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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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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一生著述宏富，共翻译和撰写著作4 1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为学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辑录的部分文章，力求体现其经济思想的整体变迁，以及在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思想要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题：《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形态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考察，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文化与经济，研究方法与治学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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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王亚南（1901—1969），原名际主、直淮，字渔，笔名王真、碧辉，湖北省黄冈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早年与郭大力合译《资本论》三大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重要开拓者；首倡“中国经济学”研究，努力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并对“中国问题”从“经济的、历史的”角度进行创造性的阐释。1950年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9年11月，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
编者简介
夏明方，男，安徽庐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环境史以及社会经济史。
杨双利，男，甘肃庆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灾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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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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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与《资本论》——纪念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1953）
《资本论》的产生、其性质、其结构及其研究方法（1956）
《资本论》的学与用（1961）
《资本论》的综合系统理解（1962）
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发展（19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1962）
中国经济学的建立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1941）
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1943）
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1944）
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1944）
中国经济研究总论（1946）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形态的形成与演变
封建制度论（1931）
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1953，1954）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
中国经济恐慌形态总论（1944）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研究上的两条战线（1957）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的总考察（1957）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考察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1949）
新经济的构成与性质（1950）
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认识的几个问题的解答（1950）
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1956）
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解决途径（1956）
申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57）
文化与经济
中国知识阶级之厄运（1933）
现代思想危机论（1933）
中国出版界最近十年的几个演变倾向（1936）
论文化与经济（1945）
研究方法与治学经验
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194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1945）
论社会科学的应用（1945）
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1946）
和同志们谈谈几点比较原则性的科学研究经验（1956）
谈谈当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56）
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1978）
王亚南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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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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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书是精神食粮的宝库，亦是人成才的阶梯。古人发奋读书的故事史不绝书，凿壁偷光，悬梁刺股，映雪囊萤，无不激励后辈。近代中国史上也流传着一段“睡三脚床惜时”读书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
一
王亚南原名际主、直淮，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王家坊。生时值《辛丑条约》签订一个多月后，清王朝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颠簸下早已成“将萎之花”。幼时，母亲、父亲相继离世，在兄长和姐姐的支持下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这种“国破家亡”的现实似乎已经赋予了这个幼小的生命某种使命。读中学时，王亚南勤奋苦学，为了争取更多读书时间，特意把自己所睡木板床的一条腿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晚读书疲倦睡下后迷糊中一翻身，便被倾斜的木床惊醒，即刻起床，伏案夜读，从无间断。上大学后，更是认真刻苦，勤工俭学。从武汉的中华大学毕业，王亚南在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此时，国家罹难，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已经打响，成城中学在战乱中被迫停办。失业后的王亚南在朋友的介绍下，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军中担任政治教员。不料，革命尚未成功，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转入低潮。壮志青年，一腔热血，怀着悲愤的心情重返武昌。谋职未果，与留法回国的夏康农共赴上海。原本打算写一部关于北伐战争的小说，但为生活所迫，又从上海辗转到杭州。正所谓“ 人生路上遇知音，泛起涟漪起共鸣”，就在杭州大佛寺内，王亚南遇到了后来共成伟业的同样流寓在此的郭大力。二人一见如故，由郭大力提议，“立定了一个译述世界经济名著的计划。预译的书，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预定的年限是六年乃至八年”。关于这个庞大的译书计划的动机，自是与他们对当时经济学界及中国时局的深刻认识相关联。王亚南在后来的《经济学史·序论》中写到：“我们立定这个计划，有几种动机：第一，经济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学问，在社会科学风靡一时，且变为时尚的中国，颇需要人来做这种切实的笨工；第二，把学问的研究与主义的宣传，混为一谈，那几乎是今日中国异常普遍的错误。就在研究者自身，他们亦是严立门户，比如，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者，每视《资本论》一类著述为危险物；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又视《国富论》一类著述为过时物，其实在学问本身是不能这样狭隘和猜忌的。我们之所以要由资本主义经济著述，译到马克思的著述的，一方面固然是因着研究的兴致，同时也期望能由此确立开明的研究精神。第三，在学无素养，而又置身在主义面前，意见庞杂的中国的我们，自觉埋头做这类译述工作，是再好没有的，因为这不但可以奠定我们学问的根基，且可以抑制我们偏见的发露”王亚南：《经济学史·绪论》，载《读书与出版》，1933年第2、3期。。二人还打算在前述五部著作译成后，再合写一部《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之后就在国内各地旅游。1928年年底，郭大力回上海教书，王亚南东渡日本。自此，便开始了他们译介世界经济学名著的伟大工程。
