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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作者董贻正1948年从上海租界考入清华大学；薛传钊则1948年从香港考入燕京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他们详细回忆了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解放前的大学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状态完全不同。这些叙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珍贵史料，更让我们了解曾经有过的大学的风貌。
2.1948-1953年，中国社会经历突变，清华大学不仅亲自聆听了现当代*著名的大师的授课，还经历了国民党炮台架进校园、炮弹扔进会堂、地下党风起云涌的组织活动，更经历了青年学子迎接北平解放、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游行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来自亲历者一线的热血经历和温情回忆，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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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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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出身中产家庭，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是当时的学界精英。他们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近距离领略了王竹溪、钱三强、何成钧、孙瑞藩、翦伯赞、严景耀、雷洁琼、陈岱孙等大师的风采。他们在求学期间亲身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本书既是个人大学生活的回顾，也是当时社会和国运的缩影与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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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董贻正，男，1931年间月出生于上海市，汉族。1948—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薛传钊，女，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年幼时随父母逃难，流离颠沛，辗转数年。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1949年夏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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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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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北
我们当年考大学
马桶上听到被清华录取的消息
一路向北
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园
1949年的清华
国府末日
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
清华特色
特殊背景下的社团“团契”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
参与迎接北平解放
三次申请入党
在清华园参加的政治运动
在毕业证书上盖章的两位校务委员会主任
我们这个班
毕业奔赴东北
重返北京
用土办法来测算所需各类专业人员的比例关系
学于天地间
奔赴解放区
穿越封锁线
燕京一年
翦伯赞教我中国社会史
体育和音乐史的陶冶
燕京的课外生活
参加开国大典
到京郊参加土改
转学去清华
清华的学风与校训
大学有大师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课外的锤炼
多才多艺的清华学子
孙晓邨、张君秋和乌兰诺娃的指导
到印度大使馆借服装
去广西参加土改
董必武送行土改团
土改前奏
进驻山区“土匪村”
土改那些事儿
邕江江畔的彩虹
第一次参与“战地手术”
一只掉出来的眼球
从看摊到接生
团部工作剪影
向知名的人民艺术家学习
张定和的委屈
同安娥和田汉的接触
巧遇诗人艾青和作家李又然
丰收中凯旋
毕业前
骑河楼老校舍和皂君庙新校址
系统学习计划经济
新式“国家毕业考试”
弃读研究生，争去第一线
分配、烧饼与苹果园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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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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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
清华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盖有大师之谓也。”事实上，清华不仅有大楼（当然，同现在几万人规模的大清华相比，这些楼显得小了些，但即使现在，看到科学馆、化学馆等建筑，仍然会肃然起敬），但更重要的是，清华有闻名国内外的大师们。这些大师，既是学术殿堂的缔造者，也是民族堡垒的捍卫者。清华在1952年“以苏为师”，进行院系调整前，工学院固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但文、法、理，甚至农学院更有过之。看到清华如此学习环境，真是满心欢喜。能够在这样大师云集的学校里求知，真是一生的幸事!
但是，我这个人资质平庸，学习方法又不对头，因此面对众多大师如此丰富的知识宝藏，我却未能从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更不能从他们智慧的脑袋中获取探索科学门径的密码。但毕竟在这种强大气场的影响下，也多少学到了为人、求知、做事的正道，使我以后在社会上能坚守底线，奋发求知，虽然没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但也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
回顾在清华4年的学习生活，确实是平平而已。所以，有的同事在向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我时往往会说：这是清华的高才生，我会立即否认。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因为，进清华的，绝大多数确实都是高中学校的高才生；但出清华时，就不一定是清华的高才生了。当然，清华不乏高才生，他们善于思考，钻研问题深，总结概括能力很强。
大一课程工学院各系基本相同，有国文、英文、微积分、普通物理、画法几何、经济学概论。普通物理是理、工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学生多，分4个大班，国文、英文、微积分则都是二三十人的小班，物理课分别由王竹溪、钱三强、何成钧、孙瑞藩讲授。其中，王竹溪和钱三强都是教授。按清华的规定，所有教授都要轮流讲授基础课，他们俩也不例外。1947年钱三强回国时，已以其发现核反应三裂变的重大研究成果轰动世界科学界；王竹溪的资历更深。1971年夏，杨振宁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时，曾向周恩来总理点名要求拜见的少数几个人中，就有他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竹溪，王竹溪这才从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据高年级学长介绍，他们认为讲课讲得最好的还是何成钧老师，工科的很多同学都选他的课，我也选了何老师的课。他用四川话讲课，抑扬顿挫，条理清晰。
物理课有两位助教，其中一位是陈篪，中等个儿，长个娃娃脸，说话细声细气，对学生很客气，但要求又很严格，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就是从他哪儿学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要求去鞍钢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小潮流，认为搞建设了，还是要以工为主。我们班上两位女同学也是从物理系四年级转到电机系二年级的。以后陈篪又调入钢铁研究院，任物理室主任。在他确诊为甲状腺癌症后，住院期间，还坚持看书学习，进行运算，并表示要写信给党支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被当作“白专”典型来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冶金部党组把他树为“冶金科技战线的铁人”。
