摆脱对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依赖。把这些概念应用到政治文化研究中，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或其他确定性的解释，它们在如何激励个体行动和在聚合人们行为时是如何保持连续性或发生变化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因此概念构建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对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等重大的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政治文化理论的连续性预期是它解释政治变迁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一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实际上，文化变迁的连续性可能会随着变迁而改变或被调适，文化变迁的中断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的。
第四章首先对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进行了论述，指出结构主义因超越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视角而受到重视，但它因忽视了能动性而一度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回应这种批评也即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及两条发展路径：一种趋势是它超越结构主义的局限而力图展现出结构与能动的关联性；第一条路径是从宏观分析到新历史制度主义，它以缩短研究时限，限定制度问题，压缩思考范围来增强解释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处理了结构与能动的关系；另一条路径是在宏观分析中处理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来看，它力图通过制度来进行科学主义与阐释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强调分析性选择和叙事性建构之间存在着强关联性，强调要在对案例进行系统建构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以便进行系统的比较。
其次对学界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及制度变迁理论在政治发展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指出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那么，主体进行制度变迁的方案和构想是如何产生的？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中的学习活动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
第五章对当代比较政治中的三大研究范式即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出现的一种相互兼容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在弥补自己的缺陷和面对问题主义的挑战时，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还通过吸收其他研究范式的方法来发展自己，后者已经成为普遍的研究路径。为此，学者们以这三大研究范式为中心建构了各种兼容性的亚理论或模型，甚至有一些理论企图把这三大研究范式整合进一个研究框架或模型之中。
实际上，它们是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人的行动，或者说，可以在人的行动问题上统一起来。比较政治学中的问题处境与研究设计基本是由这三类要素形成的自然模型组成，而这三种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价值在于通过它们之间的批判性对话来掲示它们之间的各种接合，在这些接合之处，一个范式的缺陷可以得到其他范式的弥补。尽管各种亚理论或研究模式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义导向”向“问题导向”的研究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是放弃理论而是通过构建对研究对象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模型来弥补理论的不足和增强其适用性。它表现在从对普适理论的追求转向在特定问题领域内运用理论工具对其构成条件的专门分析；在特定问题领域内主要的方法论和各类观点视角得以展示并呈现相联合的态势，以求对特定问题领域作出较为综合的理解。
对于那种企图放弃理论构建而完全转向问题研究的趋势，应该看到比较政治学理论是在早年人们看到问题导向的研究缺乏说服力的情况下针对其研究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看到现有理论缺陷就又回归问题导向并不是一种明智之举。而对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研究范式进行深刻的理解和批判，寻找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推动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创造性交流，进而兼容和综合各种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发展强释力的理论。实际上，任何研究都可以纳入一定的理论与概念框架之中，虽然问题导向的研究声称自己不遵循任何理论框架，但其研究策略一般都与一定的理论方法中的某种研究策略兼容，因而我们无法在理论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所以，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比较主义者都应该认识到，对理论进行批判性的理解是阐明、重述和扩展经验性研究的最好方式。
本书的写作过程可以反映我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状况。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广泛，以及水平所限，因而毋庸置疑，本书中对所有问题的研究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有待于学界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侯天保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研究生吕进、杨晓起、张飞龙、高俊龙、凌海、任真真、李雪君、刘星安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以及校对付出的劳动。
李路曲
201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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