二
王亚南对于学界之贡献不可谓不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主要以译述经济学说为主，兼论时事；进入四十年代之后，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继续着其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经济的解释”的学术实践。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译介国外学术论著，讲述世界经济学说
王亚南到达日本后，一面穷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面学习日语和德语，为翻译工作做准备。在东京三年，他靠译著为生，生活异常清苦，闲暇之时大都消磨在神田町的书市里。期间，王亚南除与郭大力合译《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国富论》二书外，独自翻译了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及日本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等著作。1933年3月，其所译英国克赖氏《经济学绪论》由上海民智书局刊行。同年，王亚南开始着手翻译奈特等撰写的《欧洲经济史》。次年，因闽变失败遭通缉，出走欧洲，将未译完的《欧洲经济史》移交给郭大力翻译，1935年3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刊行。“这部《欧洲经济史》，对于以不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郭大力《序》,见奈特等著、王亚南译：《欧洲经济史》，第3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是年年底，王亚南辗转日本回国，与郭大力合作全力翻译《资本论》。他们根据德文原本，参考日文译本以及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第一卷部分，尽可能通俗化翻译《资本论》全本。《资本论》的全译，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营养，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又与王搏金合译了英国柯尔的《世界经济机构体系》一书。
三十年代初期，王亚南撰写的评介西方经济学说的“世界经济名著讲座”系列文章及《经济学史》（上卷），为后来的经济学人系统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学说提供了很大帮助。王亚南之所以“打算把世界经济学名著做经纬，来叙述世界经济理论之史的发展”，源自于他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学说的态度的反思。他希望中国学人能对这些学说有“一个全般系列的理解”，存其本来面目，知其渊源背景，而“不致以主观的是非定高低，以主观的好恶为取舍”。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不管《国富论》、《资本论》，抑或是其他各类著作，“就其著述者各别的时代看去”，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我们是要在经济学说史和经济事实史的视野里边，才能看清各部名著的本来面目，才能由杂多的各别的名著，得到一个全般的认识”王亚南:《世界经济名著讲座》，载《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1期。。王亚南自一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时，就明确指出，经济学说由于它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的不同会有差异，“哪怕同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颓敝、崩溃各时期所具的见解，必大相悬殊；就后者来说，那怕同在某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甲国社会环境孕育的经济理论，与乙国社会环境孕育的经济理论，又必不相一致”王亚南:《世界经济名著讲座》，载《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1期。。因此，他在介绍西方经济学说时，按照出现时期的先后，大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出现之前的西方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发轫期以法国经济学者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资本主义兴盛时期以英国经济学者为代表的正统派，资本主义渐渐呈现矛盾的衰颓期以德国经济学者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奥地利一派经济学者为代表的奥地利派，还有后来修正正统派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及修正历史派经济学的新历史派等几大流派。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指证资本主义社会“颓敝崩溃倾向的经济学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相反的继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其代表。“但就其性质或所探求的对象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不外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关于资本家生产样式之特殊法则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发现资本主义没落法则’，并‘暴露资本家社会之经济运动法则’的科学”张贶余,王亚南:《通信：几个关于经济学的初学的问题》，载《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11—12期。。
（二）创建学术研究机构，创办学术期刊杂志
王亚南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期间，创办经济调查研究所及《经济科学》杂志，并任主编。在作为“代发刊词”的《经济科学论》一文 中，王亚南提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是在实践的应用的过程上形成的科学；是要在实践的应用的意义和要求上才能正确有效的去研究去理解的科学”，并要求将体现“经济学的实践性”作为该刊“努力的指针”王亚南:《经济科学论》，载《经济科学》,1942年创刊号。。1944年，王亚南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对研究所进行了改组，组织了闽西土地调查。1945年，在福建永安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研究汇报》等杂志。1950年任厦门大学校长后，创办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经济学院，复刊《厦门大学学报》并亲自参与组稿、写稿、审稿及编辑工作。经王亚南提议，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于1959年正式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中第一份经济学专业杂志，至今仍为中国经济问题学术交流的重镇。
（三）勤力学术研究，探索“中国问题”
1.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解释”
王亚南一生论著宏富，思想体系庞大，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陈其人教授将其主要学术成就称为“王亚南百科全书”。他认为，“王亚南百科全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广义的则是由经济学扩展开来而又包括其他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当然，其最杰出的贡献无疑是在经济学领域，最有特色的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的“历史的经济的解释”。
从三十年代初，王亚南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封建制度论》一文是其鉴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所引发的对封建制度的思考。他从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谈起，对欧洲、日本、中国“封建社会”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当下”不是封建社会，大体上全国处于资本主义的支配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在封建制度，我同样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势力”。虽然他说：“我写这篇论文，目的在泛论封建制度的性质。其中也许不免涉及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吧，但，那是附带提到，顶多，是当作观战者的感言提到”，但这篇文章反映了三十年代初王亚南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认识，不逊于当时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战者。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曾带来了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争，而在中国社会性质论争的过程中逐渐萌芽发育起来了中国经济史”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第17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王亚南193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正是这一思想脉络的延续。