数学课马良老师讲微积分。开学前，高年级学长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老师的特点，总的印象是学识渊博，要求严格，特别是会对新生来个“下马威”。开学后，果真体验到了。马老师上课时经常来个10分钟的小测验，有的在讲课前，有的在课程的最后10分钟。本来，微积分我在中学时就自学过，觉得并不难，但几堂课下来，把我“烤煳”了。好在老师们采取的方针是“考试从严，给分从宽”，有的老师按实际得分的开方乘以10，作为正式成绩，这样算来就是36分算及格，也算是放我们一马。
画法几何由褚士荃老师主讲。他是清华的训导长。在我印象里，训导长都是国民党的党团骨干，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帮手。但褚老师是慈眉祥目的，听说他还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离清华。但这门课一般安排在下午第一节，那时有些发困，但主要是自己对三维图像概念差，因此，这门课也没学好。
好像也是在一年级，有一门金工实习，由机械系强明伦教授主讲。该实习课要求要亲自动手把一块粗钢加工成长方形的钢块，四周要挫得有棱有角。这又暴露出我的动手能力差的弱点。至于车床等机器设备，也只是大概知其操作方法而已。
一年级下学期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清华了，课程也多少有些变动。原本要上的普通化学和工程测量课，电机系的学生就免修了。英文课，凡是考试合格的也免修了。
进入二年级，有两门重点课程：一是电工原理，二是材料力学。前者是电机系的专业基础课，这才开始同电机系接触了。清华电机系是1932年秋创立的，第一任系主任由工学院院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个中国博士顾毓琇教授兼任。电机系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甚至教材选择，都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模式。早在上海读高中时，我就久仰MIT（麻省理工学院英语的缩写）的大名，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称号，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至2009年，先后有78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在我的心目中MIT甚至超过了哈佛、耶鲁。而在MIT的众多专业中，尤其以电子工程系名声最响。现在，在众多大学排名榜里，麻省理工学院均位列世界前五位。
教“电工原理”的是孙绍先教授。新中国成立前这些课程都是英文讲课，原版教材；可是到了二年级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新时期，在“一边倒”的思想指导下，要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教授们都是用中文讲课，“电工原理”当然不能例外，也是自编中文讲义了。孙绍先是东北人，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讲课语速较快，对所讲内容烂熟于心，十分重视概念的理解。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曾两次自杀未遂。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孙立哲却被毛泽东亲自圈定为5名知青先进典型之一。孙立哲“文化大革命”中从清华附中到延安插队，成了赤脚医生，自学成才，在农村做了上千例手术，治愈了不少乡亲的病。1983年，他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这门课配了4名助教，足见其重要性。他们平时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指导实验。考前帮助同学进行复习，对同学很关心，也很有耐心。四位助教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后来都是教授。其中王先冲当时已是讲师，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还有一位吴佑寿，他们两人后来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位南德恒，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难得很”；金兰，同学们也是取其谐音，取外号“真难”。从中也可看出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敬畏之情。三位老师也回校参加庆典，竟然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
遗憾的是，这门课我没学好，学期末了的考试，我居然成为极少数几个不及格的人员之一。虽然同学们没有任何轻视之意，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在学习上遭遇滑铁卢，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年暑假，我没有回家，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父亲。从上学以来，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我也从来没有给他看过成绩单。这次我把成绩告诉了他之后，他回信毫无责备之意，只是要我总结学习方法，加以改进而已。
这次滑铁卢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过去中学那一套学习方法，主要是靠死记硬背，靠多做习题，对基本概念缺乏深刻理解，不能把各种观念融会贯通。而有的同学，老师讲完一章，就把这章内容归纳成一张图表，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说得一清二楚。于是第二年重修时，也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次得了80多分，多少有了些进步。
二年级的另一重头课是材料力学，有两个班，分别由钱伟长和张维教授讲授。一般机械系的都安排在钱伟长的班上，非机械系的则是由张维教授讲授。钱伟长是无锡人，个儿不高，戴副眼镜，言谈温雅，风流倜傥。虽然不担任我们的课程，但他的名气很大。他是有“火箭之父”美称的美籍犹太人冯·卡门教授的弟子。1937年他考入清华时，国文和历史都是100分，而数学则是接近零分。九一八事变后，他决心弃文学工，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终于转系成功，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张维教授是柏林工业大学的博士。他不仅讲课讲得好，而且关心同学的全面发展。虽然他是机械系的教授，但是唯一在春假带领我们电机系学生外出郊游的老师，记得地点是在黑龙潭，现在我们同学中还保存有郊游时的照片。他的夫人陆士嘉是航空系的教授，也是留德的博士，他们是在德国留学时结为伉俪的。他们夫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
三年级开始分组了。那时没有专业之分，电机系下分三个组：电机制造、发电、电讯。我选择了发电。三个组的课程不尽相同了。发电组的，本系的课程有章明涛教授的“交流电机”、钟士模教授的“电机原理”、杨津基教授的“高压工程”、黄眉的“输配电工程”，还有范崇武、唐统一教授等的课程。外系课有刘仙洲的“机械原理”、庄前鼎的“热力学”、张光斗的“水力发电”，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此后的课程，就不那么吃力了，分数也上去了。
章明涛是电机系系主任，也是浙江鄞县人，和我该是小同乡吧。1929年22岁时，他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清华电机系成立时，25岁的他就被聘任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朱镕基的一篇短文《为学与为人》，就记录了章先生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习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番话，掷地有声，终生难忘。
钟士模是MIT电机工程系的博士，教授“电路原理”。他身材比较魁梧，圆圆的脸，肤色黝黑，讲课条理清晰，课后同学生互动较多，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以后他奉命筹建全国第一个自动控制系，并被任命为系主任。1971年5月11日在一次会议上，他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时年仅60岁。
