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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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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意在剖析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这本小书在短短两个月内写成，在战争中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书中对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崩溃”（亦是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事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融合了作者的个人情感、政治见解和历史解读。《奇怪的战败》象征着布洛克历史写作的重大转变。它更像是一部回忆录，而不是学术著作；素以社会与经济史研究著称的布洛克在这里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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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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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犹太裔史学大师。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索邦大学、蒙彼利埃大学等校教授，专攻中世纪史研究。著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奇怪的战败》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书。20世纪末法国出版的《历史科学辞典》称他为“本世纪两到三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或许，是他给予了历史科学的变革以最具决定意义的也最为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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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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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目击者的陈述
第二章一个战败者的证词
第三章一个法国人的自省
附录：马克·布洛克的遗嘱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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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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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构成布洛克年轻时代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在法国针对犹太公民所爆发的反犹主义。在布洛克出生的那一年，爱德华·德吕蒙（douard Drumont）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控诉犹太人正在毁灭法兰西民族。对法国犹太公民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12年间，对犹太裔军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的误捕、审判和叛国罪之裁决占据了法国政治，直到1906年这一裁决被最终推翻。〔3〕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布洛克开始形成他贯彻一生的信念。首先，他对法国军队产生了怀疑：军队的势利，反犹主义，反共和主义，还有其狭隘的教育体系。其次，他对新闻界抱以极大的质疑态度，因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煽风点火，左右公众意见。再次，他开始对法庭审判程度着迷，还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讯问证人（证据）的专家。第四，布洛克意识到谣言、丢失的记忆以及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是无所不在的，并设立了他终身的追求——揭露谬误，理解谎言传播的途径和影响。最后，布洛克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也为事件的结局所加强。尽管这12年里有恐惧和暴力，布洛克却在德雷福斯的法律辩护中看到了1789年的神圣原则——给予一切法国公民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经久不衰的证据。〔4〕
布洛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服役，从军士升到上尉，并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他在战壕中的经历对其个人和其智识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几乎每一天，布洛克都亲眼见证勇敢的战友死亡，以及无数个错误信息、机构混乱和军事失误的事例；但是普通法国士兵的勇敢与高尚之举增加了布洛克的民族自豪感——法兰西在1918年11月打败了更为强大的敌人。〔5〕