该书除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方法论问题外，着重探讨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特征、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形态的演变等。“所有今日中国社会史论争上的诸般问题，如井田制问题，奴隶制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形态问题，专制主义问题等等，大体都在本书中有了确定的解答”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第1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随着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学习，王亚南认识到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但他强调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他在1934年发表的《生产经济学》一文中就曾指出：“马克思所阐明的关于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旅程的趋势，虽然一般可以应用到一切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每个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每个社会由其四周环境所形成的特殊性，以及它们由这诸般特殊性影响其发展过程的事实，必须得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加以有效的活用。”王亚南：《生产经济学》，载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1934年1月10日。
进入四十年代以后，王亚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用他的话说：“我……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王亚南：《留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信》，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1940年，王亚南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任教，讲授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高等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底本是王、郭二人翻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这本李嘉图自己都怀疑“全英国是不是会有二十五个人懂得”的抽象理论书籍难以引起年轻学子们的兴趣，同学们对中国经济史课程的兴趣更大。这使得王亚南在以后几年的教学中“逐渐丢开了里嘉图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经济理论入手”，来讨论和研究中国经济。他还承担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努力“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因此，他“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经济形态的不正确认识，并分别予以评正”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初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这些讲述被撰成系列文章发表在《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银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志上，成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主要部分的底稿。这部著作践行了他所倡导的“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的主张，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该书的第一篇《导论》部分的写作可谓几经波折，王亚南原本写就的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的全般发展情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认识的演变情形”的长篇绪论因战事原因而遗失。1946年初版中的《中国经济研究总论》是他另写的一篇绪论，是其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总体认识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和改写，尤其对第一篇进行了彻底的改写，并增加了第九篇《结论》和附录部分的五篇文章。1957年增订版将书名改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在书中，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的研究要“借鉴于经济史学”，原因有三：“第一、经济史学由其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提示，使我们得认知中国经济是处在何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必然具有那些根性；第二、它由其所论证了的一般历史规律，使我们得认知，处在我们这种发展状态或过程中的经济，该会受到那些规律所支配，即它该会向着怎样的必然途径展开；第三、它并还为我们说明：历史规律是如何没有历史现实表现得错杂而丰富，它向我们提供出了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在同一社会发达阶段呈现着无限参差不同的经验事象的确证，它指点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经历由封建推移到资本的过渡阶段，都可因其当前所遭值的不同的社会条件，而不必有划一的按图索骥的方式，但它对于我们主观努力的最大‘善意’，也只表示经历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时期和苦痛可以缩减，却不允许超越，却不承认旧社会未经否定和扬弃，就可以轻易的让新社会实现出来”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到后来不得不导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因为“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实的发展规律的研究，我们以前对于中国这种经济形态上许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现在都可以说明了”。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决不能忽视这尚在萌芽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史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直接间接的帮助”
同上书，第47页。。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访王亚南于广东坪石，希望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历史的社会的解释”，这为王亚南学术体系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王亚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1947年至1948年，他将自己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成果先后发表在《时与文》杂志各期，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副标题“中国官僚政治之
历史的
经济的解释”。足见，对于中国问题谋求一个“历史的经济的”解释是王亚南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和追求。这些成果在1948年结集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其弟子孙越生评价该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孙越生：《再版序言》，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国经济原论》与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两本书“成为研究旧中国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著作”
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与后来出版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共同构成了王亚南关于旧中国系统研究的主体内容。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由王亚南发表在《文史哲》上的一篇长文《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整理而成，系统分析了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该书在补充《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若干内容的基础上，“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些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问题、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问题、民族产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比较广泛地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有机联系”，“把地主经济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在解放前可说是独树一帜，大胆创新”
