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孝论辑释：元明清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8.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 巩宝平,潘波涛,韩涛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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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代孝论辑释：元明清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8.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書城自編碼： 258735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巩宝平,潘波涛,韩涛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281951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06/44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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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第一部完整的孝文化文献资料汇编.

內容簡介：

【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项目是编者从约18000余册中国历代典籍中搜集有关孝文化的内容，将分散零碎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汇编成12卷，全方位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是第一部将历代国家法令，历代各家孝论、孝行、养老礼法等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性著作。
本次出版为本项目的第5—8卷，主要辑录历代对“孝”等道德观念的理解、论述，以时间为序，分为四册。

關於作者：

巩宝平：1979年11月生，河北阳原人，博士，现任职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子文化》杂志主编。发表儒学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秦汉社会史、先秦诸子学。
潘波涛：1981年7月生，山东滨州人，博士，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魏晋思想史。
韩涛：1983年8月生，河南项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古社会史、经济史。

总序／李宝库
前言／骆承烈
凡例
第八卷元之卷 1
一、儒家 3
二、史家 102
三、释家 110
四、道家 116
五、农家 118
第九卷明之卷 123
一、儒家 125
二、史家 251
三、其他各家 262
第十卷清之卷 273
一、儒家 275
二、史家 342
三、道家 369
四、杂家 371
附录 375
附录一：元史艺文志孝经类 377
附录二：补三史艺文志?孝经类 378
附录三：国史经籍志孝经类 379
附录四：郑堂读书记卷一孝经类 383
本卷简明索引 397
后记 405

內容試閱：

前?言
元、明、清三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特点一是封建经济发达，一是社会矛盾加剧。各朝均极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来继续王朝的统治，保住封建制度及自家的王朝永存。于是各朝均在提倡儒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儒学的发展。尤其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的推行与发展，使得儒家思想更为官方所认同。对于孝文化的强调与发展，自然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宋末元初，一些人的著作中，就对孝加以强调。如杨宏道《小亨集》中记：“敬以立行，行以孝为本。”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用问话的形式来强调孝。如问起为什么《论语》二十篇以“学而”为首时，对曰：“此篇乃学者入道之门、进德之基，孝弟者本立而道生而忠信，所以进德也。故一篇十六章言孝弟忠信者九。”戴表元《剡源文集》中把孝提到为学之初，“君子之学也，将以为孝，而其为孝也不可以无学”，“学仁者始于孝弟”。著名学者金履祥《大学疏义》中把孝作为“为子道之至善”。陈天祥《四书辨疑》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行辨识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孝弟礼义为心”。