战争结束后，布洛克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其所在的省份刚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学者、教师，写下了不少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涉及法兰西国王对农奴的解放，王室神秘的治愈力量，以及法国的乡村史。1929年，布洛克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同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and Sociale）。这部创新的学术刊物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制作出更具“人性的”、更易接近的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布洛克的兴趣拓展了。他不仅撰写经济史、科技史，还涉猎教育学、历史编撰学和日耳曼传奇。布洛克的写作风格简明、扼要，他的路径总是批评的、比较的，而他的主题一贯地触及那些他认为重要的议题：权力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
1936年，布洛克回到巴黎，执教于索邦大学。3年之后，他出版了两卷本的权威综合性著作《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这部著作是中世纪研究的奠基石。凭借独到的洞察力，布洛克运用了一系列的学科知识，包括语言学、法学、文学、图解术、地名学、地理和心理学，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描述了其背后的集体心态。〔6〕
在两次大战之间，布洛克有意地避开政治。像许多老兵一样，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然而，在1933年之后，他逐渐对法国羸弱的议会制度和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而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心生警惕。私下里，布洛克日益批判法国的统治阶级，他控诉资产阶级既不领导也不理解民众。当战争在1939年又一次迫在眉睫的时候，已经年届53岁、成为6个孩子的父亲的布洛克作为年龄最大的预备役上尉重归法国军队。〔7〕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布洛克在1939年9月投入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带着1914年时流行的乐观。对他而言，这毕竟是“第二次”了。〔8〕在“虚假的战争”阶段——在那8个月里，法英联军无所事事，而波兰却被德国和苏联征服，芬兰也被苏联所侵袭——布洛克的意志消沉了。当被任命为北方的英军联络官后，布洛克注意到法英合作关系的冷淡。在负责燃料供给的时候，布洛克交替经历着两种情形——狂乱的活动，或是无所事事地杵在前线、提心吊胆于战火何时会燃起。〔9〕
在布洛克的私人信件中，他极度批判法国政府。他恼怒于审查制度和官方的宣传，批评他们“让人回想起1914年最糟糕的时日”，而且缺乏开明、勇敢的领导。10月8日，他向费弗尔坦白自己“败坏的道德”：“我们自己翻身倒向了厄运。我们出卖自己的灵魂，只为了一点喘息的机会、脑力的劳动和个人的自由……在足足4年的恐惧之后活下去。我们错了。”〔10〕
糟糕的等待期结束于1940年5月10日清晨4点30分，即德军在西线开始发动攻势的时刻。6天之后，德国人突破了盟军的防线，一路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同时切断了在法兰西东北方和比利时的英法军队的主要供给线和通讯网络。5月31日，布洛克参加了被困于敦刻尔克的约20万英军和13万法军的疯狂大撤退，但只是在同一天回到了诺曼底。在向雷恩转移的路上，布洛克目睹了法国军队的重整失败和德国人的不期而至。〔11〕
法兰西的崩溃来得迅猛、残酷。当其军队节节败退之时，法国政府在6月11日放弃了巴黎，并拒绝开展总动员；5天之后，当局请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l HenriPhilippe Pétain）。正当布洛克向南逃亡、与他的家人会合时，贝当组建了一个政府，准备结束战斗，并于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实则是投降。〔12〕世界因法兰西的崩溃而震惊，只剩下不列颠独自抵抗纳粹对整个欧洲的控制。
布洛克的世界被粉碎了，既因为战败，也因为法兰西的分裂——一边是广布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德国占领区，一边是南面较小的一块尚未沦陷的区域，由贝当的维希通敌政权所掌管。布洛克在乡间的家中重逢了自己的家人，他回到书斋，撰写了《奇怪的战败》。他带着“极度的愤怒”写作，详细描述了他的经历，分析了导致战败并使他自己和民族受尽“恐惧和屈辱”的军事失误。
这时，布洛克面临着法国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无法回到纳粹治下的巴黎，便在海外为他的家庭寻求庇护。他和美国的同行拟定合约，试图在美国拿到一份教职。在等待美方结果的同时，他在流亡所至的克莱蒙费朗市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中获得了一个职位。在那里，布洛克受到了此前被纳粹撤换掉的前同事们的欢迎。〔13〕
贝当政府迅速翻脸，要从法国的公共生活中剔除犹太人。1940年10月3日颁布的《犹太人法令》（Statut des Juifs）威胁到了布洛克的学术职务；但多亏他在1941年1月5日的特殊服务，布洛克成了驱逐法之下仅有的十个豁免者之一。令人沮丧的消息随后即至。1941年春季，赴美工作的希望化作泡影，而法国当局也驳回了他的两名到达参军年龄的儿子的移民申请。一直犹豫于背井离乡的布洛克，此时已无路可逃。〔14〕
