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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发展研究

書城自編碼: 260705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宗教
作者: 陈小萍
國際書號(ISBN): 9787802328648
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8-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6/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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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专业力作,以时间为序探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政治化过程,印度教民族主义执政时期的民族主义政策,同时从国家整合的角度分析国内政治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因素,通过周边外交和印度教徒移民探讨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极具现实和理论价值。
內容簡介:
宗教认同在近代印度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殖民晚期出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独立后的印度政治发展施加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印度人民党逐渐从政治舞台边缘来到中心,团家族得意在安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实施“印度教特性”方案。在全球化背景下,团家族加快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极力彰显印度教文化魅力。
關於作者:
陈小萍,女,川大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目錄
绪论()

第一节本书意义()

第二节研究现状()

第三节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路()

第四节研究内容()



第一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

第一节19世纪印度教改良运动()

第二节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形成()

第三节印度教民族主义团家族()



第二章从边缘到中心: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化进程()

第一节尼赫鲁“世俗政治”框架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

边缘地位()

第二节英·甘地政权加速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攀升()

第三节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崛起()



第三章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崛起的背景()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宗教意识增长()

第二节印度教朝圣(Yatra)与印度教民族认同建构()

第三节阿约迪亚罗摩出生地运动()



第四章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的民族主义政策(1998—2004年)()

第一节公开核试验与核民族主义()

第二节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司瓦德希(Swadeshi)再解读()

第三节文化民族主义政策:教育文化的“橘黄色化”()



第五章国内政治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第一节2002年古吉拉特邦印穆教派骚乱()

第二节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男权特征与女性有限赋权()

第三节团家族在部落地区的印度教特性活动及影响()



第六章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第一节国家安全观与南亚国际关系()

第二节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海外活动探析()
內容試閱
第一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

对于印度教Hinduism和印度教徒(Hindu)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教徒早于印度教。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认为,随着中世纪大量穆斯林来到印度土地上,为了区别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群体,他们开始使用印度教徒这一词语指代原来生活在印度斯坦这块土地上的人。塔帕尔:《想象的宗教共同体》(RomilaThapar,“ImaginedReligiousCommunities?AncientHistoryandtheModernSearchforaHinduIdentity”,ModernAsianStudies,Vol23,No2,1989),第209页。我们今天使用的印度教Hinduism这一词汇到19世纪才正式出现。英国学者卡尼尔认为印度教第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印度教是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的建构,在“西方自我”想象中充当了“东方他者”,同时作为英国殖民者在次大陆实行分而治之的政治工具。卡尼尔:《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世界——分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CharistianKarner,TheThoughtWorldofHinduNationalism:AnalyzingaPoliticalIdeology,NewYork:TheEdwinMellenPpress,2006),第34页。1881年,英属印度政府进行第一次大规模人口统计,宗教首次成为对人口进行分类的范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官方认可的两大主要宗教,“印度教徒多数派”和“穆斯林少数派”的概念区分由此产生。

事实上,长期以来印度次大陆的人们以“吠陀的法”或“永恒的法”来指称自己的信仰传统,印度教徒也用自己所属的宗教派别来称呼自己的信仰,如毗湿奴崇拜、湿婆崇拜、萨克蒂崇拜等。在印度次大陆的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概括所有不同派别信仰且被所有信仰者统一使用的名称。近代以来,随着印度国内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度教这一名称,印度国内的普通民众也逐渐接受了以Hindu指称印度教徒,以Hinduism印度教来表示自己独特的信仰,并区别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大多数分析印度教政治、社会影响的英文书籍中,Hindu既可以表示印度教,也可以指称印度教徒。

尽管印度教这个名称被大家接受了,但是就印度教的准确定义却一直困惑着学术界。西方学者从印度教的多中心、多元性和包容性出发,相继提出了“榕树论”、“丛林论”和“海绵论”试图对印度教进行定义。卡尔·马克思认为印度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它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扎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我国学者发现印度教非常庞杂,难以定义,比如朱明忠认为“印度教是多种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综合体”。朱明忠:《恒河沐浴——印度教概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邱永辉认为印度教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具有不可驾驭的韧性。在她看来,首先印度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神学体系,神圣和世俗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严格划分,宗教与文化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异或紧张关系。其次,印度教是个多信仰体系,而无共同信条。印度教作为一种民族信仰体系,既不源于一位先知的启示,也不在众人中宣教,更不强加于人。因此,邱永辉认为印度教本身排斥一切定义,其无定义状态便是印度教的常态,或是最佳状态。邱永辉:《印度教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页。尽管如此,世界范围的印度教研究资料表明:公元前1500年兴起的吠陀教作为印度教的雏形,后来发展为婆罗门教,并经过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最终形成了庞杂的印度教宗教体系。