杨津基教授是留德的，讲授“高压工程”。希特勒执政时，他正好在德国。他私底下同我们闲聊时，说起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推崇有加。这些话，如果晚几年被人听到，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刘仙洲教“机械原理”，在这些教授中他的年龄最大，执着于研究中国机械史。1952年春节，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拜年，他的书桌前摊放着一些线装书，正在专心研究。他说，他年纪大了，过年的事无所谓了；他当时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我们谈起刚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也不加表态，给人感觉是一位“只做学问，不问政治”的忠厚长者。195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教授们中影响很大。
也有的教授因为在国民党时担任过一些职务，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任用，未能发挥其专长。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焕发其青春。
到四年级下学期时，已经是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开始了，四年级大部分同学都抽出来搞运动，所以上半学期还是按正规上学，下学期除还有极少的课程外，主要是做毕业论文。后来，课基本上都停了，毕业论文也免做了。
翦伯赞教我中国社会史
我不能忘怀的课程之一，就是翦伯赞老师的中国社会史的讲授方法。他能把每一阶段的社会状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当然还要讲述一些史实加以说明。因为没有课本，我比较注意做笔记。讲到一定阶段则组织讨论，一般由他亲自来主持。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讨论时，人数不多。他要求每个同学在每个阶段听课后，要将自学中存在的问题都提出来，似乎希望每人都要提出一两个问题。学历史，一般地讲，很少有听不懂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求每个人开动脑筋去想、去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当时我真不知提个什么问题好，迫于无奈，挖出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从猿到人，是先直立起来用手劳动的呢？还是先会用手劳动，再直立起来的呢？”“怎么证明人是从猿演变而来，而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种呢？”老师立刻笑着说：“哈哈，她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家讨论吧！”每次讨论会，他都要求大家提问题、发言，然后由他做总结。这样的讨论会使我深知：必须认真去消化课堂上的内容，还要参阅一些资料之后，才能提出像样的问题。平时讨论的问题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第一次讨论会使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促使我认真地去对待这门课程。不管怎么说，这种教学方法在中学里是没有经历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一般的学习讨论会是比较常见的，所不同的是并非所有讨论会都像翦老师主持的那样，参加的人从老师到同学都那么认真，而且都能敞开思想进行探索。时间长了，习惯了，探讨的问题就更宽广、更深入。有时我们会讨论划分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等）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历史时期的划分总是以朝代、君王为界线？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在历史书中如何来体现？……除了在讨论会上能探讨学习中我遇到和想到的问题，每次考试的题目也是充满了探索学术的气息。一年的课程，确实使我学会了许多知识，学会一些研究问题的方法，学会了一点治学的应有态度。这都是翦伯赞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而且对翦老师的博学多闻，以及他那种平易近人、谆谆教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治学、教学态度更是由衷地尊敬。他宅前有几棵桃树，当桃子熟了的时候，他都会约请我们这几个学生到他家聚会聊天，或一块尝尝新鲜的桃子。一年学习结束时，我整整做了两大本笔记，还有一些大幅图表。翦老师看了很高兴。他为了编写新书，向我借走了全部笔记和图表。当然，我非常乐意为他做一点对他有用的事情。我后来也没有想到问他取回来。现在，我们每一想到这位大师级的恩师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就免不了黯然伤神。
燕京的课外生活
1949—1950年燕园的风物人情给我留下的回忆是如此深刻，如此激发着我的情感；然而燕园墙外的巨大变化却震撼着我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其实，首都的变化早已引起燕园墙内悄悄地变化，只不过我开始时也察觉不多罢了。但是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却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青年的燕园学子和师长们，而且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社会系的同学们聚在老师家中的客厅里，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翦伯赞老师，还有严景耀（注4）、雷洁琼（注5）等老师的谈话。他们是那么兴奋，热情向我们介绍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盛况。不但告诉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物和讨论的内容，还拿出不同样式的国旗、国徽方案，并详细说明这些图样象征着什么？还解释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等，并告诉我们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师生们十分兴奋地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席夜谈。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系里竟有这么多老师都是受国家、人民尊敬的政协委员，而且他们都曾为祖国的解放做出过许多贡献。我第一次为国家大事而振奋，而激动！
从那时起，我除了努力学好所选的课程外，开始挤出更多的时间关心课堂以外的事情，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关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和书籍，如《新儿女英雄传》（注6）《赵一曼的故事》（注7）《青年近卫军》（注8）《西行漫记》（注9）……这些书过去没有看过，从那时起就很快被我迷上了。一到周末我们还会同一些同学到清华大学看《白毛女》（注10）《刘胡兰》（注11）等歌剧或话剧。它们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唱腔和表演方式，使我觉得既朴实又感人，这一切生动活泼而潜移默化的教育，也使我思想的深处在不断地变化着。
与此同时，还有两件实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了。1950年春天，学校里分了一块菜地给我们社会系一年级的新生，让我们五个人一块在那片不算很大的地里种菜、种瓜，我们每周要到菜地里浇水、除草、施肥，劳动一两次。燕京大学其他的院系和邻近的清华大学也都这样地发动和组织同学自己学种一部分蔬菜。这件事虽小，但对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土地的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知道撒下种子，让它发芽、长出来并不难，但要让它长得“茁壮”“像样”倒并不容易。不仅要有一点种植的知识，更要我们精心地呵护它。我们要时刻惦记着它是“渴”啦，还是“涝”啦；是否会被风刮倒，或是否被虫子咬了？终于菜是长起来了，但都不那么“光彩夺目”。这让我们知道干什么事，包括农民、工人所干的“力气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一件实事是让我们到校园附近的农民居住区，给失学的农家孩子上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别人上课。这些孩子家境贫困、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还有些难闻的气味。他们人数不多，程度不齐，挤在一间破旧的土屋里，充满好奇地、挤眉弄眼地等待着我们给他们上课。让我教的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他们分开坐在两侧，我只能给一侧的孩子讲算术，让另一侧的孩子做作业；隔一会儿再交换地讲课和布置作业，搞得我手忙脚乱。这虽然纯粹是尽义务，但我的确从心底里挺乐意为此而忙碌。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接触社会，认识到一墙之隔的差异竟然这么大，老百姓要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大学有大师