陈克俭：《王亚南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启示——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这一系列讨论中，王亚南系统提出了“地主经济论”，将“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三十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
。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原因、性质、改造办法、改造方向都进行了清晰的阐明。“对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理论、资本理论、利润利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精辟的见解，并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见《王亚南生平事略》，《王亚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为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中国经济学研究
在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历程中，王亚南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规律的阐明，即对于经济科学之一般理论的研究；二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史进行再清理；三是探讨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来改造“当前”社会。王亚南推崇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古典政治经济学给予了肯定，而对于他所认为的庸俗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论、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说等），虽然也肯定他们在某些方面有一点合理性，但对于其为没落的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中国经济学”一词，王亚南早在1941年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且有相关论文对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必要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按照王亚南的计划，中国经济学的论证过程中，“有关经济科学之一般理论者，已由中华出版社以《经济科学论丛》的书名出版，其有关中国经济思想者，正计划出一个《中国经济意识论丛》的专集”，其有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论述则“被冠以《中国经济论丛》的名色”出版。
《经济科学论丛》首篇《经济科学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作者对于经济科学的基本认识”。其他文章则分别阐述了作者关于经济科学中人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经济法则、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及其应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等问题的思考。194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论丛》一书所收录的八篇文章则是王亚南对于抗战后期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一系列文章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是统一在一个系统之下的”，即“经济政策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不在其技术性方面，而在其社会性方面”王亚南：《中国经济论丛·序言》，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从这方面入手，才不至偏离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向。1949年，王亚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一书，对于此前影响巨大的经济学说进行了一次大清理。该书除了对之前《经济学史》（上卷）有部分内容上的移植之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及“当代”流行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经济思潮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其经济学说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为其“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关于运用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来改造“当前”社会的论述，则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的讨论上。前述《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理论上的探讨，“然则如何去改变我们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产关系呢？”“在《原论》尚未与读者见面以前”，王亚南“就计划写一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论纲》，把该书研究的结论，引到实践上去”。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一书便是这一计划的结晶，亦可作为《中国经济原论》的续篇，要“使《原论》中通过‘化验室方法’研究所得的诸种法则，再回到现实中去”。该书“从通常一般阻碍我们认识的自然观出发，由自然观引到技术观，由技术观引到资本观。”“紧接着讲中国经济改造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最后将讨论的重点落在从其 “一般讲得最多”又“看法各有不同的”土地问题，“由它的诸封建特质来”做出解释。“问题如剥笋般的慢慢由外围剥到了核心，然后再提到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指导原理”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序》，中华书局，1949年。上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亚南深感时局变化之大，《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许多结论已经不能回答“当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征及日渐凸显的新问题，遂决定写一部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著作。将之前讨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中国经济原论》作为上卷，此书为下卷，以完成揭露“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在必然联系”的任务。这便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把原来集载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的失了时效的诸篇勾销去，并增订其余的部分”，讨论了“数十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各种意见，就其最有代表性的，加以批判，藉以清除许多人头脑中的改良主义意识，并概括出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性”；“下卷则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正确途径——新民主主义经济，作深入的研究”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序》，中华书局，1950年。。
3.《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典范，也是一部阶级学典范”。王亚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借助于这部著作。然而王亚南真正系统研究《资本论》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这一时期，王亚南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研究对象和方法、结构与体系、历史功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学习、研究《资本论》的体会，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现代修正主义对《资本论》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对于当时经济理论界争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由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组织结集成