刘敏中的《中庵集》中收录他为几家“孝敬堂”写的“记”，分别就各家的情况阐发孝的理论。元代大儒、诗人刘因的代表作《四书集义精要》亦在阐发四书的精神时，大讲孝道。他把孝说作“大伦皆然”“天理使之”，把孝道说作“五常”之本。人们不应只笼统地说孝，“所谓孝非止是寻常奉事而已，当念虑之微有毫发差错，便是悖礼伤道，便是不孝”。作为一名官员，“如欲使民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归田类稿》中，为王善甫、贾海两位孝子写了诗序，极力称赞他们的孝行，并形象地说：“一孝盖万疵，孝可包众善，孝可动两仪，孝可神鬼格，孝可贤圣期。能孝斯能忠，厥心自亲移，愿彼为人子，终身诵吾词。”元代儒者许谦所著《读四书丛说》中，多次论及孝道。他认为“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上说来以求齐家之原。人自能尽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国便是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人能处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则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乐可知矣”。另一儒者许衡之《鲁斋遗书》特别强调长者的带头作用。他说：“人君为父能慈，为子能孝，为兄为弟能友爱，足以为人的法则，然后一国之人皆有所取法。为父的也慈，为子的也孝，为兄为弟的都友爱，所以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为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礼孝顺自家的父母，则下面百姓也都兴起事父母的孝心。”元代书画大家赵孟在《周待制致乐堂铭》中写着：“子事父母贵养其志，孰谓外物而乐可致。孝本天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册，可则可效。周君之堂，我虽未升。载观斯文，孝实有征。爰作铭诗，以颂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远。”
一
本卷从元代大儒吴澄编集的《吴文正集》中选出十段对孝的论述，他认为《孝经》的成书，虽几经变迁，但“学者岂可因后儒之傅会而废先圣之格言也”。他认为孝在一切德之前，“义、礼、智后于仁，而仁莫先于孝弟”。“万理均所当明也，而其要在于明伦。五伦均所当明也，而其首在于明父子之亲。”“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极，故孝子之事亲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亲。”他很切实地说道：“夫于身至近者家也，家有夫妇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伦五而家有其三。”他不但主张一个人应在父母健在时孝敬，父母死后也要不断思念。因而“墓以藏其体魄，庙以栖其神魂，随所在而思如见亲之存焉，故曰事亡如存，又曰致爱则存”。一个人应“有事亲之孝，有立身之孝”，对孝作了更全面的论述。
元人王祯的《农书》，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种植集大成的光辉著作。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中国人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生产者来说，也离不开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此书《序》中一开始便以问的口气说：“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回答是：“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也。”接着具体说出二者“相资”的道理：“盖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气，爱之理为仁，宜之理为义，自其仁而用之亲亲为孝，自其义而用之长长为悌，皆其得于良知、良能之素，人人之所同也??士以明其仁义，农以赡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货贿，此四民者皆天下之所设以相资焉者。”当时社会上总的基调是“崇本抑末”，本为农，末为商。另一个重要观念则是“其教民也以孝弟为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为重”。又举出自汉代重孝悌、重力田的例子，结论是：“夫孝弟者本性之所固有，力田者本业之所当为，民失其业且失其性者岂其本然哉？”