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注19）先生有一句论大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进清华的时候，无论是理、工、文、法、农学院，都是大师云集，举国闻名者何止数十上百人。我们的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老师就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泰斗。经济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是“财政学”，这就是当时由陈岱孙（注20）教授开的课。这门课主要是为三年级同学开设的主课。我们这些长期向往名教授，又是刚转学到清华的同学，总惦记着去旁听他的课，尽早亲自体会他讲课的风采和魅力。当时，“财政学”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并认为是一门非常深奥、难懂的课程。到校不久，我们终于挤出了时间踏进了陈先生讲授财政学的大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先听为快，并努力记好笔记。陈老师讲课十分严肃，他有理有据，侃侃道来，既旁征博引，又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内容精炼而丰富，逻辑性强，很有理论深度。可惜我当时的经济学水平还缺乏根基，有些道理在课堂上一时消化不了。下课后，我再次细读所记的笔记，我这才发现陈先生所讲的课，都是一篇篇没有任何多余词句、内容精彩、富有条理性的文章。如果用心去理解和运用这些内容，对经济学是可以较快升堂入室的，有些难点也可以迎刃而解。遗憾的是，由于我当时的社会工作占去了较多的时间，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门重要的旁听课，而集中精力去学习好规定的二年级的必修课。但陈岱孙大师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陈岱孙二三事
说起陈岱孙老先生，这里还有两件事我必须提一下。一件事是陈老师不但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关心弱小、仗义执言的长者。记得1980年清华校庆时，经济系的校友们在清华园聚会，陈老师也去了。当他问起我现在的工作情况时，我如实汇报，说我从干校回京后，已不在冶金部机关工作，而分配到一个有几十名家属的“五七工厂”去了。陈老师一听就直言不讳地说“冶金部还没有完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怎么把清华培养的人才送到一个家属工厂去了”。后来有别的同志把这个话传给了冶金部唐部长。唐部长很看重陈老师的意见，立即批示人事司、办公厅把我从家属工厂调到冶金经济研究所去工作，以落实“学以致用”的政策。还有一件事是陈老师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国操劳，体现出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陈岱老生于1900年，逝于1997年，可谓是世纪老人。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哈佛）、欧，回国后即任清华教授。他不但培育了十几代经济学人，而且在新中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过很多学术上、政策上的贡献。在他晚年时，党和国家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陈老师为此奔走呼号。他在亲自主编了《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之后不久，立即着手组织力量，由他亲自主编《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这时他已年近九十，但他仍是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他说，我是第一批到国外学市场经济的，现在祖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对编撰好这部《市场经济百科全书》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他的豪言壮语感动了全体编撰人员。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亲自出面筹备编写和出版工作。在他的鼓舞下，我们单位和我也有幸参加了由他领导下的编撰和筹集出版资金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如孙立、侯书森等同志，为陈老师主编的这本书写了关于有关“工业”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几十个条目。陈先生在生前还对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多次批阅，提出修改意见，极为认真。只可惜陈老师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本《市场经济百科全书》（1998年10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的正式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楷模和追思的德高望重的大师。
“统计学”和其他主课
当年给我们上“统计学”的老师是戴世光（注21）教授。上课的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口齿是那样地清楚，重点是那样地突出，逻辑是那样地严谨，他的讲课像磁石一般一下子吸引住课堂里每一个同学。他的课程总是安排得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地讲述着。他从最基本的统计表如何划，如何达到简明，有逻辑地列表，一直到各种不同统计对象的统计原理，分析方法，如何从繁杂的现象中去芜存精，表述清楚，都讲解得入木三分。我在戴先生统计学课程的班上，整整学了两个学期。他的教而不倦激起了我的学而不厌。一年中在上课时，总能让我在课堂里目不转睛地盯在黑板上，务求听个明白，记住要点，甚至还要举一反三，由浅入深地去理解。他讲的每一章节都是那么简明扼要、清晰有序、认真严谨。这一年的统计学学习是我以后参加工作后一辈子都受用无穷的。
对少数教授讲课“技巧”较差或条理不那么清晰的课程，我就感到有些费劲了。我记得当时学“货币与银行”这门课时，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开窍，一处“卡”住，就环环不通，一时很难搞明白。直到放暑假时，我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短期放款处实习时，才慢慢有所领悟。经过实习和请教行家，再重新学一下课本，才算明白一些。实践证明，我对一些理论性较强、抽象一些的知识，一直不善于消化、吸收，或者说吸收得比较慢。“货币与银行”是我当时学得比较糟的一门课程。
我是到清华后才开始学习俄文的。对于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学俄文似乎是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学习的需要。因为我们的课本包括参考书都没有俄文本，只有中文本和英文本。在当时的气氛下，老师们也不会再开英文参考书让我们阅读，而多数同学也不具备专业英语水平，阅读起来也不容易。在那个年代，法学院的学生只有中文参考资料和中文课本。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俄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课时很少，老师也少，但是学生很多，一般在大教室，甚至在大礼堂里上课。我记得光是俄文字母就学了很长时间，一年下来，收获有限。同学们似乎是在“随大流”，既不会不及格，但也没有学会去看书。学一种新的文字、语言是比较艰辛的，要坚持、积累，才会有成效，学了不用也会很快忘却。果不其然，我这一辈子，除了在清华上了一年“大锅饭”式的俄语课外，此后，在工作、学习中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俄语。时至今日，连俄文的字母也记不全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法学院多数学生外语水平的状况。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在清华给我留下记忆的另一门课程，居然还是体育课。可能我属于对形象思维较为容易吸收而又感兴趣的那一类型的学生吧。尽管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专长，运动时甚至是笨手笨脚的，但只要多留心、多练习，也能学会。体育课当时在学校里是作为一门不可缺席、不可不及格的课程。我想这是因为青年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期，需要学会锻炼身体的技巧，以便人人坚持锻炼、强身。不能光埋头读书，毕业后因为身体差而成为“废物”。因此，学校对体育的设施、体育的师资都是相当重视的。那年，我的体育老师是全国颇有名望、白发苍苍的马约翰教授。（注22）上课他只讲英文，因为他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我们听不懂。他上课时有一位助教，为大家做翻译，并做一些示范动作，或帮助同学掌握各项运动的要领之类的工作。马约翰老师虽然那时快满70周岁了，但体格仍然健壮，冬天还能穿着白短裤、白衬衫在户外活动，还经常打打网球。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经常运动，所以身体好。他每周要给我们（女生班）上两节课，每天还要指导和督促我们进行“劳卫制”达标锻炼。工作非常认真、热情！