《〈资本论〉研究》一书于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亚南1962年10月在江西省南昌讲学时的记录稿，也被整理成《关于学习〈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一书出版。这本书的部分标题虽与《〈资本论〉研究》一书雷同，但相比之下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篇幅虽然不大，但对《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结构与体系，第一、二、三卷的要点，以及学习与应用的途径，分别作了系统、扼要的介绍；第二，由于是讲学的记录稿，词句比较口语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王亚南：《关于学习〈资本论〉的几个问题·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此外，王亚南还主编或合作编写了《〈资本论〉讲座》（第一册），《〈资本论〉选读讲座》（上册）等著作，为后来者学习《资本论》提供了方便。
4.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的研究是王亚南经济学研究的拓展。王亚南讨论社会科学的文章最初辑录在《社会科学论纲》一书中，后来增订为《社会科学新论》。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科学认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属性进行了探讨，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均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更当到应用的过程中去理解”。其后的三个部分对于当前最显著的“文化、战争、建设三种社会事象，分别应用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加以研究”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序言》，东南出版社，1945年。。第二部分“社会科学文化论”从东西经济的讨论入手对梁漱溟、钱穆和朱谦之三人的东西文化观进行了评论。第三部分“社会科学战争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愈到近代，战争的经济性，愈大于其政治性”；“第二、愈到近代，战争的必然性，愈大于其偶然性”；“第三、愈到近代，战争的客观强制因素，愈大于其主观决定因素”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第114—11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第四部分“社会科学建设论”，对于以往关于经济建设的“不正确见解”、混合经济制度及工业化形式主义论者的论断进行了批判分析。并讨论了中国工业建设问题、技术在生产建设上的意义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与民主问题。
关于人口问题，马尔萨斯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刻。王亚南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篇长文里对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口理论进行批判。该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批判马尔萨斯主义之后，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第二部分历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揭露和驳斥了在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新旧马尔萨斯主义的论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论证了以往中国长期存在的大量劳动人口失业问题，只有在新社会条件下才能逐渐得到解决”王亚南：《申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载《新建设》，1957年第5期。。这篇文章公开以后，正值节育号召在全国宣传开来。虽然王亚南此后在该文单行本的《序言》中对于“节育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为了一般读者“在节育运动中不迷惑在马尔萨斯主义的观念迷雾中”，王亚南又写了《申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对我国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
5.其他方面
其他各书自有专论，如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对外交的意义、性质、功能、经济基础，近代外交的演进，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现代外交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经济中心主义”，“经济在各国外交关系中，具有决定的作用”；二是“十八世纪以后的各国外交政策的运用几乎直接间接都受到了英国外交的支配”王亚南：《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第1—2页，中华书局，1933年。。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经济政策》一书阐述了经济政策的意义、功能及其历史考察，对于从商业资本时代到工业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到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及苏俄经济的政策及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用大量史实阐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的德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一部德国政治经济简史；也是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世界经济概论》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现代世界经济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分析了一战后的世界经济状况。1937年出版的《战时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全面论证了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并阐明了金融财政、内外贸易、工业、农业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对战时经济的本质与抗战前途进行了说明。195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选集》则收录了王亚南五十年代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11篇论文，“有益于一些有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读者”的学习和研究。1959年出版的《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由于不同经济规律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供求经济现象。1965年出版的王亚南主编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一书，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选辑了其中能够反映他们基本观点的章节，并在每个代表人物著作选辑前简单地介绍他们的生平、思想和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以便后来者了解学习。
（四）秉持学人精神，树立师者风范
王亚南不仅给学界留下了一部部经典的学术著作，还有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那经典的学人故事和一生都在谨守的学人精神。王亚南主持大学教育是从1950年开始的，但他独特的学人精神和教书育人、激励后人的学者风范却是很早就为人所知的。
现在所知王亚南启迪后人的故事已经很多，除了前述“睡三脚床惜时”的故事外，还有几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一则是王亚南读大学时为了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曾在宿舍自修桌旁贴了一张纸条，上写“来客接谈十分钟，超过时间，恕不奉陪”甘民重，林其泉：《王亚南传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04期。。另一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大学校长时，勤奋读书的劲头始终不减。每次出去开会，都随身带一箱子书，备足了旅途的“精神食粮”。平时也是抓紧零碎的时间，经常拿起原版的外文书来大声朗读。青少年时代养成的摘抄习惯，在他著书立说以后仍然保留着。往往亲自动手做索引卡、摘要卡，不假手于秘书或资料员。他给自己规定一条守则：非星期天不看影剧。朱雪冬：《王亚南读书生活片段》，见黄岳洲等编：《怎样读书最有效》，语文出版社，1996年。
王亚南对于自己的学生的爱惜是出了名的，曾经将自己翻译《资本论》的稿费全部用于支付厦门大学学生的讲义费，给贫困同学买鞋穿等。广为流传的是发生在日后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陈景润身上的故事。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四中学教学。这位天才的数学家由于天生木讷、不善言辞，被学校辞退，不得不在福州的大街上摆摊生活，被王亚南巧遇之后，安排他到厦门大学资料室担任助教，为其提供了做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在成就天才的道路上做出了重要的安排。
科学地对待学术研究是王亚南一贯的态度，他曾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自序”中写道：“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这是对处于政治运动频繁时代的自己的一种警示，也是对青年一代的提醒。