元代中期袁俊翁著《四书疑节》中大量涉及孝悌。此卷引述书中十八处。他一再强调孝悌与慈爱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情绪，“人之事亲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然慈爱之心亦非外铄而有待于强为者。”“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为此，他认为孝悌是天下最大的事，引《孟子》说：“‘大孝’者，天下大事之人皆化之而为孝也。”引《中庸》：“‘达孝’者，天下人皆答之为孝也。”儒者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程端学《春秋本义》、刘将孙《养吾斋集》、王恽《秋涧集》、程文海《学楼集》、陈栎《定宇集》、王沂《伊滨集》、黄《文献集》、朱公迁《四书通旨》、梁寅《周易参议》、陶宗仪《说郛》、郑玉《春秋阙疑》、史伯璿《四书管窥》等书中，均在研讨古籍中发抒了一些肯定孝悌的主张。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述、研讨古代典章制度的大书。在这部书中引述了古代选拔人才时，重视孝的记述。《元史》中记康里向元顺帝进言倡孝，在日后明朝的《元史》列传中专辟《孝友篇》，体现出元朝统治者对孝悌也特别重视。
在元代，除儒家重视孝悌之外，释家、道家对孝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释大在《题昙西竺母李氏墓铭后》中，把孝与敬佛联系起来说：“曾子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孝之大者。矧佛之制，其徒犹笃孝养，若昙以志事亲，是诚乎孝而知所本矣。”意思是说；曾子说孝并不等于一直顺从父母的意志去做，理解父母的心意是行孝道最重要的事。比方神佛的规定，其弟子也忠实地供养父母，像奉行佛法那样孝敬父母，这才是诚心诚意地奉行孝道啊！
元代道家也重视孝。陈坚的《太上感应灵篇图说》说：“兄弟天伦也分形其气，故兄爱而友，弟敬而顺，不云乎孝友于兄弟。”道家把兄弟之间的友爱和他们常说的“气”联系到一起，以此赞扬孝悌。
有一些史书上也用不同形式记载着孝道。如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自己讲忠信、孝悌乃“性命之乐”。
二
1368年，朱元璋战败群雄建立明帝国，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
意识形态上，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更加强调人间伦理，重视孝悌，有关这方面的著述甚多。如明初的重臣刘基著《诚意伯文集》中就有《孝友堂记》《养志斋记》。前者对此堂曰：“‘孝友’敦人伦也。善父母为孝，善兄弟曰友”，后者首记：“夫孝，百行之首也，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为而不敝哉！”结论是孝敬父母就是“养志”。
明初另一重臣宋濂著《浦阳人物记》，开头便说“忠、义、孝、友，人之大节，故以为先，而政事次之”。《卷上》单列《孝友篇》，重点赞扬其家乡浦阳的孝友。唐桂芳的《孝友堂记》开头便说：“夫孝友之道，出于秉彝之固有，岂自外至哉！故人之事父与兄，因其性之本，然尽其职之当然。”
明朝初年靖康之役后，誓死效忠于先王的方孝孺，其行为忠于皇帝，著作中自然少不了忠孝二字。本卷在他著的《逊志斋集》中选了九段，均从多个不同角度赞扬忠孝。如：“为家以正伦理，别内外为本，以尊祖睦族为先。”“孝子之爱亲，无所不至也，生欲其寿，凡可以养生者，皆尽心焉，死欲其传，凡可以昭扬后世者，复不敢忽焉。”该书之《四箴》中之《父子》记：“子孝宽父心，斯言诚为确。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主张孝敬父母的方孝孺，在此书中却极力反对郭巨埋儿的行为，他认为郭巨“杀子之恶不可逃”，“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
明初辅政四十年的重臣杨士奇在提倡孝悌时，对家族之谱牒有过论述。他认为：“谱牒之作所以亲宗族也，世道泰民俗厚则谱牒盛行，比年士大夫家率有谱，足以为世道人心喜，而孝子慈孙不失其良心者。”“谱牒，君子以仁其族之器也，本乎孝弟之心焉！盖君子无往不用其仁，而行之必自家始。”
明中期大学士李东阳把孝与天紧密联系到一起，在其《友爱堂记》中说：“夫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属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伦有疏戚，行有先后，必自属于天者始焉。”这一主张，自然又加强了孝的分量。
明中期大臣兼学者邵宝在几部书中均论及孝，他认为：“礼所以成孝也，有人子之心而要之以礼约之。”孝亲也要依礼而为。为此他批了两种愚孝，一是：“股之非孝也，君子之为论久矣。”一是：“子复父仇诸诛于法正也，不请而自行之令不可??非司寇不得杀人。”割股医亲与为亲复仇而杀人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做出这种事来都不是孝行。
蔡清著《四书蒙引》，在读“四书”时，为孝道发抒了很多议论，本卷选了十九段。他把孝亲的行为说得很具体：“凡人能修身、慎行、不辱其先，或能改父之行，变恶为美已足为孝；凡人之养亲，或菽水可以尽欢，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为孝；凡能不坠先世之绪，克绍前人之休者，亦可谓之孝矣；凡能燕翼其子若孙，或得以赏延于世者，亦可谓之孝矣。”书中又说：“慈母之恩无穷，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养有限，而孝子之思无穷。”父母在时应及时孝敬，父母去世后应有“无穷之思”，才是真正孝亲。“孝、弟、慈三者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孝、弟、慈”，是说一个人要在孝、弟、慈上要求别人，一定要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周琦在《东溪日谈录》中，将《孝经》与《忠经》对比，说：“孝是人之出门第一件事，《孝经》当与《忠经》相对，但《忠经》无立言至理，且非圣贤之言，故不足伍耳！”