我们体育课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比较独特的。每节课的内容是马老师自己编排，自编自教，而且每节课的内容几乎都不相同。例如：为了锻炼反应能力，他事先会在墙上画许多白色的圆圈，直径不到半米，每个圈内写着不同数字，而且不按顺序排列着。上课时，让你站在离圆圈若干米的地方，持着一个篮球，快速顺时针自转。待你转得头昏眼花时，他发出命令，不许稍有定神的时间，叫你把球投向几号圈。这样连续做10次，记录你投中次数，加以计分。一直练到你“及格”，再让你去打篮球。同样，在打排球之前要先练发球。在对方排球场地上划了许多方格，每个方格都写了号码，然后，他发令要求发一个高飘球（或刹球，或低球等），发到几号方格内，一边练一边做记录，直到大家基本都做到了合格，才让大家练排球。总之，各式各样的球类、田径类的运动，都先要有一段基本技巧的训练，并在讲解各种规则之后，再进行活动。一些条件比较困难的运动项目，也要设法使大家知道如何进行活动。如游泳项目，因为清华当时只有一个很小的游泳池（室内），很难满足教学需要。老师就想出一个办法，在岸上要求大家用“干游”的方法，训练“自由式”“蛙式”的姿势，而且强调了姿势不准确的危害。一次又一次地练到姿势准确以后，才让你下池。至今为止，我一直很少有机会下水游泳，成了“旱鸭子”。然而我有机会到海边，还会游“一口气”的距离，而且姿势绝不含糊，这是得益于当年“干游”的锻炼。
那年清华“劳卫制”达标项目的练习抓得很紧，要求全校同学人人达标。这样每天下午下课后，操场上、体育馆里，甚至空地里都纷纷挤满了人，分头在锻炼，一般每天要坚持三四十分钟。整个“劳卫制”包括的项目是比较多的。制定的标准分为两档：及格和优秀，一般优秀的成绩要高于及格20%左右。例如，跳高，女子要达到0.9米为及格，1.1米为优秀。如果有的项目达不到及格，但另一些项目达到优秀，则可以抵补。这是因为普及运动开展时间不久，所以制定的标准并不算高，目的是要求大家都要锻炼。“劳卫制”的标准对我这个广东女孩来讲是难不倒的，当时老师测试时，我基本能达到优秀和及格。唯有一项万米长跑没有通过，因为我体力不好，又从来没练过。那次测验是第一次跑，跑到终点，差一点就达标，但人已倒下，爬不起来。这时老师把我测试各项的结果算了一下，认为总体我已经达标。因为可以用其他一些优秀项目来弥补。这时，他嘱咐我不要轻易一下子就跑一万米，因为我当时的身体太弱、太瘦。老师还叫我每天坚持吃8颗花生米，要挑又大又胖的吃；然后去练习射箭，以增加肺活量，增强胸肌。当时还亲自教我如何持箭、拉弓、瞄准，以及如何配合呼吸等。最后他还高声对我说：“记住！8颗！”真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对这四个字我仍言犹在耳。只可惜我没有长期坚持下来。这件小事，使我深有感触，这是老教师对年轻一代的无限关切。他对不同的学生，施行了多样的、因人而异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对青年一代的热情，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在清华的日子里，确实有不少类似的轶事，使人难忘。
孙晓邨、张君秋和乌兰诺娃的指导
这场演出的实践，让我重新考虑自己该如何对待这短短一届学生会文娱部的工作。我不能一干活就想起花的时间太多，要影响学习；一学习又想起有些该干的活还没有干，结果是什么事也干不好。左思右想，我还是下决心牺牲一些时间，认真把这一届学生会的工作干好。通过前一段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搞文娱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仅要抓现实的活动，还要抓长远的活动，做到各个社团都有储备。自己要为同学服务好，就要安排有品位、有情趣，而且能满足不同要求的活动，以多种形式来调节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体会到，各个社团是推动全校文娱活动的骨干力量和依靠力量，只有各个社团不断地提高，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否则，就会成为无米之炊，既无法以新的内容持续下去，也难以适应和完成一些紧迫而重大的新任务。有了这些想法之后，便在行动上学会用新的办法来开展工作，中心是设法取得外援，以获得新的知识和内容。例如，在舞蹈组的同学中，请那些功底比较好、学得快、善于教舞的同学在周末或课余，到一些专业学校或文娱单位中去学习一些的新的表演舞和集体舞，当他们学会之后，再回来教会大家。同时也找机会邀请一些舞蹈专家来校讲授。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中国舞协的孙晓邨（注25）同志于星期日来校讲课，整整一个上午，他在草坪上边讲授边示范，介绍了我国各主要少数民族舞的特征、文化背景、发展渊源等。他把朝鲜舞的舞姿、舞步细细地分析、示范，突出了仙鹤的形态，加以艺术化。由此我们才知道原来朝鲜古代的图腾就是仙鹤。随后，他又把新疆舞、蒙古舞、藏舞、红绸舞等一一做了剖析。这次讲课，使大家加深了对舞蹈的理解和对表演技巧的感知，引起了大家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在清华园里还经常有机会欣赏一些国内外著名团体和个人的演出，有时也有一些交流。有一次，京剧名家张君秋（注26）来校演出。我们不懂京剧，但对京剧的化妆十分好奇，特别是男扮女装，更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们提出要求，想参观他的化妆全过程，没想到他欣然答应。他自己给自己化妆，一边化妆，一边给我们讲解，从京剧的脸部扮相，到包头，到如何把大脸盘变成秀气的闺秀，如何戴头饰、甩水袖、走云步……既耐心又细致地讲述和表演。这使许多“京剧盲”的大学生们大为惊叹，大开眼界。还有一次是苏联的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注27）来到中国演出。那天，她是来参观清华大学校园的，却应大家的要求跳了一小段。虽然她已经是上了岁数的妇女了，但她对观众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使我们对她过去的辉煌更加敬佩。最后，她邀请了几位同学，作为她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制作纪录片的观众。我有幸被邀，不仅看到了她的表演——由于摄影技术问题，她还反复地表演多次，我们也有机会多看几遍。这次活动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去怀仁堂，所以分外高兴。
除了观摩演出，平时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晚上，除电影演出外，就是组织各种文娱晚会。我们常常在那排平房院（三院）的教室里，摆开了棋类活动，猜谜语活动，举办古典音乐欣赏，开辟游戏室，教交谊舞等，各式各样。只要有条件就开设一个活动室。各活动室都挤得不行，十分热闹。为了满足同学们的不同要求，虽然十分劳累，但心中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些文娱部的同学都觉得自己尽力为同学们做了一点好事，就心满意足了。每逢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要做的事就更多了。全校师生为了参加游行，或是到天安门前联欢，都要学会一些新的集体舞，还要学唱一些新的歌曲。这些教歌、教舞的任务，都是在节日前十天左右开始安排和练习。这些新的歌、舞主要靠平时有计划地储备，届时就可以拿出来传授。与此同时，各社团还要准备许多表演节目。例如，腰鼓队经常在游行队伍中，边走边演，它的鼓点子往往是行进队伍的节拍，能鼓舞大家在长途游行中的“士气”。腰鼓的表演花样总不如舞蹈和歌曲那么多，局限性比较大。但是腰鼓队队长王世政和陈富权同学总是带头想法编些新花样，甚至在队列上也要变变样才高兴。其实他们在行进中不停地表演是十分辛苦的。待到游行队伍进行中要休息，或者到达天安门前休息等待的时候，这就是舞蹈组、歌咏队进行“街头”演出的时刻。这样，可使整个游行队伍在行进过程中显得生龙活虎、充满了朝气，忘却了长时间步行的疲劳。
董必武送行土改团
通过在北京集中学习，重点解决了以上思想认识后，1951年8月下旬，大家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前门火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令人意外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注29）同志亲临火车站，他老人家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向每一节车厢的同志们挥手送别。
从北京到武汉的火车上，兴奋的同学们笑声不断，但也有不少是第一次乘火车离开北京、离开家的，有一位低一年级的燕京同学，当火车离开丰台站时，他竟然落下了“思乡”“思家”的眼泪。在他看来，丰台已是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当大家发现后，都逗他，取笑他，一直逗到他破涕为笑为止，真是一群开心的“大孩子”呀!