跨学科的方法，在王亚南那里称为“相互渗透”的方法。王亚南经常在案头放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选集》。一次一位研究哲学的朋友很好奇：以经济学研究著称的学者怎么会有如此“雅兴”？王亚南对他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借用你们搞哲学的一句行话，叫‘相互渗透’。我喜欢看外国小说，正是为了搞文科的‘相互渗透’呀！”王亚南举出了马克思的例子。“《资本论》是一座庞大的知识宝库，不仅有经济学理论，还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呢。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及后来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非常熟悉，他准确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把非常枯燥的经济问题谈的别有兴味。而且通过小说所描绘的内容，可以从不同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钟雪风主编：《名人读书法》，第94—95页，远方出版社，2006年。。
王亚南的教育论、人才论和教学论内容丰富，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先生将其概括为：第一，“他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和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应当并重”；第二，“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第三，“他根据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的原理，提出要认识校情，发挥优势，把厦门大学办成富有特色的大学”吴宣恭：《一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光辉历程——在“王亚南经济和教育思想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02期。。以此教育思想而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其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被作家徐迟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
三
后人关于王亚南学术成果的整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二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至1989年出版的五卷本《王亚南文集》，对于王亚南的学术成果作了系统的分类和编排，收录了王亚南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和少数未刊稿；三是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王亚南文选》，基本上是《王亚南文集》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史、《资本论》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经济史法则及方法论问题部分的再版。就目前来说，五卷本的《王亚南文集》仍然是体现王亚南学术成果最全面、最系统的文献。
由于王亚南的文章众多，有限的文字不可能将其皇皇巨著尽行收录。要编这样一部文集，在兼顾全面的同时也不得不有所侧重。况且即便是单篇文章，也多为体大者，万余言乃至数万字的文章更是占大多数。编者既要在既有的篇幅内将其毕生思想涵括进去，又不能作“断章”之举，确实难以取舍。即便有此两难问题，也不得不勤力搜集，认真研读，小心归类。选出的文章尽量既能够体现其思想的时代变迁，也能够反映其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思想的要核。在每一部分文章的选择上，力求能够在内容上和思想上连贯起来，又能够完整地体现王亚南的学术思想。鉴于此，编者编录内容的主要原则如下：
（一）文本取自于最先发表的刊物，全文收录，不作删节或改动。
（二）尽量保证能够兼顾王亚南在每一时期每一方面的论述，而在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方面中所选的文章则尽量能够反映其主要思想（官僚政治研究方面的论文除外，这部分内容是一个系列，绝大部分初刊于《时与文》杂志，但限于本书篇幅，只字未作收录，读者可阅读原刊或是已经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三）本书收录了部分《王亚南文集》、《王亚南文选》及其他已出版著作中未能收录的反映其主要思想的文章。
（四）全书按文章所论主题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按照最初文本的发表时间排序。关于《资本论》研究的系列文章，虽多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但鉴于其一生研究中，无不贯穿和渗透着从《资本论》中汲取的思想，故将其作为全卷的第一部分。
（五）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王亚南及其学术研究，本卷的导言并非只是对所选内容进行介绍，而是对王亚南的生平、学术贡献、治学思想等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
（六）本卷收录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1.“《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收录了王亚南从时代背景、基本内容、结构、研究方法、综合理解、学习与运用等几个方面系统研究《资本论》的四篇文章，以及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篇文章。
2.“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收录了王亚南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讨论中国经济学建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两篇文章，以及讨论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篇文章。另外，《中国经济研究总论》一文是1946年版《中国经济原论》的绪论，是王亚南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总体认识，故一并收录于此。
3.“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形态的形成与演变”所收《封建制度论》一文，是王亚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鉴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所引发的对封建制度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是其系统分析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关系的一篇长文（1954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中国封建地主制度经济论纲》一书）。
4.“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部分，收录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的“导论”和“结论”，从整体上反映了王亚南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基本思想。《中国经济恐慌形态总论》一文讨论了经济恐慌与经济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故亦收录于此。
5.“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考察”收录的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过程和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性质，以及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
6.“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收录的三篇文章，是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精华之作。《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一文在批判资产阶级经典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主义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则历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及其原因，对当时中国出现的新旧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的性质和解决途径。《申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在前两篇的基础上分析了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强调节育对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前两篇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集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书出版。
7.“文化与经济”、“研究方法与治学经验”两个部分，分别是王亚南对 “知识阶级”、“思想危机”、出版界、文化与经济、社会科学诸方面的思考，以及在治学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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