明代儒家“心学”派的代表王守仁（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中，以与徐爱答问的形式将他主张的心学与孝联系起来，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无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在后人将其著作集中编成的《王文成全书》中，多次论及孝道。从道理上来说：“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从实践上来说：“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不可称为知孝弟。”
另一位儒家湛若水著《格物通》中谈天、谈人、谈教化，少不了对孝的评论。他把孝与天联系起来，说：“君子之事天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怒而不畏者非孝子也，天怒而不畏者非仁人也。”“孝友根于天性”，“孝弟本乎心”，“孝、悌、忠，人心之固有者也。”“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子女对父母之丧“得为而不为谓之慢，不得为而为谓之渎，渎与慢皆弗敬也”。由孝推至养老、敬老，“老老之教不行，民弗知有长矣！慈幼之教不行，民弗知恤孤矣！弗恤弗长则仁孝之风几乎息矣”。然后说到孝慈的作用：“孝于亲，慈于众。孝足以为民之效，慈足以结民之心。”
正德时的状元吕著《四书因问》中说：“天下之道皆尽于仁，仁之性尽于孝弟。”“孝弟则九族惇睦，以此百姓昭明。”书中多次说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在他评论舜之孝时说：“言孝则友在其中，未有孝而不友者也。”他还强调行孝首先爱自身。因为“父母生身，使身而为有道之身是爱其身也，爱其身是亲其亲也，是孝也??孝莫大于爱身而为有道之身，不孝莫大于辱身而为无道之身”。夏良胜在《乐堂铭》中说到行孝要使父母快乐，“以父母为乐，君子则尔，小人则否。有此乐者，天而以慈孝；乐此乐者，人也。以兄弟为乐，君子则尔，小人则否。有此乐者，天而以友恭，乐此乐者，人也。”另一处说起将孝向外推衍：“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措之天下矣。”
明末东林党“三君”之一的赵南星，强调一个人尽孝首先自己要有高度的修养。他说：“欲顺亲又不可以阿意曲从也，其道在乎诚身。诚身者，由心之所存以至四肢百骸之所发，浑然一真实而无妄，则孝为诚孝，乃可以顺亲。若反身不诚，则其孝亦不诚，不能顺乎亲心矣。”
明末大儒刘宗周，清军入关后，辅佐南明福王，守杭州抗清军，杭州失守，绝食而死。在其著作《论语学案》中，多次把孝与忠及世间万物联系起来。他说：“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动才达之；第二念便是弟，以孝弟推之，便得刑寡妻御臣仆之道，自此而九族、而百姓、而昆虫草木，即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此孝之所以为百行原而万化之本也。”
明代史家一些著作中，对孝这一伦理道德也极力表彰与肯定。如《明史?礼志》中记明太祖即位之初，皇帝在先农坛祭祀后，宴请百官耆老，有时也请耆老陪祀。这种对老人的尊重，当然基于孝道。又如嘉靖朝祭祀时，多次提到“严父莫大于配天”。《明史》单列《孝义传》，强调“孝弟之行，虽曰天性”，也要赖于教化，有明一代就重视教化。朝廷如此，儒家如此，明朝有些道家思想的人也是如此。如郎瑛在《东谷赘言》中说：有一人号称孝子，但与其弟分家时，为私利而争执，这不算孝子。徐元太在《喻林》中说那种为获得名誉或赏赐而装作孝敬父母的人，做得越多，距离真正的孝越远。
三
历代尊崇儒学的两大高峰是元朝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全国大权后，首先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他们当年都以武力获胜，但要治国安邦还是要靠儒家思想。当清军入关，用多种方式巩固了统治权后，有政治眼光的康熙皇帝认为，经朱熹改造过的理学，对大清王朝的统治更加有用，于是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将朱熹的著述依其需要进行选取，分类编排，列为十九门，命名为《御纂朱子全书》。书中说：“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特别记《论语》中说“孝为仁之本”，《孟子》中说“四端皆本于孝弟”，把孝提高到一切道德之始。
清初名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到孩提之童对父母最初知道爱，稍长后知道敬，再后知道严。明末清初，正当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家们讲义也讲利。此书中作者说：“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则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强调忠孝出自人的内心，这显然与他明亡后誓不事清的行为是一致的。