一昼夜的行程，我们到达了武汉市——中共中南局的所在地。整列车的乘客都在那里下车，刚下车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热情的接待。我们在中南局早已准备好的一处空着的大厂房内下榻。据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前一家英商的打包厂，当然条件比较差，大家都在厂房里打通铺。不过，大家早就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只是觉得挺新鲜的。学习时都集中在中南局大礼堂内听报告，讨论时则分散组织，有时还在“大通铺”上讨论。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主要任务是学习土改政策及有关条例、细则。除了中南局的领导作一些一般性报告外，主要由中南局土改委员会杜润生同志作系列的报告。主要讲的是中南地区农村形势。他操着一口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情况掌握得又细又全，分析得头头是道，加上风趣和幽默，大家听得十分过瘾，不停称赞他“不愧为中国农业专家”。听完报告后总是由清华社会系的吴景超（注31）教授上台，代表大家感谢一番。同时组织小组讨论，“消化”报告内容。最后，才公布全体参加土改工作的成员和组织领导的名单，以及工作地区的安排。我们参加土改的队伍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土改团分配到柳州地区工作，主要由北大、辅仁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一部分政协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组成。第二土改团则安排在邕宁地区工作，有清华和燕京法学院的全体师生，也安排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社会名人，还有以协和医院为主组成的医疗队。土改团的负责人是由各系统领队联合组成的。由当地（广西）的负责人担任一把手，其他系统的负责人则分别担任副职或党团领导工作。我记得第二土改团的团长是广西的刘宏同志（后来是谢芳春），副团长由胡绳（注32）、田汉（注33）担任，吕森（注34）（清华）和刘文兰（注35）（燕京）同志还担任了相应的领导职务。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继续南下，第二土改团直接乘车去南宁市。
离开汉口之前，同学们都想出去看看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的风貌，尝尝那里的特色小吃。因为我小时曾在汉口住过，加上气候闷热，所以没有兴趣再出去逛街了。没想到老同学贺宝晏还忘不了当年想在汉口“吃豆皮”的故事。他们班上的上海男同学，早就打听到中山路西端有一家汉口最具特色的豆皮小吃。大家都不想放过良机，去品尝一番，已经尝过的同学也表示“值得一尝”。贺宝晏等几位北方的同学都为之动心。心动不如行动，因为时间不多了。不巧正准备出发之际，天上乌云密布，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到了汉口却不能“到此一游”，也没有“到此一尝”。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尝到汉口豆皮的味道，至今仍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悬念。
乘火车从汉口到柳州，一路上寂静无奇，车速又不快，“咣当”“咣当”地晃悠着前进。从柳州到南宁这段路程虽不长，但是行走的时间比从汉口到柳州还长，因为这段路刚刚修好，不少同学——大部分是一些坐不住的男同学，都跳下来，跟着车走，走累了再上车坐坐，坐烦了又下来……铁路两侧长满了亚热带植物，茂密的大树，一眼看不透，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亚热带地区。而这条铁路正是刚从密密的丛林中开辟出来的。铁路就好像被层层绿树包了起来，抬头只能从树隙中看到透过来的几缕阳光，时而吹过一阵热而爽的风。两侧的树木我们都不认识，但当驶进有田、有茅舍的地方，就看到不少大榕树、椰子树，还有不少芭蕉树、木瓜树和菠萝树。如果不是我们看见了这些果实，也不会认得这些树的。一路上我们这一群青年人兴奋极了、新鲜极了，我们好像在童话般的意境中漫步，穿越着无尽的“绿色海洋”。当时，我们觉得说了半天土改，但连一点土改的边也没沾上。除了一路上欣赏着亚热带风情，同同学们不断地侃大山，车厢里只是一片欢笑和开心。当时大家觉得去土改、去革命、去体验生活，真有诗意、真浪漫，太好啦。这是一条难忘的绿色的路呵！
火车终于“爬”到了邕江（注36）沿岸，那里长着许多“大叶小蕉”的香蕉树，密密的丛林已甩在车后面了，前面一片嫩绿，像是一片片半透明的翡翠向我们摇曳着，美极了!这就是南宁（注37），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集中住在南宁市的近郊区一个叫心圩的村里，在一个茅草的竹棚里学习如何开展土改工作的具体步骤和工作方法，还听取了当地详细情况的介绍。在那里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了解和学习一些完全陌生的工作方法，一套完全陌生的新鲜词汇。大家都非常认真，用心地去听、去记，直到基本弄懂为止。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独立、自信地开展工作。整套土改工作的程序大致如下：
进村之后，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首先要实行“三同”，即要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一段“三同”之后，摸清村里的情况，发现村里的积极分子。这个过程比较长，事实上也是一个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过程。然后对积极分子进行比较、培养，经多方考察和工作组内部的讨论，确定“根子”——他（她）应该是土改运动中可依靠、可培养的骨干分子。发现“根子”之后，就要“扎根”，即要对其不断培养，不断提高其觉悟，放手使其承担任务。这时再让“根子”去发动群众，让“根子”去组织贫苦农民，这叫“串连”。在“扎根”“串连”的过程中，认定并明确村里的剥削者——地主。在“串连”的过程中，对地主要背靠背地揭发其罪行，算剥削账，并归纳有关他们的所有材料进行分析。一般来讲，一个村里往往不只是一个地主；而工作组要引导群众只选择其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只有当材料确认无误后才能确定斗争的对象。这时就要依靠积极分子组织群众消除顾虑，去面对面地倒苦水，进行说理斗争，目的是要通过斗争会的形式，使广大农民懂得地主的罪恶所在，说明剥削者不耕地而掌握着劳动者的命运，而劳动者既没有地也吃不饱，祖祖辈辈被剥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实。这就使广大劳动农民懂得了土改的目的，懂得劳动人民坐天下的合理性。由此动员大家，要做到劳动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就要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并懂得被剥削者只有牢牢掌握政权，才能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人。
这一套新理论，过去在农民头脑里世世代代都没有想过、见过，也没有听过。因为农村的交通阻塞、信息不通，再加上受封建思想的压制，老百姓十分闭塞。这就是为什么要花很长时间去做思想发动工作的缘故。一般来讲，越是贫下中农，越是仇大苦深的劳动农民，对土改的概念接受得越快，而在运动中比较积极、自觉的，往往都是村里的骨干分子。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决定整个土改工作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学习时，团队领导再三强调进村后必须坚决做好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段工作用的时间最长，也最艰苦，必须要用心、认真去对待才行。
