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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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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研究专家。在本稿中作者集数十年的研究心得，以十章的篇幅系统阐述了经典著作的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全稿广征博引，论据充分明晰，观点新颖独到，深入地剖析了“经典”一词的内涵，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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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詹福瑞 男，1953年生，河北青龙人。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河北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党委书记。被聘为河北大学、河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现为国家图书馆研究人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主要著作有：《南朝诗歌思潮》《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不求甚解》《文质彬彬》《岁月深处》等，另主编《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参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多部。著作曾获中国图书奖、河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参编著作获教育部社科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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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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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典之争
第二章 经典的传世性
第三章 经典的普适性
第四章 经典的权威性
第五章 经典的耐读性
第六章 经典的累积性
第七章 经典与政治
第八章 媒体之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
第九章 教育之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
第十章 大众阅读与经典面临的挑战
引用书目
人名索引
作品索引
后记论 经 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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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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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典之争
经典，这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回顾以往的历史，它已经成为我们深深的记忆。但是，这个名字在今天，有可能渐渐远离我们，以致我们担心有一天它会变得异常陌生。经典，自古至今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一
按照中国旧说，经典就是圣人的著作。汉代班固《汉书·儒林列传》云：“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班固：《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12页。六学，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春秋》《礼》《乐》六经。翼奉就明确说圣人所作为经：“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7页。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都认为经书是圣人所做，用以明道的。唐代刘知己《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刘知己：《史通·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欧阳修《与乐秀才第一书》亦云：“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24页。清人金圣叹说：“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肴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都明确指出经典乃是圣人所为之著作。因此，金圣叹径称圣人所作的书为“圣经”。对于儒家来说，经典自然指圣人留下的四书五经，而对于佛教而言，“又睹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赖永海等：《法华经·序品第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页。。也是指佛祖的著作。周作人1945年1月13日在《新民声》发表《佛经》文章，其中有“经固然是教中的圣典”一语，亦讲得清楚，经典即圣典。而从他1924年2月16日刊于《晨报副镌》的文章《读欲海回狂》记载看，在那时有经典流通处，而所卖的书籍则为佛经无疑：“第二次是三年前的春天，在西城的医院里养病，因为与经典流通处相距不远，便买了些小乘经和杂书来消遣，其中一本是那《欲海回狂》。”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说：“《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言外之意也是要人们不要认为《诗经》出自圣人之手，是圣人的典籍。但是这样的解释问题比较大，即我们常说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经典因为圣贤而成为经典？还是反过来，是圣贤因了经典而成为圣贤？其实这个问题很清楚，比鸡和蛋的争论要明确，那就是圣贤因为他们的著作或言论而成为圣贤，而非相反，经典因为出自圣贤而成为经典，这个结论是无庸置疑的。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人自诩为圣贤，或者他因为先写出了经典之作而被大家尊奉为圣人了，他又有新的著述出来，于是被他自身或他人顺理成章地安排为经典。但是是否为经典，还很难说。揆之古今中外，安排为经典的或自诩为经典的，未必一定就是经典。凡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一般而言，都能保证其作品较高的水平，肯定会有一部或多部作品为经典，但也并非部部都是经典。所以旧说并没有回答清楚何为经典这个问题。1942年，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写有《经典常谈》小册子，对经典有过介绍：“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这个介绍实则是划了一个经典书的大致范围。这个范围超过了旧说只限于经书的狭隘观点，但未论及经典的内涵，即为什么称经、史、子、集为经典。
在西方，经典这一概念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就此刘象愚有过详细的介绍：“英语中与汉语词‘经典’对应的classic和canon原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Classic源自拉丁文中的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二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成为modle典范、standard标准的同义词，再后来人们又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Classical antiquity’（经典的古代）的说法，于是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们也就成了‘Classical authors经典作家。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正是以推崇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而得名的。Canon从古希腊语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其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大约到十八世纪之后才超越了《圣经》的经典（Biblical canon）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中，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 canon）。”刘象愚：《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二）》，哈罗德·布鲁姆（又译哈洛·卜伦）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可见在西方，经典的词源有两个，Classic由最初的税收等级演变为“杰出的”和“标准的”涵义，最后演变为经典的作家；而Canon由最初的棍子和芦苇之意，演变为基督教系的教会规条，而后才扩大到文化领域的文学经典。由以上有关经典的词源及其演变以及后来人们习惯的使用来看，所谓经典至少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规定条件：（一）经典是指传统的传世精神产品；（二）经典应该是杰出的精神产品；（三）经典具有典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在经典的认识中，有两类精神产品颇具特殊性：一类是宗教的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经书、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另一类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经典，如马克思主义者亦用经典来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这两类经典著作，在其特殊的读者群中所起到的是宗教与意识形态的信仰作用。美国学者莫提默·艾德勒、查理·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介绍：“有一种很有趣的书，一种阅读方式，是我们还没提到的。我们用‘经书’（canonical）来称呼这种书，如果是传统一点，我们可能会称作‘圣书’sacred或‘神书’（holy）。但是今天这样的称呼除了在某些这类书上还用得着之外，已经不适用于全体这类书籍了。”莫提默·艾德勒、查理·范多伦著，郝明义、朱衣译：《如何阅读一本书》，（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90—291页。“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圣经’。这本书不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是被当作神的话语来读。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来说，阅读马克思的书要像犹太人或基督徒阅读‘圣经’一样的虔诚，而对‘虔诚信仰’中国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毛语录》也就是‘圣经’。”同上书，第291页。这类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的书，属于特殊的经典，因为已有其明确而又特定的经典含义，因此无论当代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基本上不再把其列入经典的讨论范围之内。本书讨论的经典，亦主要限定在文学经典以及与其相近的人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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