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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流传最广最经典的民国老课本，最客观、最严谨
易中天极为推崇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经典名著
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
反复重印，畅销数十载，一书在手，中国五千年历史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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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原书上篇为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地、系统地叙述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下篇为中国政治史，讲了中国历史大事及中国历史的演变，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大事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有很大的帮助。一经出版，畅销数十年，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
今为方便读者阅读，将中国政治史作为上篇，中国文化史作为下篇，文字做了少量的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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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著作宏富，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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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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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绪论
上编 中国政治史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下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三十七章 婚姻
第三十八章 族制
第三十九章 政体
第四十章 阶级
第四十一章 财产
第四十二章 官制
第四十三章 选举
第四十四章 赋税
第四十五章 兵制
第四十六章 刑法
第四十七章 实业
第四十八章 货币
第四十九章 衣食
第五十章 住行
第五十一章 教育
第五十二章 语文
第五十三章 学术
第五十四章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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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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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1搜求既往的事实，2加以解释，3用以说明现社会，4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1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2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3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1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在；2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地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1属于自然的；2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源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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