随后，便进入划分阶级成分的阶段。侧重让我们弄清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以及具体划分的界线，掌握住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方法。特别提出要划分地主同富农的区别，要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分清小土地出租者同富裕中农的区别等。领导着重强调如果政策掌握不稳，工作做得不细，会造成不良后果。除地主、富农外，除工商业者和小土地出租者外，其他的阶级成分都属于劳动农民内部的阶级划分。因此，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方法都要交代给农民，让他们自己掌握好这把“尺子”去衡量自己，去衡量村里的每一户农民。方法是充分讨论，三榜定案。在讨论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强调畅所欲言，同时组织积极分子深入到各家各户分头讨论。因为这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个重要环节，讨论会非常热烈。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争执，这时就要加强顾全大局、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教育。通过自报—讨论—公议后，出一榜公布，再根据公布的情况，再次核实材料，再讨论；再自报公议，再公布出榜。这样反复三次才能最后定案。因为大家明白，如果搞得不准、不细，容易搞乱阶级阵营，容易影响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每发一榜，都要认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搜集意见、集中意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直至方案成熟、各方基本满意，才算结束这一阶段的工作。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入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然后将土地按照村里人均土地拥有量的大致水平，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下中农。这时强调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如耕地不能按人头平均分配，因为各户劳动力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另外，并非要把原有土地混合起来分配。基本办法是：中农的地不动，其他贫下中农、雇农，根据其原有耕地状况，分配新的土地。当然还要充分考虑到原有土地地理位置、肥瘠状况、水源、环境、原有土地种植历史等因素，经过综合分析才能制订出分配方案的建议。这项工作比较细致、复杂，要通过全村的农民充分讨论才能定案。这时还要交代一个政策，就是对地主、富农仍旧要分配一份土地给他们，使其通过劳动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外，在分配土地、浮财以及房屋之前，还要组织一次“报上当”的活动，也就是说有个别农民在土改前夕，曾经接受过地主或富农的馈赠。因为一个村里，人们往往有各种关系，如同家共姓，或有千丝万缕的亲戚朋友关系等。为了避免土改中被斗争的窘境，地主们常常会出于拉拢关系的考虑，而主动赠送浮财，或分散浮财。而通过“报上当”这个活动，使受赠者解脱“负担”，也可以使大家能更合理地分配地主、富农的财产给应得的劳动人民。这一阶段的工作，基本上要让广大农民看到并拿到土改的胜利果实。接着就要帮助农民在村里建立政权，以保证胜利果实不会丢失，也是为了防止剥削者反攻倒算。
如果前一段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农村的建政工作也相对顺利。因为村里的积极分子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已经涌现出来了，在群众中也已拥有一定的威信。如果对这些人的觉悟水平、工作能力、群众关系以及本人的品德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则在建政、建党，以及建立农会、青年团、民兵、妇女会等项工作方面，都会比较顺利。一般情况下，领头人的担子就会落到工作组进村后发现和培养的“根子”的肩上（个别也有例外的）。等到这些工作结束后，工作组的任务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向知名的人民艺术家学习
整个展览会的内容十分丰富，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但由于筹备时间比较仓促，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筹备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把基本的典型材料收集、核实之后，筹办人员便分头着手于加工成展品。有的在构思画面，有的根据构思的画面编词，有的在收集整理实物展品，还有的在构思做成泥塑等。他们都是在因陋就简的条件下，艰苦地工作着。例如，滑田友（注41）教授，他是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的知名艺术家。众所周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用汉白玉制作的浮雕群中的《五四运动》，就是他带领着学生精雕细刻的杰作之一。但是他在麻子畲搞雕塑，却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条件。任务紧急，又没有帮手，他只能自己拿起锄头、铁锹，找一块沙石比较少的黄土地，边挖土，边筛泥，然后用脚踩成黏黏糊糊的能捏成型的泥块。他要用泥塑表现斗争会的一角。因为人物比较多，不能一一从头做成泥塑，于是他要我到村里找一些男、女、老、少有代表性的村民做“模特”，请他们来把他们的手、脚套出模子，再按模子做出泥塑的手、脚，再用衣服、树枝等做成人物的身躯。当然，头部却是要用泥一点一点塑成各种表情，再组合成各种姿势的泥塑人物。在另外一块树林下的空地里，靠在大树上的是一个用竹子扎成的长方形框架，足有两米多高，中间绷着一块很大的白被单（旧的）。原来这是广西的画家阳太阳（注42）在画一幅毛主席像。当时没有油彩，他只好用粉彩一笔一笔在涂抹着。他一边画着，四周围着一群孩子，有时也有不少村里的老乡们，站在那里看着、笑着。这位画家如果发现“观众”里有他想要的素材，他就会暂停作画，对准那些穿着不同服饰、戴着不同头饰的壮族妇女，用笔很快地在他的速写本上留下痕迹。毕竟是画家，他手头已经收集了不少壮族特有的民风民俗的素材。到了傍晚，大田里收工回家的村民们背着农具，拖着疲惫的身子，总要绕道走到艺术家们工作的现场，伫立一阵，议论一番，才肯回家。说实在的，这些写实的“艺术品”，对他们来讲都是别开生面，生平第一次见识的，因而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也不时地问老乡们，能否看明白画家们画的是什么？雕塑的是什么？他们都会高兴而如实地回答。如果有人说看不明白，作者就要做一番解释。如果解释还不明白，就要考虑作品是否不够通俗了。因为艺术家们的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为农民们创作的，当然希望能接近群众，接近生活，为群众所接受。为了让所有作品表达出土改的主题，事实上麻子畲的老百姓已经成为展览会的第一批热心观众。他们不但发出赞叹之声，还久久凝视着这些展品舍不得离去；同时，他们也是直率的批评者，他们会用坦诚的语言提出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土改展览会的展品，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在群众的鉴赏、监督下完成的。
那些参加土改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不管各自的名声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他们同样努力地同村里的老乡们实行“三同”，向周围的同志们、老乡们学习。在劳动之余，人们才能发现哪些是搞文艺工作的，哪些是学生，哪些是搞行政工作的。因为文艺工作者总要保持着自己的习惯和职业爱好，显示出各自的特色，用自己的独特眼光来审视、来欣赏、来记录时代的变革和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就充分显现了他们对艺术工作的执着和热爱。我在麻子畲工作阶段，尽管只是接触到点点滴滴，却对我这个好奇心很强的年轻人，留下了一生都值得追忆的故事。
张定和的委屈
