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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国内第一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丛书。该成果的问世,中国文学史将面临改写,强调回到中国民国时期的历史本身,揭示中国现代作家自己经历的历史故事,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具有全新的开拓意义。
《文学理论的兴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识档案》一书以清末民初文学理论的学科建制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多方面清理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话语分析和历史考察,结合理论思辩和实证研究,结合个案解读和规律性描述,系统探讨了这种建制是如何在精英教育、知识群体、学术话语的变革和转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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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马睿,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4年7月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7月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2001年7月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在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9月-2005年9月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话说老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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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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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
绪论 …………………………………………………………………………………3
上编 现代教育:文学理论学科化的体制基础 11
引言:学科化与知识生产的现代模式 11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 12
第一节 废科举、兴学校: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教育改革 12
第二节 西学东渐:象征资本的转移 17
第二章 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文学知识的重新定位 23
第一节 晚清民初的学制演变 24
第二节 文学的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 29
中编 新知识群体:文学理论学科化的人力资源 35
引言: 变局中的文化空间和知识主体 35
第三章 文化空间的变化与现代知识主体的产生 36
第一节 现代文化地理在中国的形成 36
第二节 游历:空间变化中的经验与叙述 37
第三节 他者体验:感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59
第四章 学院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新知识群体的聚集整合 64
第一节 人文教育理念的现代化…………………………………………………66
第二节 现代学术团体的发展……………………………………………………69
第三节 暑期学校与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73
第五章 现代交往空间中的知识主体 76
第一节 知识活动与交往空间中的地缘纽带……………………………………77
第二节 北大文科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78
第三节 《新青年》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81
第四节 北京文化圈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83
下编 教材与核心词汇:文学理论学科化的学术载体 85
引言:知识的合法化与代际传播 85
第六章 文学概论教材的形成与发展 86
第一节 从翻译到自撰 86
第二节 从文言到白话 93
第三节 理论移植与经验填充 101
第七章 “文学”:核心词汇的意义演变 112
结语 124
参考文献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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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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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学制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现代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建构,学科意识逐步推进,专业知识群体逐渐形成,政治权力作用于教育和学术的方式发生变化,呈现出现代特征,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中的重大事件。就我们的核心议题而言,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文学”成立了,它不再是一个囊括经史子集的庞大学科,也不是传统“词章学”的替代物,它借助现代分科体系获得了新的学科定位,因而也需要在现代知识体系和文化格局中重新设定自己的价值。
经学在历史上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和学术而存在,更是作为支撑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社会结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存在,随着政体和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经学在失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也遭遇现代学科体制的抵制。在民国的学制中,“经学”这一名称从学科目录和课程目录中消失了,其中的非意识形态内容经过重新整合,被置放在哲学、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中。从文学学科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就是文学主动和经学剥离,宣称自身学科独立性的过程,文学成为“美术”[1]的一种而不再是政教伦理的工具,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成为现代学术的一种而不再是演绎儒家文学观、文化观的工具。这种剥离也使文学与既有的文化权力、文化功能剥离,由此产生的价值真空急需填充,而外来的西学正好为之提供了思路: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非功利性的审美,这是从西方美学中找到的理论依据,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认识文学活动中的客观规律和终极真理,这是从现代性的知识分治原则中获得的支持,因此文学学科的价值无须外求,对美与真理的追求作为其内在本质,为这一学科的文化合法性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文学在去权力化之后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论证,参与了现代学术伦理的建构,消减了“致用”对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压力。但现代社会文化中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虽然有所分离,社会伦理却并不会完全退出学术和教育领域,尤其是对于诞生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现代学术教育而言。新兴的文学学科为回应社会伦理对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提出的要求,尝试从以下两种途径重建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是以养成现代国家民族意识为内核对文学进行再度权力化。这一对文学价值进行重新定位的思路,自晚清以来得到普遍认同。
文学经历了去经学化,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内容剥离,因此文学的去经学化实际上也是一个去权力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此就不再与任何意识形态结盟,不再与任何权力发生关联。晚清民初,正值社会激荡,风诡云谲之际,各种政治文化思潮轮番涌现,文学时常参与其中,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新小说”,就非常直接地把文学作为表达、宣传政治意见的工具,与传统对文学权力的认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替换了所宣传的具体内容。当然,进入学科体系的文学话语,还必须具有知识性的外壳,与权力的关系呈现得较为隐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科目的形成,就是一个为民族主义与文学的结盟构筑知识性载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作为增强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被再度赋予权力。民族主义之所以在当时中国社会拥有强大的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民族生存危机;二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政治意识,符合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需求;三是民族主义既属于西学新知,又可以在传统中找到可对接资源,很容易与既要积极占有新的象征资本又具有传统思维惯性的中国社会一拍即合。因此文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呼应了当时社会伦理对教育、学术的期待和要求,“作为大学里的一门课程,‘中国文学史’的设置,在早期除去是对日本、欧美学制的模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便是它能够讲述一个有关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的讲述,对于近代国家形象的建设以及民族精神的构造都十分有益,它能够启动激发爱国热情、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作用……而爱国主义,恰好又是近代国家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核心观念。”[2]
“中国文学史”进入现代文学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是仿效日本和欧美的产物,与之相应,文学史教材的编撰也受到东、西洋文学史著述的影响。《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开设7门主课,“历代文章流别”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对文章流别的研究在中国古已有之,此次“历代文章流别”作为课程科目与以往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名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文章流别,实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因为《章程》在对课程进行说明时,专门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以外国学者的著作为模板,就说明本土资源中没有适合用来教授“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的现成著作。《章程》颁布于1904年,此前日本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不止一部,其中吉城贞吉、笹川种郎所著在中国影响较大,而日本学者撰写文学史所秉承的观念、范式和体例,又是来源于欧美。中国人自撰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应教学之需而产生,1904年林传甲写成的《中国文学史》是为京师大学堂的相关课程而作,1905年黄人写成《中国文学史》也是他在东吴大学任教的结果。草创时期的作品,其面目往往半新半旧,对自己借鉴模仿的对象也往往一知半解,比如林传甲的著述在文学观念、叙述对象和写作体例上都有浓重的旧学色彩,不如当时日本学者对“文学史”的现代学术性质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在体现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方面,林著又明显有别于旧学,至少“宗经”已不再是唯一的旨趣,“‘爱国’,也正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近代教育和学科体制的建立,可以说就是随着这一观念在教材中的渗透、在课堂上的传播而完成的,如果以此为标志的话,那么林传甲编写的这一课本,就是非常具有近代式的新学意味的”;[4]而黄人更试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以确立其世界性的价值和地位,“这样的对于国家文学的叙事,其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国曾经有、如今也有绝不逊色于世界最伟大文学的文学”,[5]这是在认同普世性标准的前提下所作的民族主义建构,是依据新的象征资本所作的有利于本土传统的阐释。
[1] 晚清民初的文献中,艺术通常写作“美术”,这个术语,体现了国人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影响下,开始认同艺术应以美为最高价值。
[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3]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56页。
[4]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89页。
[5]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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