1941年3月18日，布洛克撰写了他的证词。他没有拒绝祖辈犹太人的信仰，同时强调了自己首先是法国人的身份；他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同时坚称他的犹太特征和法国身份是完全相容的。
长久以来的家族传统将我和我的祖国紧紧地绑在一起。我在她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中找到了养分。事实上，无法想象我还能在另一个地方自由自在地呼吸……在两场大战之中，尚未轮到我为法兰西捐躯。但至少，我能够带着所有的真诚宣誓：我生是法国人，死是法国魂。〔15〕
一如往常，布洛克沉浸于他的工作，撰写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又译《为历史学辩护》）。虽然失去了自己的文稿和藏书（德国人在掠夺他的公寓时抢走了这些），又时常被忧虑和危险扰乱思绪，但布洛克坚持为自己的技艺做辩护，强调它在西方文明中的价值，最终将耻辱和战败化作了一部充满勇气的作品——将希望寄托于他的技艺和法兰西的未来。〔16〕
但与此同时，他却输掉了自己和费弗尔围绕《年鉴》展开的斗争。向法国政府的雅利安法律低头的费弗尔执意要从刊头中除去布洛克的名字，从而保证他们的刊物不被取缔。布洛克只好咽下这口气，接受这又一遭不公正，但他继续匿名为《年鉴》撰写文章。〔17〕
1941年秋季，布洛克一家迁至蒙彼利埃，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在法国南部，为数众多的贝当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不甚待见北方的犹太难民；在那边的大学里，有一位保守的院长和布洛克是职业上的敌人。不过也正是在蒙彼利埃，布洛克首次和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取得了联系。〔18〕
1942年11月，一切都变了。作为对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回应，德军侵略了未占领区。惊慌失措的布洛克一家逃离蒙彼利埃，前往在富热尔乡村的住所。布洛克的教师生涯已到尽头，56岁的他做出了重大决定：在确保家人的安全之后，布洛克继续向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里昂进发，从而成为了一名全职反抗政府与纳粹侵略的战士。〔19〕
他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这是荣誉的问题。参加抵抗运动给了布洛克维护自己的法国身份、价值和勇气的机会。这也是对他身上的犹太遗产和法兰西民族之一员的肯定。或许这里还伴随着一点野心：倘若他在战争中幸存，他无疑将成为解放后的法兰西的领袖之一。总之，抵抗法西斯侵略是布洛克作为历史学家之信条的合理表达——兼为独立的思考者与勇敢的行动家。〔20〕
布洛克成为了“法兰克射手”（FrancTireur）的成员，这是一个年轻爱国者的组织，带有民主、共和、反布尔什维克、反种族主义和支持欧洲联盟的倾向。〔21〕一位纤弱、年长、戴着眼镜的教授要从“法兰克射手”的年轻领导者那里获取信任，并非易事。在最初的岁月里，布洛克始终是个局外人，他的职务常常变动，多是些杂役；他抱怨那里的无序，也怀疑自己的价值。但在1943年中可怕的搜捕浪潮之后，布洛克成为了一个区域的首领，代号“纳博讷（Narbonne）”。他身兼数职，但主要负责在盟军预期登陆的法国南部地区进行部署。〔22〕
那个时代需要胆识和冷静，需要个人主义和团队意识，需要懂得通讯的技巧和谨慎，最重要的还需要使命感，而布洛克正是一位理想的领袖。他拥有一支由年轻同志组成的小团队，他们虽然不知道布洛克的来头，却极其忠实于这位年长的领袖——他不仅和他们共患难，还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柱。布洛克的行程在1940年的溃败之后第一次变得机动起来；他在法国南部旅行，还几次前往巴黎。他还为抵抗运动的出版物供稿：这些文章比他的学术作品更加辛辣也更具有党派意识。布洛克享受着作为地下战士的生活。他远离了恐惧和消极，在法国的解放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3〕
1944年3月8日，布洛克在一次大规模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并被转交盖世太保。法国新闻界大肆宣传了这位“共产主义犹太裔恐怖分子”的被捕事件，并吹嘘此举“斩获了”抵抗运动的首脑。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Vlkischer Beobachter）也宣称这粉碎了“犹太人的阴谋”。但这只是夸大其词。正如布洛克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
在里昂的蒙吕克监狱（Montluc）里，布洛克受尽盖世太保的折磨；但除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供出任何情报。他的同伴试图解救他，但是失败了。在1944年6月16日的夜晚，即盟军登陆诺曼底的10天之后，布洛克和其他26位囚徒被装上卡车送往里昂的郊外，在那里他们被德国士兵射杀了。两位幸存者记述了那血腥的场面。据说，布洛克在面对死亡时竟还安慰身边的一位年轻战友，他说子弹是不会疼的；“法兰西万岁（Vive la France）”——这就是布洛克最后的遗言。〔24〕
带着两次世界大战之烙印的布洛克在1943年投笔从戎之后重获了他的自由。人们在黑暗的时代面前有许多选择：逃离——向外逃跑，或在“内部流亡”；适应——尽其所能保护自己和家人；或是公开抵抗。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尝遍了这三种选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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