唐甄《潜书》的《备孝篇》对孝作了广泛的解释。他认为一个人应尊重自己的本源，即本姓的长辈，但通过姻亲关系，对待外姓的长辈也应尊重。女子出嫁后，应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同样，一个人爱自己儿子的孩子，也要爱自己女儿的孩子。清初大儒孙奇逢论及孝时，特别强调敬。他在《四书近指》中说：“学先主敬，而事亲尤是敬之。结聚处不敬，何谓能？”孔子当年说事父母时“色难”！他说：“色字全从敬中来，不能敬，安得有愉色乎？”
康熙时的理学家兼重臣李光地一生著述丰富。在其《榕村文集》中谈及四书时，多与孝弟联系。如在《大学古本说》中说“治国者养耆老则民知孝”；在《中庸章段》中说“仁莫先于孝，故修身者不可以不事亲”；在《读论语札记》中说一个人“所服行者皆孝弟、忠信，则未有不同归于善者”；在《周礼述注》中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孝”；在《三礼》中说“孝德以知逆恶，是修己以为治人之本”；在《经书总论》中说入孝出悌“一切谨愿，后来盛德大业都从此出”；在《经书笔记》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先于孝。为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尽其性而至于命也”；在其《修德说》中说“德以仁为本，仁以孝为本”。李光地的这些论述，及与此同时康熙帝令儒臣编的一本《日讲四书解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朝儒者对孝的基本态度。
清朝前期，一些儒者为避文字狱，多在考据、训诂方面下功夫，这便是当时兴盛一时的朴学。朴学重在对古籍考据，但在儒家基本的伦理孝道方面也同样重视。如惠栋在《周易述》中对《吕览?孝行》进行发挥。阎若璩在《四书释地》中也说：“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戴震认为：“仁是以亲亲、义是以尊贤??亲亲之道得??修身以道，道出于身也。”
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继承古代的传统，也极力称赞孝道。如魏源说：“大哉！孝之外无学，孝之外无道也！塞天地、横四海、互古今、通圣凡，无有乎或外者也；彻精粗、兼体用、全内外，无有乎弗贯者也。”康有为《大同书》把天下太平的憧憬寄托在取消家庭上，但对孝道却同样推崇。他在此书之《绪论》中首先提出，父慈子孝是“人道之至顺，人性之至愿”。接着一再说：“父母之劳，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体由其育也。”“有父母而不孝，则不成为子。”“不爱不私则人类绝，极爱极私则人类昌，故普大地而后有人物，皆父子之道。至矣，极矣，父子之道蔑以加矣。”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的“五伦”中，“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
在清代的一些史书中，同样也提倡孝道。如清初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中，在记起河东学案、崇仁学案、姚江学案、江右相传学案、南中相传学案、泰州学案、甘泉学案等处，都对孝作过多种论述。
在清朝第一个皇帝福临（顺治）的《御定资政要览》及康熙皇帝的上谕中也多次倡孝。如前者说：“小孝思爱而忘劳，中孝尊仁而安义，大孝博施而备物。”后者说：“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行莫重于孝弟力田，心必存于礼义廉耻”??在皇帝对孝的强调下，清代一些地方志书中也把倡孝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有些学者著的史书也不例外。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说：“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
一生经历五个帝王的王永彬，写成《菜根谭》等三部“奇书”。这位非儒非释非道的学者，在其《围炉夜话》中对孝道作过一些独特的阐发。他说：“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他又认为：“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对清朝后期社会上道德沦丧的批评一语中的。
历时六百多年的元、明、清三朝，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提倡孝道、遵循孝道方面却未改变。大量史实证明孝道的永恒性。作为人间伦理基础的这一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是维系家庭、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元、明、清时期的历史又证明了这一点。
骆承烈
壬辰夏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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