随着英国在印度确立殖民统治,印度教知识分子开始直接接触西方思想、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他们既羡慕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和社会成就,同时也深知印度千百年的沉湎冥想和积贫积弱已使民族的活力枯竭,认为西方对印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教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沉思和反省,积极呼吁进行印度教社会改革。他们决定沿着西方现代理性的路线,改革印度教的传统陋习,从而达到以学习西方来复兴印度社会的目的。正是这时期的印度教改良运动为20世纪初期形成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基础。扎沃斯:《圣社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源头》(JohnZavos,“TheAryaSamajandtheAntecedentsofHinduNationalism”,InternationalJournalofHinduStudies,Vol3,No1,April1999),第57页。

第一节19世纪印度教改良运动

19世纪兴起于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和旁遮普等地区的印度教改良势力设法在印度教徒中注入一种自尊和爱国感情,让他们记住自己的精神遗产,从而抵消西方物质优越的“神话”。在普通印度教徒的印象中,工业化带给西方人的是物质上的富裕,但是他们缺乏对终极真理的关注。虽然印度教有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但是长期的沉湎冥想使得印度民族活力消耗殆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一批印度教知识分子逐渐醒悟,发动了印度教改良运动。印度教改良主义者强调印度教中伦理、精神和文化的背景,坚持认为印度教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传统宗教强调仪式和宗教外在的标志),而认为印度教是一套哲学思维,包含对宇宙和精神的解释。这时期的印度教改良运动中,“梵社”和“圣社”的影响最大,对印度教社会的改革和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梵社”(BrahmoSamaj)由罗姆莫汗·罗易(RammohanRoy)在1843年创立于孟加拉,该组织希望消除极端宗教信仰,消除印度教中的不良社会实践。从改革的角度看,罗易接受西方对印度教多神、种姓制度和女性地位的指责,但是他批评了西方传教士的宣教活动,坚定地维护印度教,抵制基督教的传播。罗易认为,根据《吠陀》经典,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梵的一部分,因此人与神之间不需要中介。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教比基督教优越,印度教的“吠陀黄金时代”之说正是这个时候得以成形的。

罗易早就注意到印度教社会中的一些陋习,比如撒提(Sati)撒提(Sati)是传统印度教社会中的一种陋习,指丈夫去世后,妻子在丈夫的葬礼上自焚,或者跳入火炕殉葬,这样丈夫的灵魂才能转世。和偶像崇拜。他认为这些落后实践是后期加诸于印度教的,主张恢复印度教原型。为了净化印度教,以获得真正的信仰,必须清除后人掺入到印度教中的杂质,恢复印度教的本来面目。罗易反对撒提制度,并努力让英印政府在1829年将撒提确定为非法行为。在宗教改革方面,罗易呼吁印度教徒对陈腐的宗教思想内容进行理性批判,让印度教回归到宗教本源,重新发现印度教思想的原始纯洁性。他认定《吠陀》、《奥义书》是印度教真正的源泉,并选取重要部分翻译成孟加拉语和英语。罗易推动宗教和社会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社会宣传和政治鼓动。他向人们散发宣传改革的小册子,创办孟加拉文和波斯文刊物宣传改革。同时,他极力推行英国式教育,并为创建加尔各答英文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罗易组织了大量集会和请愿活动,不仅引导了舆论导向,也给政府施加了影响。

在罗易去世后的最初10年内,“梵社”成为人们定期聚会、举行宗教仪式的小团体,“梵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为了改变“梵社”毫无生机的状况,罗易的继承人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父亲)为“梵社”发展指出了新方向。首先他拟定了入会仪式,使“梵社”从一个松散的会社发展为一个正规组织;接着他建立了一所神学院,监督并抵制基督教传教士的扩张;最后他创立了新的礼拜仪式(即梵天仪式),既强调虔信又强调道德义务。在这些新的举措影响下,“梵社”成员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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