记得我随着土改团的大队人马走向麻子畲的时候，是沿着小径走进村子的。我只顾环视着周围的美景，亚热带的绿树、奇花、野草……色彩鲜艳，叶盛枝繁，如诗如画，美不胜收。当我尽情观赏时，忽然听到有人在低声哼吟着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田园交响乐的主旋律，一节又一节，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边走边哼。确实，此时此景同乐章里的情调十分合拍。我猜测这准是一位文艺界的人士在那里触景生情吧。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后来，偶然碰到一件事，是低我们一个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愣愣地向他提了一条意见，说他有“资产阶级思想”“来参加土改还要每天化妆，还是一个男的！”当时，他显得很尴尬，当众说明原委，也显得十分委屈。原来他得了一种“怪病”，全身缺乏色素，如果不涂上与正常皮肤相似的油彩，皮色是蜡黄和苍白的，跟死人的颜色一样。所以，他终年都要穿上长袖衣和长裤，在外露的部分都要涂上油彩。这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他觉得有苦难言。他没想到这位女同学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放了一炮。他只好辩解说：“你们以为我愿意化妆呀！我每天化妆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要把大家吓着了。”经他解释后，大家才都明白了，并深深地同情他。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写过一些救亡歌曲的作曲家张定和。
同安娥和田汉的接触
参加那次土改的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大部分是中年人或老年人，有的体质较差，有的还患有慢性病。但他们都不愿放过这次好机会，深入实际，体验生活，根据各自的身体条件，尽力在实战中锻炼自己，同时还可以从实践中收集各自所需的生动素材。例如，当时抱病而来的安娥同志——《渔光曲》的词作家，她身患多种慢性病，不能直接参加“三同”，为了照顾她而留在团部。按照医嘱，我经常要到她的住地做葡萄糖静脉注射。打完针之后，她总要跟我聊一会儿，询问我的工作，询问周围发生的情况，非常热心并富有同情心。当她知道我硬着头皮为村里的妇女做过一次接生时，她立刻关心地问到这位产妇的近况如何？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还告诉我一些关于产妇应如何调养，婴儿应如何喂养的一般知识，并再三嘱咐我注意身体健康等。她的老伴田汉同志却是体格健壮、精力十分充沛的老人。他白天在各村中巡视，除负责一些团部的领导工作外，晚上总要写些什么，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老作家。
巧遇诗人艾青和作家李又然
在那一段时间里，接触较多的文艺界人士就是诗人艾青（注45）和作家李又然（注46）同志。他们俩既是同乡又是同学，长期在一起。在广西土改时，他们俩又分在一起，所以两人总是形影不离。在麻子畲第一次我和他们相遇时，艾青劈头便问我是否认识薛传谋和薛传廉。我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大哥和大姐的。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原来，大概是在1938—1941年间，他们和我大哥、大姐都在当时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广西桂林工作过，我大哥传谋是从上海、太行山、武汉转到桂林，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社里工作。而我大姐传廉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由于大哥的关系，让她在课余时参加一些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大姐在演剧方面有一点天赋和爱好，尽管她从未接受这方面的训练，但她是个胆大敢于实践、记忆力又强的女学生。一些“大厚本”的话剧，什么《蜕变》《日出》（注47）等，她都敢演。在马路边上，也敢站在人群中扯着嗓子演讲一番。因而她在那个小城里名声在外。这样，在当时文艺界工作的朋友都会彼此相识。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我时，觉得脸有些熟，似曾相识，当打听到我的名字之后，他们就立刻想起我哥和姐来，毕竟一家人的长相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谁也没想到会在邕宁地区土改工作中，认识了薛家“传”字辈最小的妹妹。当时艾青、李又然大约比我要年长20岁。在我心目中，像对待长辈那样尊敬他们，或许是由于这种相识的背景，他们也十分关心我。
艾青和李又然同志工作的村子离麻子畲并不远，隔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总要到团部或中队部开个会或研究一些工作，一般在开完会或晚饭后，总有一点自由活动的休息时间，他们就会叫我一块去散步。傍晚时刻，我们喜欢沿着邕江江岸漫步，欣赏着日落的美景，凝望着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晚霞。邕江并不是很知名，然而对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讲，她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很满足，很富有诗情画意。邕江的两岸长满了茂密的深绿色的大树和野草，江水不算很清，流速也不湍急。而星星点点的小船、竹筏子，一串串的拖船，不停地在江面上浮动，由远而近，由近而远……顺着蜿蜒曲折的邕江，缓缓地消逝在朦胧无边的晚霞之中。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流连忘返的风景画！
我们偶然也会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一天工作又比较劳累的情况下，来到村边找一棵遮阳的大树，身靠树干，席地而坐，松弛一下连日的疲劳。有时还能看到远处的牛群，慢吞吞地走上回栏的小道，沿路还不停地摇着尾巴，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牛群中还有一些可爱有趣的小牛犊，在母牛周围蹭了又蹭，真是一幅别具风格的景致。我们凝视着这一切极平凡而又充满田园气息的自然美。就在那一瞬间，艾青同志很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拍纸本，一支铅笔在他手中很快地转动着。他只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那只“会笑”的小牛犊，十分传神。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大诗人，怎么也不曾料到他会有那么深的速写功底！他们便淡淡地讲述了过去在浙江、在法国学画的片断；也会谈起他们两人在法国相处的艰苦岁月。有时也不免讲到他们一块在延安的点点滴滴，叙述十分平淡、谦逊，但可窥见他们不平淡的奋斗经历。最后，自然还提到了艾青的“艾”字的来历。原来他本姓蒋，名海澄，浙江人，但他对蒋氏家族十分反感，加上浙江还出了一个蒋介石，因而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就在“蒋”字上的草头下打了一个“×”，这就成了“艾”字了。他们经常讲着一些既是轻描淡写又是真实动听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知名人士能淡泊名利，放下架子，同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流、聊天，感到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在平凡中的伟大。他们同群众亲切相处，既是出于一个人民作家吸取生活素材的职业需要，也充分体现出他们个人的素养。这对我自然是一种难得的身教。
当然，他们时而也要问问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经历，甚至还要“追究”我为什么这么瘦弱。有一次，他们问我是否见过邕江对岸的集市？我据实说从未去过。他们掐指一算，那天正逢“趁墟”的日子，于是决定马上出发，带我去看一次热闹。我们走到岸边的土码头上，挤上了一艘小小的渡船，两名船工，一名船工撑竹篙，一名船工划桨，摇摇晃晃就到了对岸。岸上是一条窄长小街，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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